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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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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3)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25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年10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响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13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弧,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年3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4)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的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但是,《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txt小说上传分享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5)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嗬,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6)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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