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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商人子孙并非必须经商。《范巨卿鸡黍生死交》（《明》）以东汉为背景，但称范氏“世本商贾，幼亡父母，有妻小，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弃商而以举业入仕，实为明代富商子孙之常情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即前述杨八老重理祖业时，亦系因功名不利，所以才废学从商。他曾对妻李氏云：“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道消乏。”可见如读书科举事业成功，将必抛弃商业。在相似情形下，《旌阳宫铁树镇妖》（《通》，即《警世通言》，下同）篇中，慎郎自称：“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
从此观之，小地主及自耕农之改业为商者，必所在多有。《桂员外途穷忏悔》（《通》）叙元朝事。其中桂富五称：“某祖遗有屋一所，田百亩，自耕自食，尽可糊口。不幸惑于人言，谓农夫利薄，商贩利厚，将薄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贩纱赴燕京。岂料运蹇时乖，连走几遍，本利俱耗。”
反之，如经商成功，或由其他机缘获致资金，其人通常将一部资金购置田产，而成为商人兼地主。经营典当业者，尤多采取此兼业。《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通》），宋金致富之后，“就在南京仪凤门内买了一个大宅……门前开张典铺，又置买田庄数处，家僮数十房，包管事者数千人。”其辞似嫌夸大，但其经营当铺，又兼为地主，则甚合实情。《徐老仆义愤成家》（《恒》，即《醒世恒言》，下同）叙述一忠仆，因主人孤幼，遂决心为主人重振家业。但其资金积至二千两时，即计算道：“我一个孤身老儿，带着许多财物，不是耍处。倘有跌失，前功尽弃，况年近岁逼，家中必然悬望，不如回去商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算。”也是农商兼业。其重点是商人获利速而资金不安全，农业则反是。司马迁在西汉时即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称工商为末业，农耕为本业。其间一千七百年，基本观点不变，因商人始终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会地位低，旅行时又不安全，而贸易时又多带冒险性，此当在下文详述。在商人成员之观点言之，则成功之商人，常有改业之趋势，中国之资本主义不能发达，此实为重要因素，因商业资本，常转变为田产，而脱离商业16世纪无锡巨商邹望身故之后，二子阋墙招恤，亲朋分党，断送衙门，“想贻未读书之故”；另一商人华麟祥，则“捆载而归，训二子读书”，亦为商人改业之例证。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25。。
官僚地主以其剩余资金放债，实仕农商不分。明代习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滕大尹鬼断家私》（《明》）一篇中，称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后，“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但此人衣饰，仍是“纱帽皂靴，红袍金带”，保持其官僚身份。其实明朝朝贵，利用官员声望，渔猎商利者，所在多有。16世纪末叶，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学士张四维之父，在私人生活为姻兄弟，均为大盐商，专利河东《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页278~279。寺田并提及两家并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商人。，为藉仕宦权势自肥之显例，《三言》尚未提及此类显官巨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动范围为高利贷，亦非纯粹商人资本。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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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为经常旅行之商人，以别于坐商。此种商人为明代商业之中坚分子，虽其资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与走贩无甚差别。前述之李秀卿、黄老实、杨八老、蒋兴哥、慎郎、桂富五均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经商路线，又多祖孙相传，因各地方言、风俗、物产情形不同，客商又多与当地牙商熟识。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业，无通邮便利，又无大规模贷借之习惯，往各地采购物产之商人，须亲携现款，下榻于牙商之客舍中，临时由牙商向出产者征购其商货。《徐老仆义愤成家》称：“元来采漆之处，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担阁了日子，又费去盘缠。”阿寄只有本银十二两，他向牙商央求后，那牙商“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亦可见当地无批发商囤备生漆应市，牙商亦须随时随地零星向产漆之户收买，显然其通常习惯为一手出银一手收货。
此种情形与其他文件记载相合，如陈继儒之《布税议》称明末苏州松江棉布发卖情形有如：“凡数千里外，装重赀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赀收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山西商人の研究》，页192。。其重点为“装重赀”及“领各商之赀收布”，仍系银货当时交讫。
即使绸匹，在16世纪使盛泽镇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离上述之规范。《施润泽滩阙遇友》虽极端渲染，称云：“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其唯一不同之处，为生产者，即俗称“机户”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须下乡收购。因为“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下文则称：“施复到个相熟行家来卖，见门首拥着许多卖绸的，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主人家踮［站］在柜身里展看绸匹，估喝价钱。”在此情形下，生产者和远来客商狭道相逢，银两当可在行家柜台上立即换手，五六匹或十来匹绸亦非大规模生产，其症结在信用制度未展开，机户之外，无人投资于制造，生产零星，所谓行家或牙行，亦无资本垫借，因此客商必须单零每匹绸估价，无法以批发方式交易，无法预定货品，尤无法避免亲身旅行自携现款。
客商旅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乔彦杰一妾破家》（《通》）叙宋朝事，称杭州乔俊“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发卖，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另一客商陈大郎，徽州人氏，“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徽州水道通襄阳毋须数月往返，其所叙每年仅走一遍，当系因每次坐候收购物品，在牙商客店中迟滞之所致。
客商货品出售时，经常亦无批发商承购。《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明》）故事中，叙“一个卖布的客人……口内打江西乡谈，说是南昌府人，在此贩布买卖，闻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赶回。存下几百匹布，不曾发脱，急切要投个主儿，情愿让些价钱。众人中有要买一匹的，有要两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卖时，再几时还不得动身。哪个财主家一总脱去，便多让他些也罢。’”其所叙地方为江西赣州府石城县，甚通水路，客商所存布四百余匹，装置船中，值银二百两，急时虽减价低于本钱，亦难觅得买主。如此城内有批发商承购，则故事不合情理。
买卖时赊欠，通常非客商之预筹，大概多因临时货物不能全部卖为现金。前述老仆阿寄所贩漆，值银仅十二两，“遂雇船至苏州，正遇缺漆之时，见他的货到，犹如宝贝一般，不勾三日，卖个干净，一色都是现银，并无一毫赊账。”阿寄来自浙江淳安，苏州乃其新到之处，文中暗示，虽在此情形之下，通常赊欠为无可避免。又苏州在16世纪为中国重要商业中心，油漆又为工业重要原料，其供应仍有赖此小贩式之客商不时凑应，殊堪注重。此故事叙明代事，其地点乃《三言》作者冯梦龙之故乡，如有大资本漆商经常囤集此物料，市场供应无缺，则作者无法自解。尤有甚者，此故事往下更称：“元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到［倒］时常短缺。常言道货无大小，缺者便贵，故此比别处反胜。”则杭州油漆之供应，情形亦不亚于苏州。
客商所赊欠之账，称为“客账”。因非预有筹划之信用贷借，而系临时付款人资金缺乏所致，是以其账目亦须挨户索讨，尤不能转划于信用贷款之店商，有如现代之银行。索讨欠账，则经常旷日持久，有父子相承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解释蒋赴广东远行之动机为：“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账，不曾取得。”《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通》）主角吕玉为一大本钱布商往山西发货，“遇着连岁荒歉，讨赊账不起，不得脱身”。以后吕玉因嫖妓而患风流疮。下文称：“捱到三年，疮才痊好，讨清了账目，那布商因为稽迟了吕玉的归期，加倍酬谢。”其文中未及直叙者，则虽大本钱布商，其发货亦系零售为主。其所赊欠之购货者，必非仅只一家，亦甚难可能只三家五家，而大概为十家或数十家。此又可与前述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情形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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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2）
《三言》中所述客商，通常搭雇内河船只载货，自备船只者不可多睹。《蔡瑞虹忍辱报仇》（《恒》）叙明代事。内有卞福者，“汉阳府人氏。专在江湖经商，挣起一个老大家业，打造这只大船。众水手俱是家人。”此情形似为例外。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船主则以撑驾船只为生，并不上岸贸易。《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描写有一刘顺泉者“双名有才，积祖驾一只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银两，一个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在船上，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浑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这行生理。”另一船户，则租得仕宦之家船只，载货牟利。此为《苏知县罗衫再合》（《通》）所叙“仪真县有个做惯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坝上街居住，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一只大客船，装载客人，南来北往，每年纳还船租银两……”
客商有专包一船载运其货物者，例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御史所化装之客商。亦有多数客商积资合雇一船者，例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后者在明代似为常态。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之奏疏称，客商之一税单，常包括应税货物二三千余件，为客商数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亦即内河商船一船搭载之状态，此与各税关报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见《北新关志》，节载于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清代之《淮安三关统志》。。
明清时代之商业书籍，亦着重于行旅，内中若干款目，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览》称“搭船行李潇然，定是不良之辈”《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9。“潇”字似误笔。。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又称：“原来坐船有个规矩，但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程，不要那官人船钱，反出几十两银子，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此段出于《苏知县罗衫再合》。其叙述亦与晚明情形相符。17世纪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载枣货与之并行，管理临清商税之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祁虽未称其接收坐舱钱与否，但因仕宦名势免税一节，似属司空见惯。祁不但不加隐讳，并将其详情，于其日记中叙述《祁忠愍公日记》（绍兴，1936年版），又周之龙《漕河一》，亦有类似之记载。。
旅途遇盗，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陈大郎所雇民船，在枣阳遇盗。本钱被劫一空，陈“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残生。”有时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杀客商，以取得其财货。《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之船户即为一例。所以明清商业书，均劝告客商，顾及旅途安全，所有财物，尽力掩饰。如“逢人不可露帛，处室亦要深藏，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