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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兰（杜潘）同样认为英国人的做法顺理成章。
他也承认，“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但他要求人们在做出判断之前，首先要了解导致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他赞同英国人放的这场大火，认为“毁灭圆明园是一次残酷的行动，但也是一次必不可少的行动，最终缔结和约，就应该归功于这次行动。我的看法是，英国人看得准，干得好。”
杜潘上校是孟托邦将军率领的法军部队参谋、地形测量处主任，他也直截了当地指责他的最高长官。他批评孟托邦缩手缩脚，过于在意别人的说三道四，而不是“从军人的角度尤其是形势的紧迫需要出发做出判断”。虽然他申明尊重长官的决定，但他仍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做出这样的决定，“仿佛是身为一军之帅，却从一个古董商的眼光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
“古董商的眼光”，这个说法值得记录在案！因为即便就字眼的古义来说，“古董商”的意思就是“考古学家”。
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杜潘重新拾起额尔金提出的种种论据，但他也提到了“更为重要的理由”。他解释道，他发现“中国官员”正在拖延谈判的进程，所以尽快结束谈判才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恫吓中国官员，一定要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事先声明的如果10月23日不能签订和平协议，就会将北京的皇宫化为灰烬的说法绝非空话。拿圆明园开刀，我们就清楚地表明了这话的份量。这样一来，他们存心将谈判拖入严寒季节，迫使我们陷于要么离开北京、要么在极危险条件下度过严冬之两难境地的阴谋也随之破产。如果此计得逞，他们将获得四至五个月的喘息时机，在我们的后方重整军队，挑起北方鞑靼部落的狂热，一俟春天到来，他们就会完全控制整个局势。”他又补充道：“火烧圆明园是一记晴天霹雳，使他们的全部计划彻底破产。”
葛罗曾称赞孟托邦拒绝参加火烧圆明园的行动，并说孟托邦这件事“干得漂亮”。可杜潘并不欣赏孟托邦干的这件漂亮事。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讲到，年轻的阿尔芒·吕西严厉谴责“英国人毁灭文化的行径”，并称赞孟托邦拒绝参与其中。不过，现在应该给上述说法打个折扣。在他10月20日寄给一位上校朋友的信中，吕西所言实际上完全相反！他毫无保留地支持额尔金的决定，而且与这位英国特使持相同的论点。他开篇就对收信者说：“世界第八大奇迹，我们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
他接着说道：“我上面谈到的洗劫事件，您将在报纸上看到报道。毫无疑问，肯定还会有对我们说三道四的种种议论随之而来。”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已经预计道，洗劫圆明园免不了要在巴黎受到批评和谴责。他接着说：“我不想对此类事件进行辩护，但请允许我指出这一事件在打击敌人士气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他认为，“在当时，这是唯一可行的打击中国官员特别是中国朝廷士气的途径。洗劫和烧毁北京城与之根本不可比拟……，而通过圆明园，我们将矛头直指皇上”。他最后说，如果在未来几天里能议和成功的话，那么必是这一“壮举”之功。鉴于“小民百姓”在此举中幸免于难，所以它更能给人以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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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8）
阿尔芒·吕西在去日本游历一番之后，于1861年1月20日在上海给他父亲写信，在信中他再次提起英国人对法国人洗劫圆明园的指责，对英国人表示愤慨，同时对双方捣毁圆明园的共同责任各打五十大板。他对使用“洗劫”一词颇感为难，所以他不谈洗劫之事，宁愿用“那件事”取而代之。不过在他看来，假如说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罪人的话，那么英国人的罪孽更深重，而罪魁祸首就是额尔金。
归根结蒂，他对英国人没有一点好感：
“你觉得，对于圆明园那件事，我们的友好盟军对我们的指责攻讦还不够多吗？他们简直是装腔作势！责人严，待己宽。我们的人也抢了东西，这的确不假。但又是谁洗劫了那些金雕玉砌的宫殿、烧毁了占地二十五至三十平方公里的建筑奇迹、将代表三千年智慧结晶的藏书楼化为灰烬呢？他们反而对这种毁灭文化的行径洋洋自得，他们称之为壮举。仅此一端，即可令额尔金与埃罗斯特拉特（他烧毁了厄法兹的阿耳墨忒斯神庙）和奥马尔哈里发相提并论。他也不愧为将巴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像锯成两截掠回英国的那位额尔金七世的真正孝子。到底是谁，全然不顾我们最高司令官震烁古今的强烈抗议，干了这些事呢？好了，我们已经义愤满腔。”
吕西最后带着强烈的反英情绪说，圆明园之毁，应归罪于英国人，归罪于他们“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及这个民族“贪得无厌的自私自利”。
彻底否定和谴责烧毁圆明园的声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普遍的道德观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海军上尉巴吕直言不讳：“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
夏西隆男爵表示愤慨。在他看来烧毁圆明园的行径，可以毫不犹豫地定性为“野蛮”：“因为我们已经身处十九世纪，因为我无心地却又不可避免地会做如下对比：它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九世纪的诺曼人，那时候，他们经常登上塞纳河的两岸烧杀抢掠，然后驾船满载着战利品扬长而去。”
另外，与葛罗和孟托邦一样，夏西隆也认为毁掉圆明园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尽管其初衷是对卑劣的犯罪实施报复。而且它有可能使“唯一可行的联系渠道”恭亲王惊吓过度，促使他逃出北京，从而使联军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因此他赞同葛罗拒绝参与这场行动，并“以徒劳无益、凶残野蛮、与法国和文明的观念相违背等等理由加以反对”，更何况，这一行动还可能影响未来谈判的成功进行。
历史学家亨利·高第也不甚赞成烧毁圆明园：“我并不认为这在当时是个好办法。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此外，对同胞无辜的血，我们也不应该向石头寻仇。法国人与其英国同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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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1）
两个多星期以来，葛罗男爵一直占据着离北京城不远的一处喇嘛庙。圆明园被英国人放火烧毁之后，葛罗忧心忡忡，他焦急地等待着恭亲王的回音。但他能等来恭亲王的回音吗？夏尔·拉否例没有把握：“就在和平看起来已经十拿九稳、唾手可得的关键时刻，额尔金的蛮横态度和言辞、圆明园的焚掠以及针对北京城内皇宫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会不会使整个局势发生彻底逆转呢？”
葛罗自称，在看到圆明园被大火吞噬时感到“揪心”。但他尤其怀疑他的英国同行一意孤行，做得太过分。他暗想额尔金是否接到了秘密指令，命令或者授权他将满清王朝置于死地。
当他们二人一路同行，在锡兰岛的加勒角停留期间，额尔金曾向葛罗吐露说，如果对中国的征讨久拖无果的话，“不如让南京那些人（指太平天国起义军）取得胜利，并以此收场。这场战争在我们国内不得人心，必须在年内结束”。对他的朋友额尔金所透露的惊人秘密，葛罗既惊讶又十分担忧，在他们俩个共同接受的指令中，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额尔金恰恰抱怨说，他的秘密“指令”在马拉巴尔号失事时丢失了。数日以后，在新加坡，葛罗在日记中再次提到额尔金所说的这种可能性。
在1860年10月19日写给外交大臣图韦奈尔的私信中，葛罗说自己不想遵从额尔金的意见：“额尔金做得太过火，还意欲灭掉当今执政的王朝，甚至还可能向南京的叛乱者伸出援手。我既不能也不愿走到这一步，如果他一意孤行，我将和他分道扬镳，绝不会为了满足复仇的愿望而损害我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利益。我理解这种复仇的愿望，我也怀着同样强烈的复仇愿望，但是，如果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如果我今朝兵权在握就寻仇报复，那么我也就同卑鄙的鞑靼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10月19日
格兰特将军前来看望法军的司令官，并向他提出第二天攻打北京城的建议！孟托邦坚决予以拒绝，并说他在10月23日之前，也就是两国特使向恭亲王指定的签署和平条约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孟托邦还向他明确表示，为了保全他的部队，他不会在北京停留至11月1日以后。到了这一天，他就动身前往天津，因为那里已经做好了过冬的一切准备。这正是格兰特所预想的，法国人拒绝在北京过冬，正中格兰特的下怀。
走投无路的恭亲王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英法联军屯兵北京城下，并占据着一座城门。中国的败军之将一蹶不振，居然都想不到可以切断英法联军的补给线。首都还面临着其他种种威胁！不过，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威胁方能使中国政府和恭亲王做出让步。
伊格那替叶福将军继续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忠告中国人要谨慎行事。10月18日，他致信葛罗，告知他已向中国的钦差施加种种压力，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帝国所面临的困境。葛罗对他英国同行的强硬态度非常担心和不满，因此在一封秘信中竭力鼓励俄国公使坚持向中方施压。该由这位俄国将军来让恭亲王明白，清王朝的命运就攥在他的手心里，只有在10月20日中午之前无条件地答应英法联军的全部要求，才能得到和平，北京才能免于灭顶之灾。
恭亲王似乎并不住在城里，由于害怕他本人成为联军实施报复的目标，他每天都在不同的地点过夜。葛罗在写给图韦奈尔的信中说：“依我看，此时此刻，恭亲王是我们仅存的救命稻草，我担心明天，也就是我们给恭亲王的最后期限，不会等到任何回音。额尔金将会为此高兴，他曾对我说他希望被回绝。说心里话，这种思维和行事方式真让我震惊和害怕”。
10月20日
凌晨4点，葛罗接到恭亲王送来的急件。喜从天降，这正是期待已久的答复！这位老外交官坦言道：“老实讲，接到答复的时候，我真是从心里感到高兴”。他喜不自禁地讲到，有一天，上海的道台给他相面，说从他的耳廓可以看出，他是个事事都会成功的人。他当时还付之一笑。葛罗感谢上苍，感谢他手下执行其命令的官兵们。
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2）
恭亲王告称接受联军提出的全部条件。第一条就是给法国人二十万两白银的赔款，10月22日即交付法方。他声明说，9月18日事件的肇事者将受到惩处，皇上将降旨削去僧格林泌的亲王头衔。他说，应法国特使的要求，将在北京为特使准备一处寓所。他还允诺将认真考虑特使关于重开天主堂的要求。额尔金也同样收到了一封满足其全部要求的信件。
看来这一次确实可以最终签定和约了。
10月22日
使团的一等秘书巴士达先生，随员凯鲁莱先生和充当翻译的美理登先生，在一队骑兵和一个轻步兵连的护卫下，前往城内恒祺的衙门。他们前来敲定即将签署的最终协议文本，解决与条约签字和批准书互换相关的细节问题。法国同时还要接收所要求的二十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一百五十万法郎）的赔款。队伍一路所经之处，到处挤满了中国人，他们表现出的更多“是好奇而非敌意”（凯鲁莱语）。在中国兵勇皮鞭的驱赶下，人群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
代表恭亲王出面的恒祺在几个官员的簇拥下，将赔款交给巴士达伯爵。他们二人从9月18日以来就没有再见过面……交接过程是按规定进行的。巴士达将款项交给军需官，并取得收据。军需官再将款项转交军队的出纳，由他负责查验。日后还由他对分量和成色进行清点查验。六十七个装着二十万两白银的箱子被搬上大车，运往法军营地。凯鲁莱进一步说明，这些钱后来被运回法国，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确定分发给每个死难者家属和每个幸存者的赔款数额。
除载入1858年天津条约的各条款之外——恒祺对这份条约知之甚详，因为他当时就在天津——，应葛罗的要求，在新协议中增加了关于修复天主教堂和中国人可以自由移民的两个条款。
经过协商，定于10月24日由额尔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