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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外有效。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五四运动前后国民革命尚未展开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其症结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
结论（1）
明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内在的朝代”（indigenous 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 dynasty）有别］，受外间干预的成分少，内在的性格强。我们发觉它对我们当今问题的解释，经常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照前述设计的排列，即使将它与唐宋帝国的扩张性比较，和清朝与民国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响拿来作侧面见证，更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的生长成育对照，就产生了一个综合的看法，有如中国传统所谓，“中前左右后”。但是我们注重各种因素互相牵连的关系，自信可以避免过度主观的成分。用这样的方法掌握明史，并不是抓住偶尔相似的地方作讽刺性的批评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种“主义”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为主。
这研究的成果，则属于“大历史”的范畴。其中列入的因果关系，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
因为如此，我们也顾虑这种立场会遭物议。作史者似乎缺乏评议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说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伦理道德可以全部摈弃不顾。然则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们在20世纪的末期，写作最大的困难，不是缺乏道德的标准，而是各方标榜的道德标准过多；各种道德体系的冲突，尤其可以危害人类的安全，归根究底，我们要认清所谓道德，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必定要透过真人实事，才有具体的价值。以今日世界变化之大，道德的标准也不得不随时修正。一个显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准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纪初期，还有相当高的道德意义，今日我们虽对他用心钦佩，却不能照他的立说行事。它的用心设计，对其他人的关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横蛮地强迫执行这种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上面这一图说，可以解释我们提倡大历史的立场。这弧线上的实线部分，代表人类的历史，我们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间扩大的箭头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实际历史所定的路线。很显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圣贤，也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所做的事统统与人伦物理无亏。所以我们用向内的箭头，表示各人私利观所打的折扣，没有存心的错误，以及历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坏影响。在这关头，我们不能像宋明以来的理学大儒一样，认为“人欲”一定要洗磨得一干二净，才能皈依“天理”。我们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认为“最初基本的过失”（原罪，original sin），无可避免。历史是这两种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坏的掺和，也是阴与阳的折中。它吸收了人类的过失，也能继续让他们改造进步。
我们无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扬除。在大历史上讲，“一切重来”，不可能全部兑现。世间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发生一次；但是后一代的人总要在前一代人的脚跟点开始。这也可说是“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而新旧接替，也等于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所说“因果”（karma）。
大凡我们处理人类大问题时，在检讨生命的真意义之际，不期而然地就产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神学。只能说是在明史里钻出来，看到它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更联想它在20世纪末期，与世界史的关系，就逼出一个哲理的观点，用它做综合历史的工具，倒很合适。
这种观点也和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我们既认为历史是前后连亘不断的事迹，则在以技术观点品评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为之后，实无再向他们及和他们类似的大人物拼命以道德作非难的必要。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场。这立场既受他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则其道德标准也不是自然法规（natural law）面前的绝对标准。反面来说，我们自己也创造不出来这样一个绝对标准。既有这种领悟，我们更要相信道德是一种绝对性的品质，它是人类最高的理想，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要轻率地把它提出。因为用它的名义，则必须评判是非，再无妥协转圜之余地。在大历史的范围内，我们宁可以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作评议的标准。
大历史有什么好处？答案乃是它的大范围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调和并升华各种道德的标准。说到这里，读者也须想到儒家之“恕”，仅决于“忠”，道家则连“有”和“无”都当做同出而异名。如果学历史的人以这样的眼光工作，则虽没有用道德作口头禅，也用不着害怕自己在漠视道德了。
大历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长、宽、高之外，另有第四尺度，此即是时间。历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发现而推陈出新；历史上的解释也因为我们观点改变而推陈出新。人类以文字记录的历史，不过几千年，用这短线条去窥测生命宇宙的真意义，大部仍靠猜想。人类的旅程在历史经验之外的部分，我们用虚线。我们用虚线在图上表示，有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noumena，可谓为“事物的根源”或者“根源的事物”。我们只能假设它们的存在，不能决定判断things in themselves的真实性格。
今天我们提出这段历史观，有一种双重意义：第一，这提醒我们：我们做事，总要出自前人留下的脚跟点，不能天马行空。有些年轻人要求中国立即变为美国。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自由（liberty）以中世纪城市的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础；美国开国时即已得到了英国的经验，已经使农业和工商业合为一元，也经过各种奋斗，最重要的是内战四年，而它在一个空旷地区内发育成长，迟至1862年的“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一般公民以极低的代价向政府购地，每家一百六十英亩。今天美国公民的自由，就出于经济发达，高度分工，法律上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形的一种保障，没有人可以全部抄袭。而且美国也仍有它独特的问题。第二，又有些像我一样的人，早逾中年，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没有达到，又要坚持下一代照他们的路走，甚至效法苏联，称好多理想上的空计划为“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阶梯”。这现在看来，也是同样不实际。中国传统历史和帝俄历史相差很远，而且从今日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十月革命后的很多措施也没有离开“在数目字上不能管理”的一时权宜之计，更不容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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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2）
图解上的虚线向前的部分，也似如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我们只能说历史的发展有它一定的规律，但是实际情事展开时，仍有无数意料不到的因素，这样才能使生活保持它的神秘和它的兴趣。我们教历史的人至少还可以对下一代的年轻人说：潘多拉（Pandora）的盒子还没有完全打开，你们仍旧有你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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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
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大都已经领会到。但是它的组织结构之庞大，却又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翻阅二十四史里的《食货志》的时候，发现有些朝代用《周礼》那样“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去组织亿万军民，先造成完美的数学公式，下面的统计，又无法落实，就硬将这数学公式由上向下笼罩着过去，等于“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其行不通的地方，则传令用意志力量克服。我们虽不能欣赏这蛮干的办法，对当时做事人的气魄雄伟，却又要叹为观止。
还有一点则是中国思想的体系，并不是主静的，而是主动的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铺陈“食货”，实际是将国计民生综合地解释，也有时间上流动的意义。如《明史·食货志》提到明代“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就牵涉到不同世纪的制度，只是缺乏逻辑上的紧凑，容易使学者误解。英国学者中强调中国思想系动态而非静态的，有ACGraham，他从宋代理学的辩论和唐诗的修辞里看出来这种特征。李约瑟之评朱熹，说他：“没有达到牛顿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也和这所说的特征相映证。文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各种不同版本的卷二。。要是我们把二十四史倒看，更可以看出各朝代间，以及一个朝代的两三百年中，仍有它“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要是我们忽略这些特征，就率尔去检讨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与欧美的冲突，其结果是不会满意的。纵使就在故事之间加入马可·波罗、佛郎机与吕宋，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检讨的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另一个庞大组织的摩擦冲突。要是历史家不顾这问题的重心，则所叙也会和顾炎武写西洋人“喜食小儿”一样；作史的眼光没有参透到事物内的本质上去，已先被旁人片言只语迷惑。
我之闯入这问题中，事在1972年。这时候我全家去英国剑桥住一整年，以便襄助李约瑟博士搜集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材料。我的一部工作属于此书卷七节四十八。其检讨的目的，在解释何以近代科技的突出，发生于西方而不发生于中国。李博士已经在他的书里讲过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在1450年到1600年间仍有并驾齐驱的样子，兹后西欧突出，才使中国望尘莫及。我和他通信交换意见，始自1967年，所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有了五年以上的笔墨接触，也大致知道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而我自己所作的《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也脱稿不久，总算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如何能将我的一段知识，用于李公的问题上面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也可以附和一般人所说，李公提出的问题过于散漫；但是反面的情形，则是现有的书籍文字缺乏综合性，每一个作者，将一个小题目，分析之后又分析，博士论文，也以偏僻的题材为尚，又不顾与其他论文侧面正面上的联系，所以很多资料加不起来。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只好自己去做一段综合工作。在中国的这一方面，只有从二十四史下手。这时要看整套全书，是很吃力而不讨好的。譬如现行书籍中最容易购买和阅读的版本，是后来中华书局出的标点本。全套二百三十三册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假使一个学者每天看五十页，也要四五年。况且二十四史前后文字语气不同，内中又有很多天文地理以及孝子节妇诸种详情，更无法做卡片索引。我们的方法是先看各书的《食货志》。二十四史中有食货志的计十二。此外《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性质类似，也可以凑算是当中的一篇，一共十三篇。其中六篇已有现代作家以外文摘要解释（此即Swann之汉，杨联陞之晋，Balazs之隋，Twitchett之唐，Schurmann之元，与和田清之明）。这些资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要是一个读者将以上五部书和杨氏论文一并仔细看过一遍，又翻阅原书各食货志，再参考各史中其他志传，更和今人所作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以及各种专题论文摘要比较，虽然仍是挂一漏万，囫囵吞枣，总算是尽到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力量了。
其实西方历史资料之不易掌握，也是大同小异。我和李博士第二次见面时，同到剑河（Cam River）旁边去散步，他就和我说，以他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一个显明的例证，则是现代银行出现的次序，首先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次之则于16世纪盛行于北欧，传播于今日的荷兰与西德，再次一步则于17世纪行于英国。我们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也有Italian、Renaissance，Trans…Alpine Renaissance和English Renaissance的层次，时间上和上述商业银行的展开大致符合。李约瑟成套的观念，已给他书中结论赋予方针。我们可以说，西欧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哲学思想美术建筑宗教经济和社会组织，其中各种因素，互相关联，并且这运动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irreversible），兹后欧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纪里面去。因之相形之下，中国的更换朝代，反可以看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