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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部局直接管理企业这种形式，租界纳税人中一直存在争议。在工部局的管理下，电气处虽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始终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固有规律，企业的管理缺乏自主权和灵活性。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工部局要对电厂进行投资，为此而发行的债券成了工部局沉重的财政负担，历年发行的电力债券占所有债券的大半，影响了其他债券的发行。
1899年，工部局开始考虑出售电气处，这就是电气处改制问题。反对者的意见很强烈。反对者认为，应该保持工部局对电气事业的控制，以降低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投资涉及公债，债务关系复杂，不容易彻底清理，购买公债和没有购买公债的居民在使用电力上是否应有不同的待遇等等，也是棘手的问题。
但是，反对者也主张通过某种办法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为此，曾经设立过专门的公司和委员会，试图将电气处作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来管理，以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像所有的国企改革一样，除了改制以外的种种替代性办法都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企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但这实际上是和独立产权、市场主体地位直接相联系的。产权是自由交易、企业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没有能够发挥同样作用的其他办法。发展市场经济，明晰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环节。虽然当时的经济学还不能深入论证这个问题，但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却挥之不去。
经过多年讨论，最终，1929年，工部局董事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持出售了电气处。电气处在这一年的8月以8100万两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
现在无从了解当时作出决定的工部局董事们的心理活动，想必有人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背负着财政负担，面对纳税人会议的严格监督，自己又不能得到所有收益，这时，经营管理一个企业可不是什么美差。把企业卖出去无异于卸掉了一个包袱。
那么，当初那些反对改制的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电气事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私有化是不是会让普通市民利益受损呢？
1929年以后，上海依然保持了远东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不过，在20世纪后半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活力逐渐萎缩的过程。在上海重新获得这种最宝贵的发展活力的今天，至今仍然是上海最重要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的百年历程也许包含着值得深究的历史意义。
凭什么说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
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3）
抨击中国人自私冷漠、缺乏道德、缺乏慈善之心，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并且，批评者往往把许多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归结到这里，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没有终极关怀，于是也就不愿牺牲现实利益去帮助他人。由于这种心理来源于中国文化，所以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那么，中国社会中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指望谁呢？那些仅仅是由于运气不济而陷入悲惨境遇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看来只有依靠政府的福利保障了。既然中国人不愿意自发行善，那么就只好强迫他们行善。也就是由政府强行征收税款，然后再分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否则，那些可怜的人就不会得到任何帮助。
现实情况看来的确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发达。与那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捐资行善的绝对数额和占收入的比例都是极低的。很多生活悲惨的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这种现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中国人并没有穷到无力助人的程度。看来，中国人在乐于助人方面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虽然现实情况无可否认，但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导致某种结果的因素往往很多。在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贸然认定某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要想就中国人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下结论，稳妥的办法是观察一下中国人在其他社会环境中是不是同样冷漠无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
上海地区的慈善事业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从那时起，上海地区成立了许多善堂，实施各种慈善行为，向穷人发放衣服、粮食和药品，掩埋死者，收养弃婴，等等。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种慈善机构为数众多。一时间，上海地区“善堂林立”。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进入地方自治时期。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时，除了继续进行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外，针对大量贫民进入上海的社会变化，各家慈善机构广泛开展了收容和教化贫民的活动，成立了贫民习艺所。这种慈善活动为进入上海的贫民提供了安身之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社会常识和职业技能教育，帮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民间慈善机构的这种活动，意义可说重大。不仅帮助那些贫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培训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谋生技巧，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慈善活动对于上海城市凝聚力的增强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养，作用极大。
上海是在一个小县城基础上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起来的城市，并无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共同观念。针对进城贫民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塑造了上海城市居民的共同意识。没有这种活动，大量涌入的贫民不但是对城市秩序的巨大冲击，还会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深刻分裂和持久隔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很难想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上海就能从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文化意识和强大经济实力的远东第一都市。可以说，民间慈善团体的积极活动从根本上支持了上海的近代化城市发展。
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建立完整的政府体制。随着上海市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公立慈善机构开始出现。但民间慈善机构依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上海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慈善机构的实力也逐渐壮大。据计算，当时的慈善机构在冬季施舍的米的数量可以供一万人吃两个月。由于受助者不会只吃这些米，多少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因此，这个施舍量至少可以帮助数万贫民度过冬季。医药卫生方面，慈善机构每年可以提供数十万人次的免费诊疗。当时上海市的人口总数是三百万人，也就是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免费诊疗。民间慈善机构实际上已经为上海市民提供了有效的最低医疗保障。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4）
除了教育贫民以外，民间慈善机构还在收养弃婴、收容无劳动能力者、灾害救助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慈善机构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要求，但就当时的生产水平而言，上海慈善机构的总体规模已相当庞大。
慈善机构资金的两大来源是房地产租金收入和捐款收入。少量团体可以得到政府补助。从整体来看，拥有大量房产的慈善团体不多，大多数慈善团体都依靠自发的捐助筹得资金。完全依靠自发捐助虽然有资金来源不稳定的问题，但在资金总量上，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成就不容小视。
据统计，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财政规模达到了300万元以上。仅看数据并不能理解这个规模的大小。可以把这个数字和当时上海市政府的开支比较一下。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各项开支合计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机构的资金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
实际上，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行政机构主要承担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而社会福利则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这种局面现在当然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基本全由政府一手办理。民间力量由于没有发挥的空间，自然趋向萎缩，而这种萎缩又进一步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结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间慈善的规模甚小，中国人似乎非常吝啬，不愿意助人。实际上，与其说中国人缺乏慈善心，不如说中国人的慈善心被全面控制社会的大政府成功压制了。
2006年，北京地方财政支出为1200多亿元。这一年北京市的慈善事业的开支总额是多少，我还没有找到数据。但估计包括政府办的慈善机构在内，总开支也决不会达到财政开支的40％。能不能达到4％都很难说。
目前，由政府全面建设福利保障体系的呼声很高。由于近年来税收大幅度增长，政府在这方面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大显身手。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人们，政府做事的效率很低，浪费惊人。为了防止官员*，社会还要承担大量的监督成本，因此，政府来主办福利保障体系，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必将造成无穷无尽的浪费和*。社会整体的慈善水平也不会很高。许多需要救助的人会仍然得不到救助。
可是，一般人都认为中国人缺乏慈善心，所以舆论甚至不能设想由民间来承担社会福利保障的主要职责，大家认为，那样只能造成社会福利保障根本无从建立。但是，历史表明，中国人其实是乐善好施的人群。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那么不发达呢？
在慈善事业中，慈善机构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捐资行善的人虽然有足够的善心和财力，但他并不掌握行善所需的信息和相应的管理能力。缺乏信息，就会给骗子提供机会。而管理能力不足，也会使得善款的使用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慈善机构的作用就在于为捐资行善者提供信息和管理。
由于慈善机构的专业化工作，即使扣除他们必要的工作经费，捐资者的善款也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如果捐资者自己直接去寻找受助者，往往效果更差。最近国内已经披露出好几起类似的事件，捐资者往往陷入被骗或者被利用的境地。这并不是偶然的。可以想象，这些捐资者的被骗，将使得无数本来想要行善的人往而却步。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5）
可是，怎样保证慈善机构的诚实可靠和工作能力呢？靠竞争。企业要面临竞争，要使消费者相信自己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更加质优价廉，慈善机构同样要面临竞争，要努力让捐资者相信自己的诚信和操作能力。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慈善机构将募得更多的善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那些行为可疑、浪费低效的慈善机构只能逐渐萎缩，直至消亡。目前国内的许多慈善机构——他们往往是由政府主办的——在诚信程度和工作能力上都不尽如人意。他们果然也没能得到大量的捐款。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那是极为荒谬的。中国人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但中国人也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有效地识别出那些骗子和不可靠的人。指望着人们把钱大量捐给蛀虫，是办不到的。
因为同样要面临竞争，所以，慈善机构和营利企业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差异。区别仅仅在于慈善机构并不以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它同样以一种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就是捐资者的道德满足感最大化。慈善机构并不是存在于市场以外，补市场之不足。慈善机构其实就存在于市场以内，遵从市场的基本规律，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完善的国家，慈善事业越发达。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人们更有善心，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使他们的行善愿望有更多得到满足的机会。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充分发展。在不完善的体制下，民间创办独立慈善机构的空间受到极大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