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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7）
在上海，孟托邦收到葛罗从香港寄来的信，通知他巴士达伯爵的死讯。这位出身高贵的年轻人之死，对远征军的成员造成了极大的振撼。葛罗还告诉孟托邦，他将乘杜舍拉号舰，取道马尼拉，新加坡，加勒角，亚丁和苏伊士返回巴黎。葛罗最后说，香港的报纸猛烈抨击额尔金，说他“根本不考虑英国的利益，就像一匹不知报答父恩的老马一样”！孟托邦不同意给额尔金在中国的功劳下这样的结论。一个月以来，额尔金与巴夏礼一直在上海，他对巴夏礼的敬重与日俱增。
葛罗写给孟托邦将军的信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封信。然而，特使虽然走了，将军的麻烦还没有完。他必须处理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要处理掉已经没有用处的马匹。而对日益形成威胁的太平天国军队，他也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他与留在天津的德·布尔布隆失去了联系，德·布尔布隆先生与外界断了音讯。他还要为征讨交趾###的海军提供物资。所以，尽管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赋予他的使命，他仍然不得不继续留在中国。
孟托邦在上海再次见到额尔金。他仍然不甘心英国迫使中国出让了九龙半岛十二平方公里的陆地，而法国必须放弃舟山群岛。在写给陆军大臣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失望。
不过，在他结束中国之行时，孟托邦得到了众多的荣誉和奖赏。在巴黎，朗东元帅接到电报传来的《北京条约》签署的消息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12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件大事终于完成了。至少，我们不必过于提心吊胆，担心我们的部队要在临战状态下、在任何事情都会演变成致命危险的地方度过冬天。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孟托邦还收到拿破仑三世皇帝的一封亲笔信。皇上在信中许诺将第一个空缺的参议员席位留给他。1861年1月5日，他迫不急待地将来信向驻上海的部队宣布：
亲爱的将军：
将军率部远征中国，系迄今最遥远之战事，得我
盟军鼎力相助，赖我将士坚毅果敢，短短数月间，力
克险阻，大获大胜。
朕之欣喜之情，务请将军转致众将士，卿等未有
辜负朕暨国民之殷切期望者。朕之褒赞，众将士俱当
之无愧，虽然，朕赞誉之所属者，实为朕亲自遴选之
主帅也。
将军深副朕之信托。朕意一俟参议院有缺，即由
将军递补，以申朕欣悦表彰之忱。
拿破仑
1860年11月8日于圣克鲁宫
此外，皇帝还感谢将军与英国联军——居然！——维持了良好的关系。4月中旬，孟托邦得知皇帝颁布谕旨，任命他为参议员，接替已经去世的前公共机构大臣克鲁泽勒男爵。
好事成双。孟托邦还得知他的儿子被晋升为少校军衔。在上报战争中表现突出应予表彰者的名单时，孟托邦为了避嫌，没有提及儿子的名字。皇帝对这一姿态大加赞赏，根据他的表现，把他的军衔由上尉晋升为少校。
这件事使孟托邦甚感欣慰。另外，晋升和荣誉接二连三地向远征军的高级军官们头上飞来。冉曼和柯利诺两位准将晋升为少将，本茨曼上校晋升为准将，诸如此类。
另外，已登上北京主教区宗座代牧主教之位的孟振生还要求孟托邦提出一份军官名单，由教皇向他们授勋，以表彰法国军队重新恢复了天主教在北京的活动。返回法国后，孟托邦收到教皇庇护九世表示感谢的信函，还有教廷勋位的大十字勋章。皇帝和天主教保守派非常重视教皇对中国之战的表彰。孟托邦还被授予英国巴斯勋位高级勋章。当然，也不要忘记拿破仑三世皇帝于1860年12月28日颁给他的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
然而，这时却从天津传来一条不幸的消息，骁勇善战的柯利诺将军于1月12日去世。他染上了天花，很快就不治身亡。这位曾三十余次死里逃生的将军，临终时不由自主地叹道：“这么个死法，真是窝囊”。毫无疑问，他希望以别的方式去死，他也当之无愧。而且，他死在“未来的夫人”身边。他的日记透露说，他的朋友们都曾祝愿他结此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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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8）
孟托邦写了下面的文字，向这位伟大的军人致敬：
“对所有曾在他光辉的生涯中追随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都是巨大的悲痛……。他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最深挚的伤感，对他英雄的军人生涯的缅怀”。不止一个人像杜潘…瓦兰一样想到，命运之神本应给这位马拉科夫战役和中国之战的英雄一个更好的结局。柯利诺将军去世时，还不知道他刚刚被晋升为少将。他本来就是为了这第三颗将星，为了这个梦想和壮志，来到中国的。他的传记作者居伊·柯利诺后来写道：“这第三颗将星，只能在他的墓碑上闪耀”。将军终年只有五十岁，他的早逝使他的事业戛然而止。如果他活着，他一定会成为元帅。
柯利诺是远征军的灵魂，他的去世使远征军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法国驻天津守军司令官的葬礼于1月13日隆重举行。夏尔·德·米特雷西看到：“整个部队都沉浸在泪水之中，很多士兵像孩子似地泣不成声”。所有在天津的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天津的三位主要中国官员以及老百姓，都加入了送葬的队伍。后来，他的遗体被移至北京的天主教墓地。（1900年，在八国联军到来前不久，墓地里的坟墓被义和团所毁）。欧马利上校接替柯利诺将军指挥留驻天津的部队，他后来被晋升为准将。直到1861年3月22日，两位大使布鲁斯和布尔布隆才离开天津前往北京，布尔布隆夫人乘轿同行。他们三天后进入北京城。英国使馆的芮尼医生说，英国和法国的旗帜从此“和平地”在北京飘扬。两国公使率随从进驻北京——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原因和目的——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完成了，既没有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也没有遇到老百姓的敌意。3月25日，在天主堂里作完感恩礼拜之后，布尔布隆先生接待了来访的桂良。次日，恭亲王首次接见了他。法国使团安置在中国人让出的一处宫殿中，那里原是一位亲王的府邸。
孟托邦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将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派往埃及，由他来安排部队的撤离。部队返回的路线没有沿原路经过好望角，而是取道红海和苏伊士地峡。这条路更近，而且更有新鲜感，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他还继续关心天主教在中国的教产问题，此事一直让他放心不下。他接触了在中国的所有法籍教徒，包括耶稣会会员，遣使会会员以及其它各教派人士等。
最后还有两件事让他担心。1861年1月，何柏将军刚刚返回上海，就决定打开长江，率领数艘战舰溯江而上，直至南京。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向中国人炫耀武力，但更重要的是护送一个贸易团。这一行动让法国人极为不安，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缺乏公平精神的又一表现。但更严重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太平天国军队继续向中国北方推进。如米特雷西所说，对中国的征讨刚刚结束，又有一柄利剑高悬在欧洲人的头顶，威胁着欧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4月21日，孟托邦将军将指挥权交给冉曼将军。24日，他登上福尔班号军舰，前往香港。这位1860年远征中国的司令官声称，自己舍不得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座城市，我曾为自己的国家精心筹划了一场远征，现在我把一个完好的上海留在身后。我的政府已给了我很多奖赏。我就要与阔别了十五个月的家人和法兰西团聚了。本来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然后，这些我今生再也无法重见的地方，这些成就我军人功名的地方，竟然使我依依不舍”。
在香港，孟托邦与热情好客的英国总督罗宾逊和夫人再次相遇。在广州，他得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他收到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令人不安的信件，信中说太平天国军利用英法联军征讨中国造成的混乱局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种的解放者。应恭亲王之请，大使向此时仍然驻守在天津、由欧马利将军指挥的法国部队求助，请他们前来支援中国政府。孟托邦回信说，这样的决定不属于他的职权范畴，而且，无论如何，要采取类似行动，把中华帝国从他们一直视为强盗的人手里拯救出来，必须事先征得英国的同意。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9）
随后，孟托邦乘“欧仁妮皇后”号前往西贡，见到了沙内海军少将。后来他在巴黎，在参议院里，还有机会见到这位“好心的将军”以及葛罗男爵。然后上船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就交趾###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形势写了一封非常有价值的长信。他在信中主张将这一地区置于直接管辖之下。1887年，交趾###成为法国殖民地。实际上，一生身为军人的孟托邦，每到一地都会对当地的情况产生浓厚兴趣，努力了解和弄清当地的一切情况，俨然一个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
直到这时，他才真正踏上归国的旅途，经新加坡和亚丁前往苏伊士。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和新近获得晋升的本茨曼将军与他同行。他计划1861年夏初到达苏伊士。
第二十四章
迎接与反响
葛罗于1861年2月25日在马赛上岸，他为完成远征的任务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前往中国的使命成为他外交生涯的顶峰。葛罗在《黄皮日记》的结尾写道：“我4月23日离开巴黎，十二（十个？）个月里，发生了多少大事啊！我的外交生涯始于1823年，在这辛勤漫长的岁月结束之际，能够成功地履行一项外交史册上没有先例的使命，一项由于其巨大成果可能成为人类历史重要里程碑的使命，我是多么地高兴啊！”
几个月之后，孟托邦将军抵达马赛，此时已是1861年6月末，从出征之日算起已过了18个月。他也同样为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归来、为圆满完成军人的使命感到自豪。参议院里正虚席以待。不久后，1862年1月，皇帝颁发上谕授予他八里桥伯爵头衔，1863年再颁上谕使这一爵位可以世袭。对此，埃里松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孟托邦不无幽默地担心皇帝让他当上“北京公爵”。“北京公爵”，他半庄半谐地重复道，“对一个军人来说，这头衔叫起来可不大好听啊”。
不过，人们对他的态度与他的期待大相径庭。他满心希望自己誉满天下，到处受人祝贺和欢迎。然而他大失所望。洗劫圆明园风声已经吹到了这里。埃里松伯爵再一次对这种“含沙射影的诽谤”大为不平：
“当孟托邦将军将祖国的旗帜插到天朝帝国的首都后返回法国之时，居然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非常卑鄙地妒嫉他得到的荣誉，说他去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抢掠，而他本人恰恰是那位发掘财宝的将军……。这一次叫做对华远征的杰出冒险载入法国的史册，它同样遭遇了众多丰功伟绩所遭遇的偏见、谩骂和误解……”在抨击皇帝身边那些“政治庸才”以及“军事庸才”的同时，他质问：“谁又能为祖国效力而不遭到仇恨、眼红和妒嫉呢？”
妒嫉，仇视，诽谤？如何看待这种种敌意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法国的舆论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这次远征，只知道它远离本土，却根本不了解它的必要性。人们注意到，政治家在回忆录里对它少有提及。
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对法国军队的各位将领大加赞扬：
“这支部队短小精悍，能打硬仗大仗，领导他们的将领也非等闲之辈。本来不应该由我来说，它的各个部门如何被领导得井井有条，它的参谋长干得如何出色，他的助手又是如何得力。我也不会回顾他们曾遇到多少困难和考验，有了我们这位将军的机智、坚忍和力量，就足以战胜这些困难”。
舆论如此忘恩负义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次远征的顺利成功。正如幸福的爱情乏善可陈一样，一场无惊无险，没有尸骨成山，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行动，既不能耸人听闻，也不会惊动舆论！中国一役，与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之围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相比，与意大利战役中索尔夫里诺战斗导致众多的阵亡数目相比，差得太远了。此后不久发生的墨西哥战役也是伤亡惨重，最终导致战役结束的悲剧事件，其惊心动魄更是令人记忆犹新。
然而对中国的远征，在军事上一帆风顺。有人甚至忍不住会加上一句：简直是天遂人愿。因此，认为它不过是一次“闲庭信步”的看法终于不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