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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八七嫂 女恶霸手遮半边天（2）
勾结衙蠹，贻毒一县。这条罪状，最终是“乡民被害者数百人泣诉”，由上级官署查实后，写在判词上的，略谓：“前后官府月吏素与交结，往往将词人科罪，含冤白死者不一。是以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乡民有争，不敢闻公，必听命其家。”
一个以女无赖为魁首的流氓团伙，且并没有显赫门第、勋业功名之类可资倚仗，竟得以嚣张到这等地步，确实骇人听闻。
官氏团伙的终极命运是一朝覆灭，官八七嫂编管信州，儿孙等分别刺配，所有爪牙或徒或杖，各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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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淫棍桑中 男扮女装入闺房（1）
明朝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盛夏，真定府晋州（今河北晋县一带）发生了一件上报中央的大案：一个叫桑冲的淫棍，运用扮女相、设骗局、施迷药等手段，创下了10年间奸淫良家女子182名的骇人纪录！
桑冲本姓李氏，原系山西太原府石州（今山西离石）李家湾文水东都（军队番号）李大刚的侄儿，有关他父母的情况，以及怎么会随叔父去部队驻地的原因，已无详考，只知其年幼时，就被卖与山西榆次县人桑茂为义子，遂改姓桑氏。稍长，混迹无赖行列，成为无所事事的浪荡儿。
成化元年（1465），即明宪宗登基未久时，桑冲听一个嫖友相告，家住大同府山阴县的谷才，善于男扮女装，以教授女子针线活计为名，暗行奸宿，淫游18年，从未败事。桑冲闻说心动，就去大同府寻访，在南关居民王长家里找到了谷才，即拜他为师，专习奸骗妇女的伎俩。
谷才先把桑冲脸上的汗毛须髭绞剃殆净，眉毛也作了整形。再蓄发分作三绺，戴上假髻，扮成妇女的头脸。然后教他学做各式女工，如描剪花样、刺绣荷包、缝帽纳鞋、烹调菜羹等，同时传授如何混进闺房、挑逗哄骗、自制麻醉药物，以及淫欲得逞后怎样诱骗威胁不致败露的各种作恶技术。两年后，桑冲“学成”，谢师还乡。归途中恶技初试，即告成功，自喜不已。马上应一班臭味相投的朋友的请求，收本县北家山的任茂和张虎、谷城县的张端大、马站村的王大喜、文水县的任和成孙原共七人为“再传弟子”。当时约定，往后各自行事寻乐，万一事发，谁也不许把“师傅”扳出来。
成化三年三月，扮成女人模样的桑冲离开榆次，开始了长达10年“别无生理，专一在外图奸”的职业性骗奸生涯，历经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45府州县及乡村镇店78处，足迹所至，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山东三个行省。沿途留心打听良家出色女子，设计行骗。其惯用手法是，先诡称自己是家住某地的妇人，因丈夫死后，不堪夫家族人虐待，逃亡在外，靠做女工为生，以此博得人们同情。然后在作案对象的宅第附近，找一人家投宿帮工。过几天后，便央求借住处主人介绍他去受害人家里“教作女工”。当时大户人家男女之防极严，大姑娘小媳妇皆深居闺阁，足不出户。“教作女工”的意义，不仅是传授一些家政技艺，还兼有趁此机会，让这些广有见闻的同性陪伴起居、聊解烦闷的作用。为此，桑冲总能比较顺利地获得和这些被害妇女同宿一屋的机会。常用的作案手法，是故意讲些“风话”，挑逗受害人情欲，或诡称“作戏”，即诱使被害人同其模仿男女交欢，趁机诱骗得手。如果遇上那些不易受哄辞色刚正的女子，则候至夜深时，向其喷洒迷药，使受害人进入麻醉状态后，再强行奸污。
旧时富家女子贞节观念极强，无论是被桑冲哄骗得手的还是被强施奸淫的，事后从自保“名节”计，都遮羞含辱，不敢声张。也有一些耐不住独守春闺寂寞的离人之妇，还乐得借此聊解夫妇别离之怨。所以桑冲行淫10年，人财两得，竟从未失手一回。直到成化十三年七月，当他又要向第183个受害人施恶时，这个淫棍的大限终于来临了。
大淫棍桑中 男扮女装入闺房（2）
这天黄昏时，桑冲来晋州聂村生员高宣家，自称是赵州民人张林的小老婆，因不堪丈夫打骂逃出来，想投宿一晚。高宣见他是个举止袅娜的少妇，毫不起疑即留他在南房内宿歇。谁料高宣的女婿赵文举也是个色中恶鬼，竟于半夜里偷偷摸进南房，要向这个假女人求欢，桑冲本为垂涎高家小姐的姿色而来，万万没想到自己先被高家女婿盯上了，惶急中将对方推倒。赵文举色胆包天，力气又大，马上把桑冲按倒在炕（北方的床铺）上，并强行解开他的衣裙。这一下，桑冲男扮女装的行藏完全败露，立刻被高家捆起来，解送晋州衙门。经审讯，大淫棍招供了师承谷才（此时已去世）、传教任茂等七人，以及10年流窜作恶的种种罪行。
晋州府认定桑冲所犯之罪，类比“十恶”，连同奸宿良家女子姓名开单，一并解送北京，乞敕法司从重拟罪。明宪宗得知，命都察院复审。十一月二十日，掌都察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题：“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余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习学前述，四散奸淫。欲将桑冲问拟死罪，仍行各处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体问罪，以儆将来。及前项妇女，俱被桑冲以术迷乱，其奸非出本心，又干碍人众，亦合免其查究。”两天后，皇帝在承天门下旨，原话为：“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任茂等七名，各要上紧挨究，得获解来！钦此。”
都察院奉旨，以零刀碎割的“凌迟”酷刑，处死了恶贯满盈的大淫棍桑冲。与此同时，行文各省按院，缉捕任茂等一伙尚流窜各地行奸的流氓分子。此案全部过程都载在当时的“邸抄”（官报）上，说书艺人还把它编进了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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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市做痞 落草为寇
流氓和匪盗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行为条件的差异，就是一个显著的区别。流氓以隐身市井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匪盗则以啸居山林为基本的存在方式。即使是原义与“盗”相通的“贼”，也就是流氓中的小偷类型，也有手段与后果上的差别，小偷通过穿穴剪绺等窃术，一般以窃取财物为终极目的，匪盗则是明火执仗强夺财物外，还以打家劫舍乃至杀人放火为手段特征，对社会秩序构成更直接更严重的危害。《礼记》说“盗窃乱贼，而不作寇”，说明代表官方的“正统”舆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
不过，“隐市做痞”和“落草为寇”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反倒是具有各种联系。明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匪犯罪活动十分嚣张，甚至分掠陆上州县，烧杀奸淫，作恶多端。当时便有人经过调查后指出，这帮匪徒多利用地方上的“棍徒”充当眼线或内应，这就是匪盗与流氓互相勾结的实例。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中，有一则述五代时潞州恶少向拱“折节徙义”的故事。此人原在市井称霸，弹弓走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同时又与匪盗暗通声气。后来他去晋阳投军，路遇原先不相识的土匪劫道，很快便达成谅解。反过来，土匪除赠他盘缠外，又找了10个小偷替他带路并相帮解决沿途食宿。这也是当时草莽凶徒在突入市镇打家劫舍前，常得偷儿类提供情报或接应指道的惯情反映。《水浒传》里描述史进在史家庄麦场边柳阴树下纳凉，见有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便喝问“莫不来相头脚（指帮助土匪踏勘地形）？”当是经验之谈。
草寇土痞同恶相济以外，从市井沦入草莽是不少流氓在犯下罪行后逃避官司追捕的重要动向。清季“名人”张国梁就是这么个典型。他原名张嘉祥，是广西贵县的一个恶棍，贩卖毒品，绑票勒赎，干了不少坏事。后被受害者告到官府，贵县县令杨曾惠出票拘拿他，即逃到贵县与横州交界的大岭一带，索性当起土匪来。
《新唐书·窦建德传》里也提供过一个类似的事例：隋朝大业年间，会邑偷羊贼孙安祖因案发被县令捕劾笞辱，怒而杀官，逃到窦建德家躲避，窦即指点其逃入“广袤数万里，葭乱阻奥，可以迷难”的高鸡泊中，从此昼伏夜行，掘古墓，劫旅客，做成个匪号叫“摸羊公”的强盗，而“摸羊公”三字又记录了他从偷羊到劫人的履历。
由流氓向匪盗的身份转换中，纠集成帮且配有武装的贩私团伙更具备一触即发、倏成气候的客观条件。如北宋末年李纲上《乞措置招捕虔州盐贼奏状》称，广东匪盗，分掠南雄、黄州、循州、梅州、惠州各地，“残破州县，杀害平民，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贩私盐之人”。南宋时真德秀《得圣语申省状》亦断言，“福建前此群盗，皆异时私贩之人”。读者可参见本书第三章中“结党横行贩私帮”一节。其实这类人在走私时的所作所为，已同匪盗行径略无二致了。
中国古代官方文书中的“匪盗”，一向把并非“职业性”常态的“反民”也包含在内，这种具有突发性的聚众造反行动，有不少属于农民起义性质。流氓往往成为这类行动的垫脚石或参与者的历史现象，也很引人注目。以隋末瓦岗寨中若干人物为例。如郭孝恪，原先生活在许州市井，连他父兄也斥其为“无赖”，德行可知。等到天下大乱后，“率少年数百附李密”。此“少年数百’的原先身份大抵是郭孝恪一路。又如徐世，修成“正果”后亦不讳言从小流氓到绿林再到接受招安当军官的复杂经历。他曾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为无鞍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多贼，有不快意，则杀。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这是一份很有代表性的自述，也替专门研究匪盗史的在调查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来源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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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丐独尊 以帮“服”人（1）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到宝玉去宁国府看戏，无意间撞破贴身小厮茗烟与丫环万儿在小书房里的幽会。茗烟感激主人替他遮瞒，忙讨好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回这里来。”宝玉道：“不好，看仔细花子拐了去……”
据专家释义，“花子”乃“叫化子”（即乞丐）的音讹，“仔细花子拐了去”，系指彼时流行城乡的叫化子拐带儿童的现象。连性好闲逛的宝二爷也引以为戒，可见其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大！唯拐骗人口，向来是棍骗凶徒所为，何以形状可怜、靠人施舍为生的乞丐，也会操此伎俩呢？
这正是本篇的主题：古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生成原因、行为特征、观念意识都与流氓相似的寄生性群体——丐帮。丐帮是一种职业性乞丐团伙，与因为遭逢凶荒而作临时性乞讨谋生的，或确系身缠疾病及老幼无依因而无法另觅生路的乞丐不同，他们所以会自甘沉沦到社会寄生人口的最底层，除却各自复杂的原因外，大抵以好逸恶劳的恶习及自轻自贱的品性为共同禀赋。在农村，虽然也有乞丐的踪迹，但自己也常赖米糠野菜对付饥荒的广大农村居民，能施舍给乞丐的余食少得可怜，所以真以乞讨为职业的，又都以市井为生存环境。这些方面，都与流氓群体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在同类相与结伙、纠集成一种社会势力这一点上，则比流氓更具“规范性”，所以就生存能力而言，丐帮要比流氓团伙强得多。
乞丐自古就有，而丐帮的出现至少不迟于唐代。有关市井乞丐以偷抢拐骗等各式手段危害社会的文字记载到唐宋时已大量出现，乞丐中的部分通过结伙行动方式成为一种流氓变态，或径言流氓的，部分以丐帮的身份而存在，更是自唐宋起便逐渐凸显并流于普遍的历史现象。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两宋时丐帮的组织规范已相当严密，连穿什么衣服都受到团体的约束，属于不同帮伙的乞丐，都在特定的地段或行业行乞，并且听从头儿的号令。话本《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那位女主角的父亲金老，就是南宋京都临安某一丐帮的头儿，平时众丐叫化所得钱物，都要向他献纳“日头钱”，若逢雨雪没处叫化时，他就熬些稀粥养活众丐。他手中的“杆子”，是丐头的权威象征。由《清稗类钞》中有关记载可知，这种形式直到清朝依然在沿袭。如清季北京的丐帮，便有黄杆子、蓝杆子、白杆子等名目区别。“杆子”可以用来惩治违反帮规的成员，又可恃其向在本帮者征收献纳。凡新加入的乞丐，头三天的乞讨所得要全部交给丐头，称为“献果”，以后和大家一样，每天交出两成。遇到节庆，众丐还要向丐头送礼贺节。犯了规矩的乞丐，宁愿受“杆子”重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