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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水平也差不多，开始我俩还能半斤八两的，后来我就剩下望其项背了。
茂林，典型的东北人，站在老美面前不输个头，一米八多，高大威猛，能喝酒，能侃大山。我们同住一套宿舍内，厅和厨房公用，各有一个卧室和卫生间。好几次我半夜一两点起夜，隔着门听到厅里还有响声，一看茂林还在喝呢，也不醉，话也说不完，真行。
开始茂林语言不行，上课时绝对不张口。轮到我们小组做Presentation（课堂演讲），这时不说不行了。他一开口，下面笑成一片。当然，后来语言也不怎么样，但是学习上去了。数学基础好，脑子快，敢选学实用型课程，如工业管理、会计学，学了第一册（基础），就敢学第二册（精深）。
最奇的是期末考试中一道会计题，他不是按照教科书上的思路，而是以纯数学的方式求解，曲中求直，非常特别，硬是把我们那个以色列裔的老师搞蒙了，随即又赞不绝口，第一门会计课成绩他拿了B。第二门会计课，那老师劝他选，结果成绩升为A。在语言没有过关的情况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人进了CASINO，一般也就是拍拍“老虎机”什么的，茂林不是，直接上桌21点，而且基本不输。既敢三五人成伙地和庄家博，也敢与庄家面对面地单打独斗，这方面茂林颇有点大将风度。
其他的同学由近及远，先从台湾同胞说起。
第一个叫玉殊，是个男同学，好像家境不错，在台湾服了两年兵役，据他自己说是通信兵。
相比大多数台湾同学，我们的语言水平不如他们，他们学得比较轻松，也年轻，还能泡个妞什么的，也就是自己人泡自己人。
开始，我们不太懂规矩，看着黄皮肤的以为就亲，老想找个能帮助自己的，后来也活该被别人涮了。
在UTA，学习上有个窍门，是中国人发现的，如果你选同一个老师的同一门课，几年内期末考试题往往是非常相似的。只要你找到师哥、师姐，就可能有捷径可走，这也是玉殊告诉我们的。我们求他帮忙，把过去的E…Mail发来看看，他满口答应。可是一周一周过去了，急得我们天天Check E…Mail，就是没有动静。见面询问，他一脸无辜：“发了啊！”头天考完了试，第二天我在邮箱里终于收到了玉殊的E…Mail。
不过凭心而论，也怨不得别人，谁让我们一时偷懒想走捷径呢。
说另一个台湾同学，是个女同学，叫乃颖，注册个美国名，叫Susan什么的。刚开学就挺个肚子进来，带“子”读书，有点感人，连我们的印度裔老师都特别关照她。
就这样一边上着课，一边肚子日见其圆，终于要经常请假了。一周4个小时的课，能上一半就不错了，按说是不允许的，但美国讲人权啊。
不上课，又要完成学业，好多作业就要找我们。我们是谁？活雷锋啊！都是热心肠，自然是悉心帮助。但后来我们也发现，她有事找我们行，我们有事找她就基本上没门。有玉殊的案例在前，我们也没特别往心里去。
后来她终于当上妈妈了。嘿，人家学老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产后一周，课堂里见了。课没有上完，人就昏过去了，挺感人的。
形形色色，我的同学（2）
那门课上的是“国际营销”，教科书教导我们：想卖东西到他国，就要了解别人国家的文化。一次讲到不同国家的“送礼文化”，老师请Susan说说中国的送礼文化（习俗），Susan头一昂说：“我是台湾人。”开始老师没明白，又重复了一次要求，这回Susan肚子一挺，两眼含威，义正辞严地说：“我再说一遍，我是台湾人！”老师听懂了，有些讪讪地说：我以为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中国的。没想到Susan还是个“台独”。
实际上，台湾人也分帮分派的，有台湾人的地方（夸张地说只要有两个人），一般都有两个学生会，观念相差也很大。
我们和日本同学基本上是不来往的。许多年来，日本人“脱亚入欧”的思想比较得势，他们与亚洲同学来往都很少。
我们班有个叫渡边的，整天独往独来的，跟大家没有什么交流，住在和我们一栋楼的另一个单元。一个学期里，天天中午准时在我们窗后练习溜滑板，叮呤当啷的吵死了，真想踹他两脚。可那渡边，到了学期末，滑板溜得像模像样，总结会上，6个单人奖，他独得3份，也真行。
不好意思，我也得了一个奖，前面说过了。
时间长了，接触深了，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基本上都蛮敌视中国的，开始对我们也是讳莫如深，后来有些冰释。听听原因也不奇怪，各国的国民教育大相径庭，回头想想，我们这些留学生也为和解周边关系做了不少的“外交”努力。
比如韩国，他们就认为造成如今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的现实，就是中国直接干涉的结果。
比如南越，越战失败后，美国开放国门，120万亲美越南人移居到了美国（1997年，香港回归，英国给若干香港人的留英权，搞的也是这一套），而且大部分落户到德克萨斯州，据说是因为气候与越南比较接近。南越人自然认为，之所以被赶出家门，都是因为中国背后支持北越造成的。
1962年的中印之战，使得中印双方都不会彼此有什么好感，加上印度人是很看不上巴基斯坦人的，就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曾经有印度同学就这么问过我。
日本，就不用说了。
而其他周边国家能到美国留学的人少之又少。
这几年，越南跟着中国改革开放，搞市场化，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一次，UTA破天荒地来了一个越南的留学生（过去的北越）。按照UTA的惯例，只要有一国的留学生，便在学校国旗广场升起该国的国旗，以表示尊重，于是升起了越南国旗。
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成百上千的南越移民游行抗议，声势浩大，最后竟然是UTA当局不得不屈从，以降下越南国旗息事宁人。那名留学生也不知了去处，反正是没有待下来。
由此可见，我们的“外交”环境很不一般呐，我个人理解，外交靠公理，更靠实力。
实际上，在与这些国家的同学相处时，大家还是彼此基本尊重的，处得好，多说两句，处得别扭，就各做各的，也能相安无事。
再说说我们的韩国同学。韩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这几年中国国内也是对其议论纷纷的，基本上与我们的所见所闻是吻合的。
第一个，名字叫Ming Young，发音和汉语拼音有点像“明阳”，年轻的小媳妇，长相和说话举止、表情与韩剧中的人物差不多，是不是“刀下美人”，没经验，看不出来。长得还是比较精致的，说起话来面部表情和手势丰富而夸张，喜欢和中国学生掺和，对什么都感兴趣。
形形色色，我的同学（3）
有一课，讲到“方言和俚语”，我做Presentation（课堂讲演），就说到：“中国之大，以至于很多地方，虽然大家都讲着同样的语言和文字，你却可能完全听不懂。”——方言差异呗。
这对一个大国国民来说并不难理解，但Ming Young感到很新鲜，老是追着问：那你们怎么办，靠手势吗？的确，“三千里江山”还两个国家分着用，是有些费解，我估计她是能理解的，但不好想象。
学期末，我们老师请所有同学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惯例，各国同学要分别带上本国的特色食品与大家分享，也算是跨文化交流。
我做不好，也没有时间，就到“香港超市”买了一只烤鸭，说是“北京烤鸭”，油光闪闪的，大家欢呼雀跃。
Ming Young带了一个大饭盒，神秘兮兮地对我说：“Michael（忘了交待，这是我的英文名。但是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这是个非常过时的名字。我估计有点像中国过去的‘跃进’‘解放’之类的，时代感比较强），我带来了我们国家最好的食物，你猜是什么？”我哪里猜得出，打开饭盒一看，我差点喷出来，这不是饺子吗，怎么就成了“你们国家最好的食物”了。
我们还有个韩国中年妇女的同学，名字用中文写出来就是“圣珍”，跟着老公，带着两个孩子，天天忙忙碌碌的，学习特认真，待人特诚恳，干事特热心，学期末，她得到了“学习最刻苦奖”。
再说的就是个大男孩，Lee Keon Young，英文名是John。这个人可逗了，上课就睡觉，下课就精神。又高又瘦的，装扮很“潮”——耳环、蓬头，脖子上挂个项链，项链上坠两个戒指。他说：今后谁和他结婚，其中一个戒指就给谁。
后来我们才知道，每一个韩国人的名字都有汉字相对应，John就能用繁体汉字写出他的名字——李建荣，他让我教他中文发音，特别要注上四声的声调。
John一睡觉，老师就站在他的旁边讲课，直到他醒来，然后很关心地说：昨晚又没有睡好觉吧。课堂里“轰”地笑起来。John的考试总是玄玄乎乎的。
说说我们同学中的美国人。
实际上有深交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远远没有达到能和他们自由、深入交流的程度。同时，美国人对中国、中国人的了解和了解的兴趣，也远不像传说的那样多。几乎是全体的美国人毫不动摇地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第一和主宰者。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是切身地感觉到，随着这几年中国的发展，的确让世界给予中国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课堂还是媒体。
我们开玩笑地说：不管你说好话，还是说坏话，你都必须要说中国。
当然说好话的时候是很稀有的。
上Managerial Economics（管理经济学）时，有个纯美国人，名字是Houston Willie。
为什么会有个“纯美国人”的概念，因为现实中美国人的来源特别复杂，什么“裔”的都有。我们一般认为，从父辈开始就在美国生活的才能相对更像美国人一些。还有，“纯美国人”的意思就是非常纯朴，有点“傻”。
Willie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成天开一辆极破的“福特”车，那车开起来一蹦一跳的，浓烟滚滚，年代久远得过两年就是“古董”车了。我们同住一个小区，他要是回来，离着一英里我们就知道了。那车除了前挡风玻璃，四个车门缺两块玻璃，平时用两块黑色的塑料布遮着，自然难挡风雨。一天晚上，大雨忽至，灌了半车水，他懊恼得不行。
形形色色，我的同学（4）
在一起久了，知道Willie 的家庭是非常富有的，但是除了他住公寓的租金是家里代付的，其余学费、吃饭、所有花销统统自筹，只有每个周末才可以回家蹭饭吃。自己的费用主要靠打工，而且打工收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他都会自觉、主动地捐给教会。
我们熟了，就劝他换车，“吵死人的，而且冒黑烟，又不环保”。他两手一摊：“没有钱。”透着无奈。
“找你老爹呀。”这是我们的思维。
他很诧异：我一个年轻、健康的美国人，给我鼓励就行了，不要施舍。
我特别佩服美国人的这一点。
开始，Willie没事就往我们宿舍跑，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客气一下：“吃饭吧？”其实是想让他走，就没有准备他那一份。
嘿，这Willie，哪里知道中国人的假客气，欣然上桌，什么好吃吃什么，搞得我和茂林都没有吃饱。
他吃饱了饭，就和我们讲《圣经》，约我们去教堂，敢情是来传教的。对基督教，我们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认识，只是学习压力的确太大，基本上次次都拒绝了Willie。
每一个基督教徒对传教、发展新教友好像都有一种特别锲而不舍的精神，几乎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Willie常常来，倒成了我们的负担了，要陪坐，还要管饭，有时一坐就是半天，你不理他，他就看书；你要和他说话，他就和你讲主啊、父啊、《圣经》什么的。
Willie很喜欢中国菜。有一次我们做的红烧排骨，Willie一口咬下去，当时眼睛就瞪圆了，“Bone？！”意思是“还有骨头？！”那个表情，我现在都记着。一般美国人吃鱼、吃肉都剔骨，难怪他没有思想准备。
僵持了一段时间，Willie终于不来了，大概觉得我们太冥顽不化，不可救药了。一学期过去，也没有看到Willie再来上课，可能去挣学费或周游世界去了。
另一个同学叫Harding James，我们和他的关系比较具有功利性。
我们是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国际运作管理）的同学，他很倒霉地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