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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来做给全家吃。她希望全家能有新的生活内容，更希望她的爱巢永远甜甜蜜蜜。
新婚的小夫妻，还专门请了英国教师学英语，学社交。当时他们经常与张学良将军的赵四小姐及其兄嫂赵燕生、吴靖夫妇等一起出去玩。那时上海滩上仅有两辆最新颖、时尚的Buick敞篷轿车，一辆是马家的，深蓝色车身，灰白色帆布棚；另一辆是赵四小姐的，米色车身，浅米色车蓬。这两辆车一起开出去，路人无不感觉耳目一新。
但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这样的生活很快出现了不平衡。他们夫妇一个是出身封建旧式家庭的少爷，一个是出身洋务家族、追求进取的新女性，两人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个人爱好诸方面都格格不入，日久在感情上就出现了裂痕。她丈夫长得英俊潇洒，但是缺乏社会经验及对诱惑的抵抗力，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交了些坏朋友，生活上有越轨行为。作为从中西女中出来的新女性，严仁美无法忍受，于是感情破裂，毅然提出离婚。公公婆婆自然是万般挽救，几经抗争，这桩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最后以失败告终。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旧时大家族之间都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常常表现为豪门联姻。豪门联姻并非都是喜剧，有时也会上演悲剧。自然，也会派生一些政治的、经济上的联手，以及一些很私密的友谊。
关于刘家与盛家的关系，真正的姻亲关系只有一门，即严仁美的舅舅刘俨亭娶了洋务大员盛宣怀的六小姐盛静颐为妻，生下两个女儿刘世玲、刘世庆，这样严仁美与她们就是表姐妹。但是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盛静颐离开了刘家，刘俨亭另外又娶妻生子，来往于湖州南浔与杭州之间。刘世玲和刘世庆两个小姐虽然仍住在刘家鸿仁里的老房子里，而实际上已经缺少关爱。时间长了，她们的母亲盛静颐思念女儿。
这时，严仁美的作用就很重要了，她心眼儿好，很同情两个表妹，把她们带到先施公司，约好时间与她们的母亲秘密会面。有时还约在她们的舅舅盛老四或者盛老七家里。这样的秘密活动时间长了，自然瞒不过刘家人的眼睛，结果仍旧是严仁美前去说项，到杭州说服了老外公，才算息事宁人。这么一来，盛家人都很感激严仁美，与之保持了长期的友好联系。尤其是盛老七盛昇颐，把严仁美也当成了自己的外甥女，因为他与盛六盛静颐是同父同母姐弟，盛六小姐的事情他最上心，后来外甥女刘世玲的婚事也是他给操办的。
严仁美天生丽质，人见人爱，又富有同情心，深得长辈们的喜爱。盛家五小姐盛关颐没有孩子，就认严仁美干女儿，她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盛关颐去台湾为止。
关于严家与宋家的关系，主要是宋蔼龄在与孔祥熙结婚之前，曾当过严仁美的“楼上太婆”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盛关颐的家庭教师。洋务派大员家的女眷学习英语的风气可见一斑。过去老派人家交朋友都是交一辈子的，不像现在的人，今天认识明天就不认识了。上几代人之间的交往到了严仁美一代，加上性情投缘，就使严仁美与宋蔼龄的大女儿孔令仪成了极要好的朋友。孔令仪比严仁美小一岁，两个人无话不谈。孔令仪知道严仁美婚姻不幸福，就常约她到孔家来玩，散散心，还约她到香港游览，她们乘坐孔家的专船去香港。在船上，严仁美跟船上的西餐师傅学会了做法式面包，到了香港就买来原料，动手做给大家吃，大家就更觉得眼前这个美人可爱又可亲，连宋美龄都特别喜欢吃她做的面包。对于宋蔼龄，严仁美跟别人一样，尊其为“夫人”，而宋蔼龄则说：“你不要叫我夫人，就跟令仪一样，叫我妈妈嘛！”对于她那不幸的婚姻，盛家、宋家、孔家人全都支持她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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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有一天干妈盛关颐对严仁美说：“我们准备离开上海了，新康花园15号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吧。”
新康花园15号原本是孔令仪的房子，是栋漂亮的花园洋房。盛关颐只是带走了一些自己的衣物，所有的家具和日用品，全都留给了严仁美。严仁美很高兴，这时正是她一切都没方向的时候。她很喜欢这处房子，就请人把房子重新粉刷一下，把花园也重新打理一下，她本人每天来看一下，向工人关照她的要求。（6－11）
可是烦心事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上海，日本人在租界里的势力一天天地膨胀，尤其法租界，日本人几乎无所顾忌。一些日本高级官员纷纷到高级住宅区里转悠，说是租房子，其实是抢房子。
或许是因为严仁美太美丽、太鲜亮了，一个叫山本的日本人还没看中房子，首先看中了她。他先是说要租住这栋房子，也天天来看房子。严仁美一再跟他说这房子不租的，是自己住的，可是他缠着不放，总是找理由来纠缠。等房子装修好了，严仁美准备搬进去的时候，那日本人居然扬言也要搬进来住！还叫人传话过来，说山本是个大官，当部长，还没有结婚，他人挺好，嫁给他不会吃亏的……甚至威胁说，现在日本人说了算，你硬不过他的！
严仁美一听，吓得要死，从此再也不敢去新康花园了，那栋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就白白让日本人抢去了。可是那山木还不罢休，她住到娘家，就派人到她娘家纠缠；她躲到叔叔家里，就有人到叔叔家附近盯梢；她又躲到朱家（小姑婆严毓珊嫁到海盐朱家），结果又把“祸水”引到朱家……亲戚朋友们都被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严仁美又气又怕，不敢出门了，整天关在家里。
这时孔令仪一家、盛关颐夫妇、盛昇颐等都到重庆去了，吴靖在北京，严仁美要找个知心人商量都不能。孔令仪托人带信叫她去重庆，并帮她设法办好了一切手续，可是临到要走了，马家却不同意把两个儿子带走，只允许她带走女儿。她舍不得扔下儿子，结果就走不成了。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当父亲的开始着急了，找来叔叔婶婶姑婆共七个人一起商量，仁美的事该怎么办？商量下来，只有一个办法，赶快再嫁人！嫁了人日本人就没辙了！
于是大家沿着这条思路想办法，很快决定了小港李家的李祖敏先生。小港李家跟严家一样，也是浙江籍的世代在沪经商的大家族，代有人出。李祖敏先生光华大学经济系毕业，有学问，人本份，善待小孩，是李家坤房老四房的老六，没有成过家，还是大中火柴厂的老板。情况谈下来，双方都感到满意。为防不测，婚事必须火速办理。于是从七人商量定笃开始，三个月后就把婚事办了。
1943年4月12日，严仁美、李祖敏的婚礼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为防日本人来捣乱，特地关照李祖敏的弟弟李祖莱找几个保镖来。结果李祖莱通过朋友吴四宝派了十个保镖来，前呼后拥，倒也威风。现在从他们的结婚照上看，伴郎伴娘都没有，十个保镖倒是赫然在目。
严仁美与李祖敏婚后夫妻恩爱，非常幸福，几年后他们有了一儿一女，其乐融融。李祖敏先生很有责任感，为人忠厚老实，夫妻间没有一句口角，严仁美长期以来日夜惊恐之心，渐渐安定下来了。在工作之余，丈夫还时常陪她与朋友去法国总会（现花园饭店裙房）打球、游泳、健身，朋友圈渐渐扩大了，他们还经常被邀请出席亲戚朋友间的聚餐和派对。她只是觉得有一个遗憾——马家把她前面的三个孩子要回去了。严仁美想孩子，但马家不让见，她只能到孩子的学校里偷偷地与他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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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为了三个孩子的监护权，解放前严仁美与马家打过好几年官司，最终只获得探望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她意识到新中国与过去不同了，自己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讨回公道，于是自己去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再起诉，结果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这回她胜诉了，三个孩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她开心极了，发自内心地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从此总想着要为国家，为新社会，为妇女解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觉得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算太高，能力有限，但是看到里弄干部整天很忙，就常常主动去帮忙。
1950年冬天的一天，一位户籍警陪着永嘉路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及天平街道的一个干部来到严仁美家，请她出来参加社会工作，担任妇女总代表，严仁美欣然接受。当她参加第一次会议时才知道，他们永嘉居委会共有400多户居民，而干部却只有三个，除了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就是她这个妇女总代表了。只有三个人怎么开展工作呀？严仁美万分着急，急忙去找她的老朋友张家惠（赵祖康副市长的夫人）帮助出主意。后来在他们的协调下，得到了天平街道党委的批准和支持，在基层设立治保委员、调解委员、卫生组长和28个妇女小代表。通过挨家挨户地走访和发动，不久，这些基层里弄干部也都推选出来了，居委会的工作能顺利地展开了。
严仁美没日没夜地投入解放初那些繁忙的社会工作，她不怕辛苦，反而感到非常快活，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她深深感到只有在新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当家作主，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1951年，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她带头捐款，并发动工商大户的家属踊跃捐款，作出了突出成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还被选为徐汇区第一届人民代表。
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们夫妇积极拥护，带头加入了公私合营的队伍。他们还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早期成员，与工商界的刘念义夫妇、荣毅仁夫妇、盛康年夫妇、李家瓛夫妇、吴中一夫妇、刘念礼夫妇、徐国懋夫妇、杨锡山夫妇、宋启勋夫妇等都是好朋友。亲戚中有严莲韵夫妇、严华韵夫妇、吴靖夫妇等，大家常在一起开会，一起聚餐，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商量，共同行动。丈夫们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在社会上很受尊重。
后来他们一家搬到茂名公寓（俗称十八层楼）居住，那原是犹太巨商沙逊的房产，是上海滩顶级的高档公寓，住着很多富商和外国人。楼内的住户相互从不交往，关起门来自成天地，要做他们的工作谈何容易，连居委会也信心不足。但是严仁美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克服了种种阻力，终于动员了八十来户人家出来参加开会等活动了，还选出了八个妇女小代表，严仁美当选为妇女总代表。突出的工作成绩，使她又被选为卢湾区第二届人民代表。
除了里弄的工作，严仁美还积极参加女青年会的工作和活动，诸如排练节目、组织宣传、组织义卖、捐款、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她都是积极分子。这期间她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先后都考入高等院校读书，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这样她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工作了。在她看来，这种义务性质的社会工作很开心，很重要，很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这种情况一直到“文革”爆发。
奉献使她更美丽
严仁美在23岁生日时，赵四小姐赵一荻（吴靖的丈夫赵燕生的亲妹妹）送她一本非常精致的日记本，从此开始记日记。这本日记本记了5年。到她28岁生日时，孔令仪又送了一本，又记了5年。第三个5年的日记本也是孔令仪送的。再后来的日记本是一个亲戚、在东亚银行任职的简悦强先生送的，因为该银行每年过年的时候总会印一些小日记本分送客户，严仁美每年会得到一本，所以后来的日记是一年一本，一直到十年浩劫降临，那时他们已经搬到衡山路上的西湖公寓。
“文革”中严仁美知道这几十年的日记是祸害，赶紧撕的撕，烧的烧，处理干净。但是前面那厚厚的三本日记本是精装本，皮封面，共6片。内容撕碎了，封面却撕也撕不碎，烧也烧不成，还不敢随意往垃圾桶里丢，那年头垃圾桶里也会有人去检查。后来竟是分别托了六个人分六次带出去扔掉，总算没有出事。六十年代末，形势稍微平稳些了，她积习难改，又开始记日记，这一记又记了几十年，虽然都是个人经历，但处处有着时代的烙印。
“文革”中她家所住的天平街道是重灾区，无可逃脱地被抄家。丈夫单位只发给他们每人15元生活费，两人每月只有30元钱，这点钱连付西湖公寓的房租都不够。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武汉，也有在上海，孩子们每月给他们寄钱过日子。
由于严仁美长期积极参加里弄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