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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充分发展。在不完善的体制下，民间创办独立慈善机构的空间受到极大压制，甚至根本不可能。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中国人并不缺乏慈善之心。中国人缺乏的，是自主行善的机会和条件。
看到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现状，要做的不是空洞地谴责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而是要尽量给他们创造出自由发展的空间。当人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时，一定会有许多人选择无私地去帮助他人。这种基于道德和自愿而建立起来的福利保障机制，其效果要远远优于强制再分配机制。自愿帮助他人不仅使受助者得益，捐助者自身道德水准也很有所提高。在满足经济效率最大化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其他体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同样，在满足人们道德追求最大化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有着无可动摇的优势。
美国参议员和中国银元危机
全球化把世界各国联为一个整体，各国都会从中受益。但全球化也对各国的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制度缺陷有可能被放大。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主动进行制度变革尤为重要。
在中国，银子是货币的代名词。中国人用银做货币，由来已久。明朝中后期，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开始居于核心地位。到了清朝，已经形成了大宗贸易用银两，民间小额交易用铜币的局面。从那时开始，中国已经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
世界上，也有其他一些国家采用银本位制，但到了1870年左右，虽然市场中仍有大量的银币流通，但绝大多数国家采用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是世界货币体系的主流。另一个银本位大国印度于1893年放弃了银本位制，1899年采用了金本位制。到了193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依然采用银本位制。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6）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本位货币上的这种差异造成了一种局面：白银在其他国家只是一种普通商品，而在中国，白银却是经济体系的核心因素——货币。
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呢？
先来看看白银在世界上的主要产地分布。
虽然实行银本位制，但中国并没有丰富的白银储量。流通货币所需的白银大量依赖进口。“墨西哥鹰洋”（一种墨西哥货币，因表面铸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在中国货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美洲是世界白银的主要产地。这其中，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首先，美国本身就是产银大国。1920年代，美国的白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2％；通过投资，美国人还控制了加拿大银产量的34％、秘鲁的87％、中美洲的89％、智利的83％；合并起来，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对美国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同时，白银价格也就必然会受到美国国内政策的重大影响。
美国的白银生产主要集中在西部的犹他、爱达荷等七个州。虽然这七个州的人口总数不及东部的新泽西一个州，但美国国会两院之一的参议院中所有州的参议院席位是一样的，都是每州两个。所以，七个产银州就成为了美国国会中的一支重要势力。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为了在其他问题上得到这些参议员的支持，“为白银做点事”是非常合算的。
对这些产银州来说，最好的局面自然就是白银价格能够居高不下。这样既可以使银矿投资者获利丰厚，还可以尽量保持各州的就业率。因此，当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出现下跌时，这些参议员就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通过大量收购来维持白银的市场价格。
政府购买白银所需的货币来自于他们新印出来的白银券。这自然会带来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是另一个实力强大的国会集团——农业集团所需要的，因为通货膨胀可以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两个国会势力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一起，共同促成了1934年6月《白银购买法案》的出台。
该法案命令美国财政部长采取各种方式在国内外购买白银，直到每盎司（克，约合中国的半两）白银的市场价格达到美元为止。
法案生效以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在国内外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虽然始终没有达到法案要求的价格水平，但白银的市场价格确实因此出现了大幅上涨。到1934年底，白银价格上涨了；1935年，价格进一步上涨。
《白银购买法案》的作用只是让美国纳税人为白银生产者提供补贴。这种补贴并不会产生什么经济上的正面收益，只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一个局部问题。毕竟，白银仅是美国的一种普通商品。其他一些不采用银本位制的国家，即使仍有银币流通，银价的上涨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当银价超过了银币面值以后，人们只要把银币拿去回炉重新铸成银块就可以避免损失了。
但是对于中国，麻烦可就大了。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大量的银币囤积在上海的各家银行的金库里。当银价上升时，为了追求利润，这些银行就纷纷把储存的白银运出中国，投入到世界白银市场*利。一时间，上海港出现了巨额白银上船出口的景象。1934年8月，上海的白银输出量比7月猛增了倍。到年底，上海存银总额已从亿盎司降至亿盎司。上海以外的其他金融城市和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出现了大量白银外流的情况。除了合法的出口，白银走私也大量出现，遍布华南、华中、华北、西南等沿海沿边各地。1934…1936年，经海关及走私渠道，中国一共外流白银64531万盎司，约合亿元。这些外流的白银大多流向了美国。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7）
大量的白银外流，直接造成了中国的银元危机，也就是通货紧缩。市面上的银元急剧减少。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白银价格的上涨使得中国的币值大幅上升，降低了出口，增加了进口。很快，中国就由原来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这种逆差进一步加大了白银外流。
通货紧缩还造成了国内物价的惨跌。1934年7…10月，物价下降了，大批工商业者破产。农村地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加之气候不利，1934年，中国农村地区出现了经济大衰败。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大量减少，最终引起了金融体系的危机。先是利率上升，接着出现了储户在银行挤兑现金。第一吸储大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储蓄额减少了3000万元，下降了18％。上海、天津、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大量钱庄倒闭和银行危机。政府不得不以高价从香港购入白银，以支持市面基本流通的需要，挽救金融系统的危机。
银价的大幅上升，使中国的经济面临着整体崩溃的危险。
当时的许多人都意识到了，正是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了中国的银元危机。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递交照会，指出美国的白银政策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中国政府还采取了打击白银走私、开征白银出口税等措施以抑制国内银价，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继续原有的白银政策，中国国内的银价没有得到控制。
最终，中国政府于1935年实施了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实行白银国有，并将这些白银出售给美国，换来的外汇，作为发行法币的基础。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此次改革使得中国成功摆脱了由于银价上涨而造成了的银元危机，在制度上摆脱了被金本位列国包围的银本位国家的不利境地。法币改革以后，“国币价值已脱离伦敦银市之羁绊”。
依靠法币改革，中国成功终结了银元危机。这揭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固守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经济制度，那很可能要陷于不利的境地。白银对于中国是货币，对于其他国家却是普通商品。白银价格的意义自然对于中国和对于其他国家大为不同。结果就是，一旦其他国家有了变更白银价格的需要，中国就要被迫受到牵连。现实果然如此，美国总统为了讨好几个参议员，决心“为白银做点事”，可万里以外的中国就因此掀起了惊涛骇浪。
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的办法只能是，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秩序之中，采用世界通用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
虽然，法币改革在摆脱银元危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次改革毕竟是在银元危机的背景下被迫进行的，各种制度和经济条件并没有完全成熟，这为今后的货币体系埋下了重要的隐患，这就是，货币不再有贵金属作为价值保障，通货膨胀成为重大的潜在危险。
中国的不幸在于祸不单行。法币改革以后不久，1937年，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战争使政府的开支急剧增加。为了应付这种支出，政府只好大量印制发行钞票。这时，由于没有了贵金属作为保障，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大大增加了。1937年…1945年，货币的发行增长了几乎300倍。而同期的价格几乎上涨了1600倍。由于战争及外来援助的作用，通货膨胀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但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政府面对内战，再一次以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危机。这一次的通胀幅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为此蒙受了可怕的创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8）
“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
1930年代以后，一种趋势——国家吞并社会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令人痛心的是，人们还很少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重犯错误的可能性不可忽视。
中国近代金融史上，1935年3月25日是个不应该被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被迫辞去职务，并彻底和中国银行脱离关系。这是一起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
一个银行总经理的去职，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先来看看张嘉璈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嘉璈，江苏人，生于1889年，民国时期著名的江浙财团核心人物之一。1913年，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不久，出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在这个职位上，张嘉璈干了一件大事。
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由于连年打仗，中央政府财政极度紧张。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两家最重要的中资银行，部分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为了应对中央财政紧张，中交两行都增加了货币发行量。这就引起了公众对银行信用的担忧。一些地方出现了挤兑现象。公众涌向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为了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北洋政府命令中交两行暂停兑付储户存款，强行制止挤兑风潮。
停止兑付，固然可以立即中止挤兑风潮，却必然是对银行自身信用的极大伤害，而信用是银行生存之本。储户把钱存到银行，不管什么原因，如果银行拒绝储户按自己意愿取钱，储户又怎么能够再信任这家银行呢？
颁布命令以前，北洋政府询问中交两行意见。交通银行各分行均无异议，愿意服从中央，但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均表示不赞同。其中态度最激烈者电告中央政府：“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北洋政府反复斟酌以后，还是下达了停兑命令。命令一下，交通银行完全遵守，立刻停止了储户兑付。中国银行总行也下令各地分行执行政府命令，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却在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的带领下，公然抗命不遵。他们以银行股东的名义发布公告，宣布继续兑付，并要求政府不得再从银行随意提取款项，自此以后，一切事务均按照普通银行办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不再是政府的筹款机器。
公然对抗政府命令，宋汉章和张嘉璈是冒着极大风险的，甚至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上海分行的上上下下提心吊胆，非常紧张，随时准备应对非常情况。当然，宋张二人也不是简单对抗而已。他们积极联络各方，取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和其他银行的支持。
此后的一个星期是最紧张的时候。大量储户涌到中国银行提取存款。第一天来了2000多人。银行职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挤兑持续了几天以后，储户发现中国银行的现金流没什么问题，来提取存款的人也就大量减少了。第四天只来了100多人。再过几天，这场危机渐渐平息了。上海分行挺过了这次危机。事件过后，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有钱人和生意人纷纷把钱存到这里。银行吸收的存款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