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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欢迎，一边是众多渴望研读历史，而不愿做“史盲”的人们，一边是一位能够为他们提供阅读良品，传播历史智识的专家，两者之间达到如此相应的契合，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一个时候所未曾见过的。这也是中国阅读史上一种稀有而令人欣慰的现象吧。
在2007年即将过去，2008年也就是黄仁宇90诞辰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将他的零散于各处的著述加以编辑汇总，推出了《黄仁宇全集》。这应该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种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同时，我们可以把这部全集看作是黄仁宇先生对广大史学读者的最后的总集的奉献。对于中国的史学研读的普及化，这部全集也还会起着它特有的积极作用。因此我想，这当然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黄仁宇全集》出版之际，笔者还有另外一些话想说一说。
先说《黄仁宇全集》的构成及阅读意义。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黄仁宇的史学论著、历史小说、通讯报道、随笔和个人传记等。通过全集的形式，一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大历史的交融关系在此完整地跃然纸上，而它的内容包含着丰富宽广的历史叙述的价值。如有评论所言：“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可以说，黄氏作品至少有着这样两大特点，一个是它形式上的超越专业的广泛传播性，使得比较专业的内容能够让非专业读者喜闻乐见；另一个就是它内容上的丰富广阔性，所有的文字涉及历史与现实、个人与世界，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大历史的画卷，并体现着富有特点的见解与思考，而这也正是诸多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收获的价值所在。
再说说关于舆论对黄仁宇的评价。在黄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们关注、议论着。赞誉褒扬有之，贬毁批评有之，甚至形成鲜明的对垒。这也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出版他的全集的意义问题。而作为出版策划编辑之一，笔者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那就是在2001年的1月6日，黄仁宇先生逝世1周年之际，在台湾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会上有8位学者作了长篇深入的评论发言，可以说，这场研讨会开得别具特色，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研讨从上午9点到下午将近6点，是一场持续整天的开放性会议，现场由各界人士自由入内参与讨论。8篇论文对“黄仁宇现象”的分析评价，既有肯定的，也有批评的，显示了评论者认真细致审慎的探讨精神和学理观点上相当的水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对各篇观点展开介绍，但可以把题目罗列于下，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些许研讨指向和学术味道。
开头是社会学家高承恕的专题演讲：《从万历十五年到二OO一年》，回忆了自己阅读黄史著作的震撼感受，以及治学中所受的长久的获益。然后是8篇论文宣读讨论：《遥远的现在——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考察对中国与全球变迁有何意义》、《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历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黄仁宇史学的性格与它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里的位置》、《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的个人——黄仁宇史学中的紧张性》、《从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当东方遇上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者限制：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2）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第一，这场有规模和有水准的研讨会，应该是比较集中典型地代表了两岸舆论的多种看法。人们是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及学术文化承接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真中肯地探讨“黄仁宇现象”的重要意义，由于立意的切当，因此研讨就显出了特别的学术价值。第二，这样的探讨和收获，已经印证了黄仁宇作品所拥有的不凡地位。对于那种因批评而至于认为黄氏作品“不值一读”的太过高明的极端意见，我想，一位评论者的话可以引述，他在指出自己所认为黄仁宇治学中存在的疏漏之后说：“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黄仁宇）在世纪末。。。。。。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像之外。”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结论。
关于“黄仁宇现象”的各种评说，大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黄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阅读震撼和热潮，使人们公认他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学习的写作楷模。这一点，已经得到评价中不同意见各方普遍的认同。而这也正是本人作为出版工作者最想多谈谈的一个方面。评论者中对于黄氏的写作风格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不乏高度赞赏者。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说，《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在台湾，有学者将黄仁宇放入中国古代和西方20世纪80年代史学书写方式的变迁中去比较考察，从中探索黄氏写作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将黄氏著作与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经典作品，如休谟的《英国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这些史学家恪守“以史事阐明哲理”的信条，“让史书充满叙述之美”，《万历十五年》虽然在卷帙上不能与这两书相比，但“其铺陈布局、娓娓道来的的本事却不遑多让”。有人慨叹：“黄仁宇说故事的本领，仍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学家无法望其项背。而这仍然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大陆，有史学专家也发出同样的感慨，认为史学界远离大众的阅读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强的著述，一方面是随意编纂的低水平的历史书充斥于肆，另一方面是史学界本来应担当责任，把优质的历史读物提供给大众的，却很少去做这样的事情；并更进一步深入检讨了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政策体制原因，忧虑地指出：“在学术界认可的，不是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长此以往，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呼吁：“‘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我想，有识之士所说“黄仁宇现象”的如上警示，或者启示，应该不只是对于历史学界才有意义的，其实对于整个的学界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要为整个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需要在人文自然诸学识的普及推广上做好文章，而这正是学界与出版界所面对的一个迫切的任务。这正如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李大钊撰写的名联所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的妙手文章，正是要我们面对社会，以铁肩担当起自己的重任，以方便巧妙的文字传播各种知识。专业学术的研究形成成果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学者突破专业话语体系的屏障，把学问知识普及社会大众，这是很重要的贡献之一。否则，其使命、其责任就很难充分地落实。“铁肩”与“妙手”、“道义”与“文章”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密切。
然而，我们在向学界组稿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回答：写通俗读物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要比学术文章难写 ，需要费力增添文采，另一方面这种东西又不能算学术成果，费了时间和精力，还无助于评职称，很是不合算。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某些学者写出带专业性的畅销书时，往往便引来专业内的非议之声，说他们太肤浅，说他们搞错了，云云。这种情况，从黄仁宇到于丹的作品问世，都是存在的。于是，我们特别期待专门家在对这些为社会写出备受欢迎的普及读物的作者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的同时，也能够写出一些更好的通俗性强的著述，为提升大众的阅读水平，尽到自己的“道义”。而且，如果学术界能从课题基金导向和职称评定导向上，将社会需求性广而强的课题列入重点，并规定一定的普及性写作指标，那就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了。这是不是学术界实现良性的协调的统筹的科学发展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呢？
第二，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具有着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
让历史的研读来得更普及些（3）
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动；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这使我想起当年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论道德价值的本质》，其中提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必然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命题，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涉及了上述后一问题。当时在答辩现场，参与答辩审查的老师们都兴致颇高地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还记得一位老师最后对我的论文答辩作出的评价：“不管问题讲得怎么样，能够确立这个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就很有价值了。”现在看，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最后，我想把编辑《黄仁宇全集》时发生的一件事和感想写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编辑过程中，《万历十五年》有一段话不自觉地使我有所留意——作者在论及海瑞时，说其人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在面临一些是非难以厘断的案件时，提出了如下的判决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以其屈兄，宁屈其弟；以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以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以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以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以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117页）
接下来作者评价说：“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从海瑞的司法建议，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在一个以伦理纲常为治国之本的农业社会，在这个不具有科学的严格完备公平有力的法治体制，无法奉行法律之上的法治准则的社会，遇到司法难题时，往往只好以道德伦常为支撑来断结，其中就包括向比较弱势的一方倾斜，至于是否公平合理，也就不管了。这也许就是非法治社会的一种无奈的平衡智慧吧。
书稿读到此时，正好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了我：《武夷山“医闹”事件了结，医院无奈赔付22万元》。报道说，2007年7 月5日，该市郊区一居民，其妻怀孕已超十个月仍不分娩，到医院检查，胎儿生命已危，治疗无效，胎死腹中，产妇在引产之后，发生子宫破裂，抢救的结果是切除子宫，以后不能再生育。于是病家就发起了“医闹”事件，致使医院七天停业。此次事件，当地党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几乎动员了可动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