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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有志于改革本国医学教育的美国医学家们开始大力学习德国的经验。1870年到1914年，先后有1500位美国医生在德国进行学习。这些学者把德国的经验搬回美国，逐渐在美国建立起了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1893年，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立。这是美国现代医学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德国留学归来的院长和其他学者带来了先进的德国医学教育体系。这家医院成为美国医学教育的样板。院长韦尔奇被称为“美国医学的校长”。直到今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都是美国最重要、最先进的医学教育机构。
决定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以后，洛克菲勒便着手延揽欧美一流的医学教育人才。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人才。于是，协和医学院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发源于欧洲、完善于北美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和管理体系。再加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雄厚财力，协和的金字招牌就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协和实际上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进入中国的门户和途径。
除了办学方针、管理体系这些软件建设以外，在硬件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投资巨大。协和成立以后，确定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豫王府兴建新的办公教学楼。基金会请来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建筑设计师。经过实地考察，设计师在豫王府华美建筑的基础上，建起了中西合璧、用料考究、设施完善的协和建筑群。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购买地皮，从国外运进建筑材料和各种先进的医学设备。到1919年，花费的资金已经达到了750万美元。
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协和医院的建立是什么态度呢？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虽然国力不足，但在对外开放上却自有一种大国的气度，对于引进世界上的先进文明，政府持积极欢迎和大力支持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后来却往往成为不可能。
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投资建立协和医学院，当时的中国政府基本没有任何干涉。投资者和建设者有极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完全自主地确立医学院的办学方针、管理办法，不必为了迎合政府官员的口味作出什么妥协和牺牲。可以说，在创办协和医学院这件事上，中外双方的合作非常积极。投资的外方，志在创办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机构，虽然投资巨大，但没有提出任何附加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中国政府方面，则基本不予干涉，不借机进行政治上的利用和投机，放手让投资者去做事。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背景因素也许不如大笔的投资、高楼大厦那样引人注目，但其实至关重要。
1919年，协和医学院本科正式开学。第一班学生只招收了9人，而到1924年毕业时，完全通过艰苦学业获得毕业的仅有3人。以后，协和在招生方面也坚持少而精、高淘汰的办法。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使协和培养的医学人才数量十分有限，但实际上，从协和毕业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了中国医学界的骨干人才。他们一个人往往能够开办起一所甚至几所医院或者学校。协和这种持续培养出高水平人才的能力是其他医学院难以企及的。虽然没有直接培养出大量的医生，但协和有效地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医学人才的现代体系。相比于其他领域，现代医学在原本基础落后的中国的引进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6）
协和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极富传奇性。那时的中国，虽然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现在，但靠着虚心的、全面的对外开放和学习，却成功地建立起了协和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学术教育机构。这段历史表明，对于医学、教育这样高度依赖人的知识、智慧、信誉的行业，要想实现快速协调的发展，向先进国家充分、全面地开放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让那些掌握着丰富知识的人有机会完全自由地拓展他们的事业，是利用他们头脑中那极为宝贵的知识的最好方式。
1920…1923：自由主义在中国
自由主义在中国曾经一度成为主流思潮。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成为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19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平淡无奇。1910年代，有辛亥革命、保卫共和；1920年代后期则是北伐战争、国民革命。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唯有1920年代前半期，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是，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的角度看过去，却会发现，这几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表面上看来，这段自由主义历史仅仅是昙花一现，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遗产，但我却相信，假以时日，这段历史同样可以成为中国建设自由社会的传统资源之一。
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体制，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相对立。经济上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制度性限制。在这种社会中，民间力量会得到长足发展。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和自治化。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先后制定实施。辛亥革命以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快。大大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工商业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增，可惜战争也阻碍了交通，增加了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的困难，因此，战争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不过，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旧，同时，战争的不利影响不复存在。于是，1919年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份。那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极其繁荣。
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国内商人阶层自觉意识的强化。反映在思想和政治上，进入192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
当时的中国，存在严重的内部*。大小军阀之间的战争，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商人们痛感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呼吁政治稳定的局面。胡适等人在《努力周刊》上提出建立“好人”政府，正代表了商人阶层对有效政治制度的吁求。
在西方，自由主义首先意味着个性解放和公民个体权利的伸张。19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地方自治。在1920年代前半期，中国好几个省份的自治取得很大进步。湖南甚至制定了省宪法。联省自治成为重要的政治思潮。中国的精英们首次提出自治和联盟的主张，放弃了以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主张背后有一个重大的思想进步。那就是精英们希望用新型的、自由主义式的政治体制打破以往的治乱循环。以往的中国历史，要么是政治稳定加国家对社会的经济盘剥，要么是不再有国家的盘剥，却要以社会*为代价。商业自由似乎只存在于乱世之中。地方自治思潮希望政治稳定和经济自由能够同时存在。 。 想看书来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7）
1920年初，自治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几乎赢得了所有选举的胜利。地方政府的地位大大加强，地方精英成为自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商人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各地，商会都成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不仅在市政管理中，在省一级的议会中，商会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随着商人作用的日益增强，商团也开始大量涌现。商团是商人出资建立维持的武装力量。1916年，政府曾颁布条例，严厉限制商团。自治运动发展以后，商人要求废止这一条例。商人要求掌握自己城市的命运，尽量减少战乱的威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口商会还以欧洲当年的汉萨同盟为例，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这样才能团结一致，确保安全。
但商人们并不寻求无政府主义。他们依然想要一个有执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商会先后提出很多议案，要求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克服种种社会流弊和危机。他们致力于实现自治，但他们同时也强烈意识到一个有统治力的全国政府的重要性。
在帮助政府树立权威、稳定政权方面，银行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银行家是商人团体中非常杰出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具备了世界级银行家的水准。这些人大多曾经留学海外，不但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进步也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奉行逐步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方针。“则自不能不于无可进步中以求进步”，希望逐渐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依旧严重，同时，外国银行的势力因为战争有所减退。这使得中国银行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大量经办政府的借款。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精神，他们用这种团结精神和政府的低效和错误作斗争。
银行公会是银行家们的自治组织。1920年代政府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推动了银行家对政治的干预。有意思的是，银行公会的作用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当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在借款给政府时，往往附带许多改革性的意见，要求政府接受。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提醒政府，如果要获得资金，就应该缩减军费，调整国内借款，实行币值改革。银行家在推动政府作出政治上的变革和让步。1921年1月，中国银行家建立起了自己的银行团。银行团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支持政府。随后不久，银行团给政府提供了好几笔重要贷款，但同时也再次强调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在银行家的推动下，政府同意设立改革币制委员会，并整理了政府债务，制定了长期还款计划。
当然，银行家们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力量也远远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后，银行家就不得不放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
但商人们依然想要实现国家政治结构的彻底改革。1922年3月，商业公团联合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国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把商人们召集起来，研讨如何使国家重新回到辛亥革命不久后的那种共和国状态。为此，会议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包括：确定政治体制，保证全国统一，解散多余的军队，整理财政，等等。可是，会议实际的结果并不如人意。商人们最终仅仅提出了几个宪法草案。随着几个月后曹锟成为总统，恢复宪法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终止。国家政权依然虚弱不堪。商人们希望的那种良好法律秩序依然如水中月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8）
上海商人由于实力突出，并且紧邻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远。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独立。以往的类似行动往往意味着国家*和地方割据。但这次上海商人独立，并不以领土占领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商人们所做的，仅仅是宣布与信誉扫地、无法信赖的中央政府决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以此来实现地方上的*和自治，并进而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
许多人对上海商人的独立表示嘲笑。他们认为商人们太天真了。“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根本已错。”确实，商人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独立甚至没有被政治势力认真对待。不待军阀们有所动作，商人们的自治组织就流变为目标有限的联合会，仅仅满足于减少军阀战争的危害。
种种的建立自由主义体制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商人们的努力方式。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谈判、协商和妥协，公开发布文告，通过各种宣言，这些方式的确符合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表现，但在1920年代的中国，这种方式确实有理由被人讽为“与虎谋皮”。但那些采用更激烈方式的人又怎么样呢？也许，在短时间内，他们取得了商人们无法企及的政治成功，但从长远看来，他们并不成功。他们无非是把中国固有的治乱循环再次重复而已。
相反，倒是商人们遭到挫折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有一天，人们会再一次面对1920年代的商人们曾经面临的问题。当他们寻找答案时，当初那些商人们的选择就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商人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可能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社会建立的基础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和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实现自由、自治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可能格外困难。在市民社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