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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41）
罪犯往往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很少有人能做工匠。而且，没有严厉监督，这帮人是不肯干活的。造个房子都耗时费力。永久营地18个月以后才建起来。由于不懂技术，他们种的庄稼收成很差，根本不够吃的。很长时间内，去澳大利亚的这些人的吃食，还要不远万里地从英国运过来。远隔重洋，一旦运输船出现问题，澳大利亚的英国人立刻就有挨饿之虞。
1790年就是一个艰苦的年头，食物不得不配给发放，并打发一大批人去附近的海岛自谋生路。这些人到了那里，依然吃不上饭，好在海鸥比较多，他们就大肆屠杀海鸥充饥。
这种局面让澳大利亚总督和英国政府都很头疼。本来以为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去可以省钱，结果这块殖民地久久不能自立，总要靠英国本土养活。到1800年，已经花费了英国政府100万英镑。一算账，比把罪犯关在英国本土还要费钱。看来得做一些改变。英国政治家一向不耻于言利，相反，总是把利益计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因为经济不合算而改变政策，在英国人看来很正常。
澳大利亚总督向英国政府表示，看来靠罪犯是干不成什么正事的，还得想办法招一些自由民过来。几经请示，政府终于派来了50名自由农民。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农业果然大有改观，开出了好几千亩土地，产量增加不少。看到招揽自由民的政策如此有效，总督决定把这种政策推广开来，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人们前来澳大利亚。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法律制度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了。英国当初只是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海外监狱，垂直管理的程度很深，管理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殖民地当局没有权力制定任何法律。虽然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赋予总督以权力发布关于治理殖民地的命令。这种命令在实际中就成为殖民地的当地法律。换句话说，总督是有相当的立法权的。
既然有了这个授权，总督就把英国本土的法律，或移植，或修改，实在没有就新定，在澳大利亚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准法律制度。吸引自由民的政策就是这种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吸引自由民的政策逐渐吸引来一些英国人。这些人相信，很有机会在这个遥远的大陆开辟自己的新生活。著名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当中，就有当时的英国人转而前往澳大利亚开拓新生活的情节。显然，那时，去澳大利亚已经不再只意味着流放和艰苦了，更多意味着机会和美好的未来。
1806年，布莱出任新的澳大利亚总督。这位新官脾气不大好，粗暴专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808年，一些军官发动政变，逮捕了布莱总督。此事被称为“一月政变”。一月政变让英国政府感到，需要加强澳大利亚的自治了。首先要在澳大利亚建立起咨议性的立法机构。
不能不感叹澳大利亚的好运气。同样的政变，也许只有英国能得出要加强自治，而不是加强控制的结论。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国家能在这方面达到英国的政治智慧呢？
1823年，英国颁布《新南威尔士法案》，赋予澳大利亚制定法律的权力，并成立了相应的立法机构。“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亚发展的转折点。从这时起，澳大利亚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监狱，而成为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一样的高度自治的殖民地。
也许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开明政策，澳大利亚与母国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甚至有些依赖。当其他白人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时，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举动。甚至要由英国政府来推动澳大利亚的自治。
随着澳大利亚的自治越来越健全，他们不再是当初那个军事化管理的严酷之地，逐渐有了整套的来自英国的适应工业革命的法律制度。而当法律制度确立以后，经济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许多人把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起点定在19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养殖绵羊。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时的英国工业对羊毛的需求很大。有人尝试着把绵羊引进到澳大利亚养殖，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吸引了许多企业家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澳大利亚投资，经营畜牧养殖业。这样，前来澳大利亚的就不仅仅是普通平民了，一些大资本家也选择移民到这里。这大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发展。
但是，不要因此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羊或是草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法律和制度。世界上好的牧场很多。仅仅有好草和好羊并不足以建立发达的产业。看不到法律制度的作用，只看到经济快速发展，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在背后发挥了极好的作用。可惜，人们往往就因此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自然条件。
随着畜牧业发展，澳大利亚社会的各方面都逐渐发展起来。1820年代以后，悉尼已经完全是发达大城市的面貌。在澳大利亚，人们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和英国本土同样的生活水准——也许更好。
繁荣的澳大利亚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或英国政府刻意设计出来的产物。当初甚至没有人能预见到澳大利亚会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流放地到富裕国家，看上去非常神奇，甚至不可思议，但并不轰轰烈烈。倒是那些想要轰轰烈烈、一举赶上的做法，往往南辕北辙、一败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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