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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后有几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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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凡中国历史上到了老曹这岁数的枭雄,雄心壮志多少都有些衰退,反而为自己的身后世操起心来,如秦皇汉武盖不能免。他们这些人晚年通常有三个最怕,一怕手下造反夺权,二怕子孙不守祖宗成法、致使江山易姓,三怕当世书籍对自己有所批评、招致后人唾骂。

  所以很多年轻时英明无比的君主,晚年却往往犯下杀功臣而乱国家、保成法而废发展、改书籍而愚百姓的错事,每每令人扼腕叹息。

  而此时的曹操,由于亲眼目睹过袁绍及刘表废长立幼造成国破家亡的可悲下场,深深被贾诩言语所打动。此刻的他,虽明知曹植天纵聪明可堪大任,但毕竟并非嫡长子,若让他继承自己谁能担保不会“乱祖宗之成法”,造成如袁绍、刘表那样的可悲下场呢?不觉仰天长叹,继而大笑不止,良久不息。

  曾几何时一代枭雄,到头来也被世俗礼法所惑,被臣子党争权谋所迷,不亦悲乎。

  上耶!陈王曹植本天纵之英主,三代未有之奇俊;文可盖世,武能化神,才高八斗,智达十方,能断诸葛亮之谬(曹植有《汉二祖优劣论》,诸葛亮为之附和),能识司马懿之奸(曹植有《上疏陈审举之义》及《与司马仲达书》,直指司马家族野心),上堪为两汉未有之明君,下堪成唐宋未兴之盛世,唯狂傲不见容于世之宵小者,是其短也。奈何抱利器而无所施,后世徒以诗人称之,大谬!其才若得施,其智若得展,不才似诸葛司马之徒,无能若陆逊陆抗之辈安足以道哉?!陈王不为天子而荒老于封邑,岂非天灭曹魏邪?陈王不为天子而荒老于封邑,真孙刘司马诸氏之大幸也!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终于下定决心立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

  名分既定,曹丕从此化被动为主动,采守势为攻势。借助于司马懿还与陈群、吴质、朱铄等“曹丕四友”之力,曹丕最终巩固住自己的太子地位,将曹植打入万劫不复之境,也最终奠定了曹魏不足50年便被司马氏篡夺的可悲命运。

第11节 女王与甄妃
随着曹植夺位失败,曹植也开始被全心全意栽培曹丕的曹操所忌惮,“异目视此儿矣”(斜眼看曹植),曹植备受冷落。

  曹丕继位后,其挚友杨修、丁仪、丁廙相继被诛杀,就连曹植亲近的兄长,曹丕亲弟——卞夫人所生次子曹彰也不明不白“暴死”身亡。曹植被转封荒芜之地,终身不得参与政事。

  此后曹植便彻底从曹魏政治舞台上淡出了,坠乔木而入幽谷,踏上了人生坷坎之路,不得再与甄夫人相见。从此寄情诗文,也最终成全了诗圣曹植之名。

  而伴随着曹丕的登基与曹植的衰败,甄氏的命运却开始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原来自从曹丕与曹植因甄氏而开始明争暗斗以来,甄氏与曹丕的关系已经渐趋紧张。尤其是在曹植失势落败后,身为曹丕的枕边人,甄氏更加不满曹丕。夫妻关系由最初的“举案齐眉”而开始变得“形同陌路”。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曹丕又岂止有三个女人?随着曹丕与甄氏的逐渐疏远,另外一个女人开始趁虚而入。这也正是甄夫人悲剧命运的开始。

  郭夫人,汉中平元生(公元184年),祖籍安平广宗。她的祖先虽然是所谓“长吏”(官吏六百石俸禄以上的都可以叫做长吏,非特定官名,也就是指大官)没有甄夫人那有名有姓祖先来的显赫,但父亲却干过南郡太守,所以她后来也有幸成为曹丕的宠妃之一。

  三国年代的史书上并没有记载郭夫人的名字,但后来却有人说她全名“郭嬛”,不可尽信,我们姑妄听之。

  关于郭夫人表字的由来,传说也有两种,一说是他老爸当年以“此乃吾女中王也”的自夸给闺女起的字。还有一种传说,却说她好像武则天创“瞾”字一样,自己起的表字。

  相传当年郭夫人父母早亡,又赶上战乱居无定所,不得以进入铜鞮侯侯府(干什么就不清楚了,可能是婢女,也可能是小妾,总之老曹家铁定喜欢“*”及“*”这一口|||)。后来不知怎么被曹丕发现(可能如吕不韦献妃那样)便被纳为妾氏。

  市井传说,郭夫人不但生而有异,而且闺中之术也与别不同,可能与其在铜鞮侯府中所受教育有关——铜者,金石之华也,主杀伤。鞮者,兽皮之鞋也。

  据“临幸”郭夫人当晚,负责曹丕府安全的值夜人员后来回忆,是夜曾听到“叫我女王,叫我女王~”如同歇斯底里般尖锐的女性叫喊声,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皮鞭抽打声,乃至于蜡烛油劈劈啪啪的滴落声等诡异响动。

  无论怎样,曹丕同志想必还是很受用的。不然那天以后,郭夫人也不会多了一个大家传颂至今的称号——郭女王。

  常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后曹丕身边不但多了个热情似火的“女王”,更多了个替他出谋划策的帮凶——这郭夫人除了闺中之术与别不同,政治上同样不同凡响;据说凡是曹丕干的缺德事,半数以上都出自她的谋划。

  时值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而曹丕继位;同年十月曹丕以“禅让”之名强迫汉献帝退位,废汉自立为帝,国号大魏,后世称其“曹魏”。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定都洛阳,汉灭而曹魏兴。

  既然有了“皇天”,当然也要有“后土”。于是到了曹丕该选个老婆当“第一夫人”,也就是立皇后的时机了。

  要说从进门次序看,甄氏毕竟是曹丕的第一个有“正式名分”的女人;而从“个人贡献”上看,甄氏生长子曹叡,母以子贵甄氏为皇后也应理所应当。再从夫妻感情上看,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更何况曹丕和甄氏十几年的夫妻感情,又岂是三言两语就能随便抹杀掉的?所以通常来讲,此次立后甄夫人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遗憾的是,甄夫人不但没有在有生之年当成皇后,而且死掉了。不但死了,而且据说死得很惨,死得很凄凉。

  甄夫人从立后风波到去世这段的历史,一直是个谜团。关于曹魏的史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者以王沈《魏书》记载为代表,一者以《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记载为代表。

  按《魏书》中记载,曹丕本想册封甄氏为皇后,玺书三次送到,但甄氏都恳辞的拒绝;当时正值盛暑,所以曹丕想到秋天凉爽以后,再册封甄氏;却没想到时隔不久,甄氏突然染病猝死在邺城。这是甄氏病死的说法。

  而《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则记述说,甄氏因事失意于曹丕,心中怨恨,时有怨言;曹丕得报以后,勃然大怒;到第二年六月,曹丕遣使臣宣旨,将甄氏赐死,葬于邺城。这是赐死的说法。

  甄氏到底死于疾病还是被人杀死?从常情上判断,甄氏应是被曹丕赐死,否则不会毫无征兆便突然猝死,而且《魏书》资料一向可信度较低,多有荒谬不实,病死的说法极可能是王沈采信了被篡改的史料。故此本书采信《三国志》中“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一说。

  具体的原因及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甄妃死后的最大得益者——就是郭女王。

  据称甄夫人死后曾被人“被发覆面;以糠塞口”,这种把尸体的头发打乱后翻转到前面遮住脸让人看不清死者面目,在尸体的口中塞满米糠让脸臃肿不堪的恶劣低俗行为,与其怀疑是曹丕的主张,倒更像是嫉妒死者生前容貌的女子想出的招数,而因为甄夫人身死而坐稳皇后宝座的,得益最大的也是郭夫人,所以郭女王始终是阴谋害死甄夫人的最大疑凶——至少后来的皇帝曹睿也是这样认为。

  相传甄夫人死后,不知是曹丕出于精神折磨的目地,还是对自己内心觉得有愧;曾把甄夫人生前用过的枕头赐给了曹植,而后曹植思甄氏成狂,为此写出了千古名篇《洛神赋》(据称原名《感甄赋》,曹睿登基后改名《洛神赋》)。

  但是杀害结发妻子的曹丕同样好景不长,不出6年他便撒手人寰,舍弃这花花世界而魂归冥府。

第12节 关于曹睿同志的出身问题
曹睿,字元仲,甄夫人所出,曹丕嫡长子,后来的魏明帝。根据史书推断,他出生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死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但是由于史料的局限性,还有甄妃一女二嫁的客观事实,很多人——尤其是现代人,总爱对曹睿同志的出身问题纠缠不清——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而其中争议最多的,就要说曹睿和袁氏家族的血缘关系了。

  由于《三国志》中关于他的死亡年龄记录为死时36岁与同书记录的生卒年不符,后世好事者往往由此推论陈寿此处乃“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而暗含玄机;认为曹睿很可能是袁熙之子,即袁绍血脉冒充曹操后代。

  但我以为,关于曹睿的生年实际上是存疑的。

  首先在于,三国志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记载曹睿的生年,而表述曹睿生年的是刘宋时人裴松之的注解,原文如下“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裴松之的资料来源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裴松之毕竟与三国时代相差百年,他的资料准确性未免要打个问号,而且他是说“应以十年生”,这本身就是有所保留的语气态度;而如果说,曹睿如果不是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出生,比如建安十一年出生(公元206年)呢?那样推论,则后人对他是袁熙遗腹子的猜测就纯属妄言。

  也许有人会说了,那也不对啊,不是说他死时36吗?你这样说他也才33或34岁(看生日而定)就死了,这也差太大了吧?

  其实不然。

  首先根据《明帝纪》的记载,曹睿他“年十五,封武德侯”,而《文帝纪》中也有曹丕在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曹魏的黄初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封王子叡为武德侯的记录;若以此为依据推论,按公元206生曹睿,到公元220封年时同样能满足“年十五”的历史资料(看生日而定),即是说曹睿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出生,实际死亡时33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算他正月生,也顶多活了34岁(正月丁亥逝世于洛阳嘉福殿)。

  而且即便按他死时34岁算,在史书记载中他也会只有是33岁寿命。

  因为曹睿在世时,曾将景初元年的三月改为孟夏四月,而后曹睿虽死于景初三年正月丁亥。但他的继承人少帝曹芳却复用夏正历计算,将建寅月作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即明帝驾崩时月份)为后十二月。这样的话,则曹睿从历法上看驾崩于景初二年后十二月,即景初三年时曹睿没能够再活“一岁”,没有熬到第二年正月;所以以此历法计算年代的曹魏官方资料中,即使曹睿享年三十四岁,也只能是记录为享年三十三岁了。    你也许还会问,即使他33岁死了,那为什么《三国志》记录又成了36呢?这就需要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

  首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汉语中,有所谓“通假字”的存在;而产生“通假”的众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古人由于交通不便对同样文字的不同写法造成的“误写”。

  既然连文字都能“将错就错”的创造出来,那么历史文献会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让后人认错呢?

  我以为在流行行书书法的晋朝,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行书这种字体,介乎于草书和楷书之间,虽然比楷书写起来快捷,但却没有楷书那样易于分辨,尤其是某些人写字偏向“行草”时,连丝的情况则更为常见。

  比如这个“三”字。 “三”字第一笔为一横,但如用毛笔写行书时,则很可能为了美观而与上一个“三”字相区别,特意让这“三”字的“一横”看上去会更近似于“一点”;而第二笔虽同样为一横,但为了与第一笔区别,此时才会真的是“一横”,即与“六”字第二笔同;到第三笔本又为一横,但行书与草书一样,讲究“顺势而为”,更何况若摘抄记录者本就偏向于“行草”或干脆草书,那么收笔的最后“一横”,看上去类似于起伏不定的“两点”,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何况在年深久远晋朝,连活版印刷都还没有发明,文献只能以笔录为主;只要开始时一人写错,后来者皆会照猫画虎的“错”下去;外加三国志又是陈寿“私纂”之书,本就没什么人帮其校对刊误,有个把错字别字,也实属难免。我以为,所谓的“年三十六”,其实很可能是由于陈寿笔误,而后抄写书籍者将“年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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