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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4）
我们在1975年，还没有看到布教授此段解说，却早已看到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说：“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去笼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发明的办法”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Gentury，Ⅲ，The Wheels of merce；Sian Reynolds译自法文（New York，1982），pp，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1947），p11。。至于这名词没有适当的定义，我们既不能抄袭前人，又无法避免这一个题目，则早已目睹而身受。我离英返美的前夕，曾根据我和李博士以前发表的文章延伸而写下这么一段：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以监视的程度。而且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这三个条件以英文节录则成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其重点当然是着重于商业资本。现代欧洲商业资本的发展，远在工业资本之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仍重视国际贸易给“资本家时代”形成的影响。我这一段没有直接指出的，则是上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法庭的维护还不算，甚至警察权（police power）的行使，也仍要保障私人合同里处理这上面三个条件的安排。所以这法律的后面即有一个国家的阴影。很多中国和日本的作家，写到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不顾及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保障商业的作用，好像资本主义可以单独由商人一手造成，这样就把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里一个显著的差别一笔勾销了。
我们这样的解释，也不是不重视思想。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则必有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务必透过真人实事，才能算数。以上所说政府耗费自己的人力物力，去强迫执行私人签订的合同，可见社会的风气业已改变，也就是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信用一事，不仅是订约两方的利害，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福利与安全。所以韦伯一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的精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这精神之下，赚钱不仅是手段，而且是人生的目的；也不受传统“适可而止”的警惕所限制，而是越多越好。可是韦伯并没有忽视社会组织。他提到资本主义的特征，曾缕述企业和家庭分离，记账有组织和条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法律面前分割，货币和信用经常联系。讲到资金活用，他又直接地说出：“你付一年六镑［的利息］可以拥有一百镑的钱存在手头活用，只要你有诚实谨慎的声名。”他更牵涉到法律的重要。法律不仅要确实，而且要彻底。在这时候韦伯更立竿见影地指出：“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并且又能经理正式的规则。”他又提出警告：“过于麻烦的法律和无法强制执行的法律，必沦为死法律”这些要点见于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alcott Parsons译自德文（New York；1930），，48。括号内二段依次序见于p50及，以及“作者自序”，p25。。
这些条件已和我们以上草拟的一段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何以麻烦的法律和不能强制的法律要沦为死法律？法律的实施，必有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pulsion）做张本。也就是十之###的情形，人民已自动愿意照立法做事。所行的事，要不是已有成例，可以算作合法（legal），则是两方认为公平（equitable），其关键则是立法已和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吻合，有时纵要法官评断一二，也只算特殊情形。倘是凡事都要开庭审问，追究成例，派法警，出传票，贴封条，那也就是国家体制和社会情况脱节了。长期如此，则这国家必陷入内战的状态中去了。
韦伯用清教徒的文字作基础，清教派则为16、17世纪英国历史上的产物。从他的写作中，我们也可看出在资本主义这一个大题目之下，思想、宗教与法制及经济互相衔接。我们觉得单独用思想作研究资本主义的线索，容易误入迷途。但是有了这样一个互相关联的观念回头去看思想史，同时又将16、17世纪大思想家的写作综合地看去，则又可以对资本主义的体系，多一层认识。
从这些观点看过去，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对资本主义的形成，都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虽不能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反映着16、17世纪的思潮。这思潮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建立新兴国家（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的阶段结晶而为“劳力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初看起来他们的思想有互相冲突之处，而骨子里，却有能前后衔接的精髓。
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类历史只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数，要是不能生存，纵你说得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为恶，你也不能勉强把它说得为善。自存自荣既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性，那也不能怪继续这种功能是违反天意了。洛克纠正了霍布斯的悲观，认为天赋民权仍可以在经过公意而组成的国家内保全，不一定要暴权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观，却和霍布斯的很少区别，他的劳力价值论认为天生万物以养人，原来是全世界的资源，供全人类自由采用，只是某一个人将他自己的劳力与天生的资源混合，则成他的私产。私人财产与天赋民权互为表里，那也就不应当受皇权的侵凌和中世纪传统道德的拘束了。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5）
我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仅只用三两句话把这些思想家的观感概括说出，也感觉得到这样一个思想系统的轮廓庞大，它提到自然法规、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义，而后面却又挟带着个私人财产权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发表著作的时间前后亘二百年，却又还保存着这样的一个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这也就表示资本主义非一时突发的冲动，中国的思想史里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运动。不仅“杨朱为我”只有昙花一现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国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当稍微开放，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干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相比拟。讲得彻底一点，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范围之下，有组织有系统地提倡资本主义，而不是偶尔地、稍微地，或昙花一现地提倡资本主义。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想象我们在70年代的中期，给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立脚点看清，就冒失地溜进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大黑洞里去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埋怨一个伦敦面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时还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时。我们也看到桑巴特的论文有如贺阁兹（Hogarth）的油画，也像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我们虽已知道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连亘几个世纪，产生剧烈的变化，牵涉到好多国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经看到它的大轮廓却又无从说明它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主要的困难则是这大题目不受学院门系的限制，而是inter…disciplinary的一种题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程序，将这千头万绪的因素综合起来。
现在事后想来，我们把这一段研究暂为搁置，在时间上不算是一个完全的损失。恰巧在这时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拘禁，中国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这是给历史家看清局势的一个绝好机会。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顺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说，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是同出而异途。我们观摩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倘使我们对中国更了解，同时也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增长了眼光的纵深。总而言之，我们既已纠缠于一个历史上的大题目之间，则我们身处其境的情势愈澄清，我们的自信心会更坚固。
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6）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