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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诅咒的孩子》一书的作者让·保罗·皮卡佩说：“战争结束后，这些孩子成了德国军队的化身，那是对无辜者的报复。”
■ 我的父亲是好人
2002年，法国电视三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耻辱的孩子们》，第一次向公众讲述了这些二战私生子的故事，这使得许多这样的二战私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是身份不明的杂种，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现象。于是，年近六旬的他们开始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寻找到自己的生身父亲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德法两国许多作家和媒体工作者也参与进来，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让·保罗·皮卡佩的两本书：反映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诅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故事《爱情有罪——法国劳工的孩子》。让·保罗·皮卡佩说，他写这两本书是为了证明即使战争也无法剥夺人们相爱的权利。
为了帮助这些二战私生子寻根，德国军人和法国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创办了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ANEG）。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用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满了这些二战私生子对自己异国父亲的怀念和追忆。
“是否我们拥有和您一样的额，一样的眼，一样的呼吸？
是否您温柔又慈祥，或者暴躁又狠毒？
是否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您的一切？
穿越您消失的岁月和我们长长的受难，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哦，父亲，
我们逝去的父亲，我们寻找的父亲，我们的德国父亲，
我们爱您。”
尽管对于父亲的记忆十分熹微，甚至这些德法私生子中的绝大部分与自己的生身父亲素未谋面，但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和寻找带给他们生命的男人，因为无论历史怎样被人撰写，他们相信那些带给他们生命的异国男人是一个平凡的好人，一位慈祥的父亲。
正如吉奈恩·尼伏娃所说：“我的父亲是个好人。”
■ 不仅仅是双重国籍
与这些二战私生子对于自己身份的积极追寻和民间历史工作者对真相的挖掘不同，长期以来，德法官方一直对德法私生子这个问题讳莫如深。让·保罗·皮卡佩也承认，在撰写关于德法私生子的两本书时，寻找相关的史料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法国，这段历史是被掩盖了的。
许多人认为，法国官方对此避而不谈的原因是法国人只习惯庆祝历史上的光辉时刻，他们宁愿把拿破仑时代的光辉反复咀嚼，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软弱与失败。当二战结束后，戴高乐在庆祝胜利的演讲中提到“这次胜利是全体法国人团结一致战斗的胜利。”法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在德国占领期间沦陷区的歌舞升平以及那些“法奸”辈出的年代之痛。此外，法国官方也顾虑，过于高调的承认这些德法私生子的身份也会刺激到那些年事已高的二战老兵和抵抗纳粹运动的成员。
在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后，随着战争的阴影渐渐远去，在大量民间人士和历史学家的奔走下，事情也逐渐有了转机。2009年，德国政府宣布愿意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而法国外长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并表示政府愿意给予这些德法私生子以帮助。
当“要*不要战争”的标语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战口号时，官方对于这些“敌人的孩子” 身份的承认虽然姗姗来迟，但至少可以稍稍抚慰这些“二战私生子”饱受创伤的心灵。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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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中的美好时光
《看历史》特约撰稿┃李学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千余名德国、奥地利战俘，在中国的俘虏收容所里，在那曾经的皇家园林、行宫之中，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之上，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真实历史。
光线昏暗的图书馆书库一角，从小窗口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把我的目光吸引到书架下部两册红皮书上。从架子上把书抽出来的动作，惹得积尘在阳光下四散飞扬。《*八年俘虏起居*》；俘虏情报局编印。这是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中国收容于战俘营中的千余名德国、奥匈帝国军人的影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最初是宣布“局外中立”的，为什么却于1914年10月设立了南京俘虏收容所呢？原来，在山东与日军作战的S90鱼雷艇德军自动弃船登陆，要求中国予以收容，以免被日军生擒。与此同时，在欧洲与俄罗斯作战中被俘的德奥战俘，被俄国送往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及远东滨海地区的战俘营。由于难以忍受俄方的待遇，德奥俘虏经常设法脱逃。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吉林、黑龙江省成为德奥俘虏的流浪之地。
作为中立国，中国对这些德奥战俘给予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待遇，特在南京、吉林、黑龙江等地设置俘虏收容所，作为他们的存身之所。特别是那些从西伯利亚逃来的俘虏们，入所之初都患有严重的冻疮。据逃俘德国中尉Mayer回忆，被俄军俘虏后在西伯利亚被关押两年，“衣衫污秽，百人一室，其苦楚情形不堪重述”。他于1917年春“设法逸出该地，踉跄道上，备受艰辛……约七星期之久，乃至中国之吉林。”入吉林收容所后，“该所既备有美满之食物，且给有完全之衣履，面貌顿然改观，不复如前此之褴褛不堪矣。较之在俄国时，实不啻天壤之别也”。
虽然中国也于1917年对德奥绝交、宣战，并将驻华使馆卫队等所有德奥在华军人作为战俘收容关押，但中国政府还是决定“本宽大矜怜之意”，对德奥战俘“妥为待遇，以示博爱”，展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德性。
朗润园现在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原本是清朝王爷的花园，北洋政府把它租来改作战俘营，用来收容德国驻华使馆卫队。收容奥匈帝国驻华使馆卫队的西苑俘虏收容所，设于昔日的皇家寺庙万寿寺之内。战俘中的士兵被分别安排住在三个大殿和四周的功房里，军官们住在过去慈禧住过的宫殿内。军械士官亚历山大·弗兰克后来写道：我相信，人人今后都会乐意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人人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永远记忆犹新。奥匈驻华公使罗斯托恩后来也承认：“我从没遇到一个（在华的）奥地利人叫苦，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对德宣战以后，中国政府还宣布：所有战俘入收容所后寄发信件，一律准予免费，并加盖特别印记。按照海牙陆战规约和中国颁布的待遇德奥俘虏办法，比照我国当时执行的陆海军饷章，陆军部于1917年11月拟订了德奥俘虏军官及士兵薪俸及月费标准，规定，准尉以上军官照我国陆海军饷章发给薪俸，其中最高的海军上校月薪高达420大洋。士兵除供给伙食外，正副目（士官）每名月给零用四元，士兵每名月给二元。
除发给薪俸、月费之外，中国还给押德奥战俘发放服装及所需日常用品。特别是许多东北逃俘自俄罗斯逃入中国之时衣衫褴褛，贫病交加。1919年冬，吉林俘虏收容所收容所为每名战俘在省城洋服店定做了每套价值约大洋30元的冬装。
每一个收容所内设立医务室，负责俘虏的保健医疗。此外，陆军部还专门指定位于北京东城东四牌楼六条胡同里陆军军医学校医院专门作为德奥战俘的专门医院和养病之处。
战俘们有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在有人监督的情条件下共同出所外散步，而且每人每周至少二次，每次3…4小时。各个收容所在文化体育方面，也给德奥战俘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几乎每个收容所都有战俘组织的乐队、球队（或足球或网球）。
我们看见，在由昔日皇家园林、行宫，以及议员宿舍、军队营房改建的俘虏收容所内，德奥战俘们，吃着山珍海味，喝酒弹琴，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悠然惬意地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
大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并没有获得所期待的平等待遇，但负责任地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将收容的德奥战俘一律遣返回国。1920年2月，中国将北京、黑龙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奥俘虏陆续集中上海，由中立国荷兰的驻华武官率领，搭乘日本哈德逊丸号归返故乡。（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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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平静地走过袁腾飞
《看历史》特约撰稿┃何三畏
袁腾飞到底讲了什么？他没讲什么。作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在中学生面前，他能讲什么呢。作为标榜“百家”的“讲坛”，它可以比中学课堂更“主流”，而没有中学课堂的趣味，又有什么可讲呢。依据“百家讲坛”结集出版的，不过被书商取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书名，又能是个什么玩艺呢。袁腾飞的趣味来自于他的课堂记录。或者说来自于我们僵化的观念，来自于我们原本生活得没有趣味。
看起来，有两种人是真正地在和他较劲。一种是高举旗帜手挽手去抗议的老人们。夕阳拖长了他们的身影。你无法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是一些从前有着强烈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而在当前的体制下感觉到强烈的失落和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在寻求表达，他们觉得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伤害了他们内心的崇拜和尊严。但是，这些可怜的父老兄弟们或许找错了对象，甚至在跟他们自己内心的障碍纠结。他们认为的袁腾飞那些渎神的话，其实已经是豆棚瓜架下闲谈的内容，民间常识，他们自己有时也会说的。但是，他们觉得，老师对下一代讲授这些脱离课本的内容，是大逆不道的。
另一种人似乎在认真的探讨袁腾飞的只言片语。他们对袁腾飞暴得大名不以为然（这个社会似乎有名就有利，袁腾飞是值得嫉妒的），认为他是“被学者”，他没有什么观点，只是在哗众取宠。当然，从中学课堂来说，袁老师用了一些“取学生宠”的技巧，这是一个老师必须要钻研的。而《历史是什么玩艺》之走红，那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大陆没有像个玩艺的可以普及的历史读物，没有符合大陆语言习惯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并且已经分不清戏说和趣味。
袁腾飞的视频原本是学校作为争取生源的广告使用的，流传开来却征服了社会。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袁腾飞的出现检验了社会真正的苍白和萎缩。在这个时代，知识界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而民间又没有承受历史真实的心理能力。真正挑战陈腐的历史观念的观点难以出世，也无法传播。人们对一个诚实的中学历史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欣赏严肃而系统地框正被颠覆的历史的著作呢。
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但可以生活在过去的时代的阴影里。正视历史是为了面对现实和找到未来的方向。当我们在争议袁腾飞的时候，历史老人正在耻笑我们呢。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个虚设的问题，那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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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
作者┃王柯 摘编┃曹林
1935 年 9 月，日本“*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访问了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归化 （呼和浩特） 、太原、热河 （承德） 、奉天 （沈阳） 、“新京” （长春） 、大连等地，旅行的名目为“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
事实上，若林半及其行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其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来自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 ；其调查结果则汇报给外务省。与若林半一样，当时活跃在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一般都具有官方背景。本外务省的今冈十一郎对这些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做了入木三分的评价：“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的确，当时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团体，其对中国“回教”的关注，完全是出于官方的政治需要，与宗教信仰无关。日本“回教工作”的重点是中国西北地区。之所以想到利用该地区的“回教徒”；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先天就是*的”； 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在西北地区具有特别强大的实力。
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将“回教工作”作为侵华的基本方针之一：“推进回教工作，在 （中国 ——引者注） 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