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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恰好住在京师，钦宗退朝后，康王入见，毅然请行，自愿去做人质。他说：“虏必欲以亲王为质，自为宗社大计，岂能辞避！”
钦宗正为这事头疼，一听此言，不禁一怔。他不相信似地看看康王，如释重负，马上任命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为副使。任命一下，钦宗便命内侍把康王带去殿阁，见一见宰执。
得知康王毅然自赴险地，为国分忧，众宰执都不免感慨，同时也羞愧无语。有人劝慰道：“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到河，也无别的意思。”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语掷地，闻者悚然！
这个康王赵构，在后来北宋国破家亡时，成为被历史挑选出来收拾残局的人，看来是有必然逻辑的。
康王受命之后，怕夜长梦多，大金又会生出什么变故来，于是天天催促早些成行，说：“此岂可缓耶！”
高世则在临行前上奏，要求使用亲王仪仗护卫，以增加使团的分量。他认为若示之以弱，就更为虏所轻侮。
这个奏本在宰执那里卡住了，大家怕这样做会激怒大金，就压下了没报给皇上。
李纲见康王为质的事己无可奈何，心里恨金国之极，决心扣留发给三镇的割让诏书，拖一段时间再说。他警告书吏们：敢马上发出者，斩！他想等四方勤王之师汇合之后，徐为后图，为保留三镇争取最后一线机会。
一方在拼命维护国家尊严，一方惟恐卖国卖得不彻底。这几乎谈不上是信仰的较量，而就是*裸的人性的较量。
正月十一日，满汴京都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大金国重兵攻打京城，欲尽行杀戮，搬取财物（这是吓唬老百姓的说法，说大金要屠城，并无证据）。朝廷以生灵为念，遣使议和，只要金银犒师，人马方肯退回。朝廷将公家司库的财物和文武臣僚之家的金银都搜集上来，以应付大金，但仍不够数。为吾民免于肝脑涂地。号召在京士庶之家，将手头的金银权且借用给国家，限日落时分送到左藏库，如有隐漏藏匿者，处以籍没家财。同时允许他人告密，被告者所藏之物，一半赏给告密者。如富商交纳的数目多，可量才度用，安排为正式的文武官职。
卖国卖得如此雷厉风行、如此周密严谨，堪称奇绝！看来，“好事做得马虎，坏事做得精彩”，是自古已然。
此后半个月内，钦宗与宰执们以疯狂的工作态度敛聚金银，从皇帝的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到六宫、官府的器皿“皆竭取之”，而后又向臣僚、庶民之家索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宋使者丢尽了大国颜面（9）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出幽默和诡异。大宋蒙受如此屈辱，钦宗不能不对父皇统治时期的得失进行反思。堂堂大国，被一个边远小国逼得转身不得，二十岁出头的青年钦宗总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出来。他早年在亲王藩邸时，就知道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其中的王黼还曾帮助郓王赵楷谋夺帝位。因此钦宗对“六贼”也是深恶痛绝。
现在，清算这批家伙的时机到了。国家要钱用，你们这些贪官也该做一次大贡献了！在这场空前的丧权辱国行动中，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惩贪行动。
十二日和十五日，钦宗连下两道圣旨，差专人会同开封府，拘押童贯、蔡京等“六贼”一党共十余人，明令对他们以及亲戚的家财“直取”入国库。
这次政治经济大清算，还殃及了池鱼。对前朝皇帝姘头李师师等一批娼优之家，钦宗也不放过，逐一点名，下令籍没家财。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上奏，请求对士庶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此举不但能示民以信，还可激励他人。钦宗照准了，一批民间献金的积极分子光荣地被封了官。
可是，搜刮到十九日，从宫廷、官府和民间搜来的财物，与大金索要的数目，还差得远。
翌日，钦宗就此事在福宁殿召见大臣。宰执因为搜来的金银数目太少，都惶恐谢罪。只有李纲傲然而立，“独不谢罪”。
当天，负责搜刮财物工作的中书侍郎王孝迪提出，过去的做法还是心太软，要搜刮就不能听凭老百姓自愿。朝廷困难，这次就索性让全民买单吧！他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金军，就应“多揭长榜于通衢”，也就是在大街上遍贴布告，立下时限，让官民把家产全部送往官府。到期满还不送者，斩之。并允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其他人告发，许诺把被告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
这个布告，当天就贴满了全城，布告上说：百姓到今日，只有以金帛买命，否则虏入城后，必将“男子尽杀，妇女尽掳，宫室尽焚，金帛尽取”，那才是大难临头！布告明令：“自本月二十一日为限，除执政、侍从官、宗室、外戚将在家所有金银尽数送库外，其余士庶诸般人等，并于两日内，罄尽所有金银，立即送官！否则期满后，准许他人告密。”
王孝迪怕老百姓不听招呼，还在布告里好一通吓唬：“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望士庶体谅朝廷忧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一旦事定后，按贡献给予恩赏。如敢故违者，并行编配（发配充军）。”
布告一出，全城大扰。老百姓纷纷痛骂当局：“前有‘六如给事’，今又出‘四尽中书’，满朝皆国贼也！”
老百姓怨是怨，但怎能挡得住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这次的搜查非常彻底，连僧道、尼姑、*、乞丐、福田院（养老院）老者都在搜查之列。期限满后，朝廷搜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期间，十七、十八两日，寒潮突至，汴京遭遇大风雪。城中柴米奇贵，物价飞涨，贫民无以度日，冻饿交加，毙于街头者比比皆是！
这些民间疾苦，现在都不在宰执的眼中了，他们一心只想平息大金军的怒气，惟恐金人感受风寒，除每日向金营输送搜刮来的财物外，还备了鲜果珍馔、御酿名酒，及时送到金营，供给宗望大将军赏雪御寒。
城外道上，黄衣使者络绎于途，所携物品都是宫府内的珠玉珍玩、珍禽奇兽。
……可叹堂堂大宋，屈辱至此，人间廉耻，扫地以尽！
李纲目睹宰执所做的种种，怒火中烧，再也忍无可忍。在福宁殿接受钦宗召见时，愤而上奏：“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又准许告密，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
钦宗也意识到：若是把鸡杀光了，又该从哪里去取卵？于是说：“卿可去收榜，今后不准告密。”李纲奉命，便出宫亲自巡城，令士兵看到布告就撕，并向民众传达说“有圣旨收榜”。等回到行营司，又正式写了公文照会王孝迪。经过他的这一番努力，全城“人情乃安”。
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1）
●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
到了靖康元年的正月中旬，汴京一带的军事形势有了微妙变化。大宋朝的命运，在一派阴郁之中现出了一些光亮。
前不久，康王赵构在张邦昌的陪送下到了金营。因为城外局面复杂，一路走走停停，自日午出发，至夜晚时分才到达。当时路上胡骑交驰，但康王意气闲暇一如平日，这种“定力”给了金人以深刻印象。
……领导人有尊严，国家才能有尊严；领导人如果像小丑、像妇人、像戏子，国家自然是泥足巨人一个！
与此同时，李邺、高世则携带着和议书，随同萧三宝奴等赴金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
就在钦宗迫于金人压力，全面屈服了以后，从正月十五日起，大宋四方的勤王之师接踵而至，有时甚至一日到达数万人。这些军队，统统归李纲的行营司管辖。他在京城四壁分别设置了统制官，负责召集勤王军，“给刍粮，授器甲，立营寨，团队伍”，渐渐有了颇大的声势。这一时期的李纲，精神陡然高涨，“昼夜竭力，无少休息”。
当初勤王师还没到时，金军气势甚骄，横行城郊，旁若无人，经常解甲下鞍休息，自称“谁能为敌”。现在则开始心生惧意，游骑也不敢到处乱窜了。
在勤王军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种师道这一路。自从接到钦宗的勤王诏书后，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种为姓氏时念“崇”chong）就率领陕西、甘肃边军赶来，准备在黄河以北堵住金军。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也领了七千人马昼夜兼程赶赴京都。
等他们到了洛阳，才知道金军已经渡河包围了汴京。
当时有参谋官劝种师道不要再前进了，暂时屯兵汜水关以观动静，方为万全之策。这位种老将军素负盛名，天下皆称“老种”，其忠君爱国的程度，世无其匹。他不能接受这种懦夫式的建议，说：“何为万全？我兵马不多，若延迟不进，虏必知情，则更无胜算矣。今当恃勇而进，使虏不测虚实。京师守军知勤王师至，见一骑，则振作百十倍，何忧金人不破？”
他随即派遣二十名勇士，披坚执锐，持腊丸书，急趋京城。京郊的金军游骑见二十个宋军骑兵不要命地杀过来，都以为后面有宋的大队人马，吓得纷纷避走。
二十勇士冲到城下，顺利进城，递交了装有军情通报的腊丸。城内军民知道种将军的勤王大军已到，无不欣喜若狂。
种师道为早日抵京，索性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急行军至汴水以南。金军不知虚实，吓得纷纷移师自卫，增垒固寨。
到正月二十五日，鄜延的张俊、韩时中，环庆的汪洋、马迁，秦凤的种师中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勤王兵，先后有二十万人马汇集在京郊。汴京城内，人心稍安。
熙河经略使、名将姚古，从敌人最畏惧的“西兵”中挑选了五万精兵，从滑州出发，开至敌营背后待机而动。并与种师道等人约定时间，准备合力夹击。
宗望大将军此时顾不得赏雪了。他的远征军，现已被宋勤王军从四面围住，后勤保障线和归路都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啊！宗望暗自叫苦，连忙收拢部队，北移扎营，退守牟驼冈自保。
此时李纲颇为振奋，他考虑到：勤王部队应该有个统一的指挥体系才好，于是上奏：“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事乃有成。愿陛下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2）
钦宗很赞同，立刻御笔批示：“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可也。”他的意思，是想让种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与李纲正副搭配。
李纲也正是此意，不由得叹服皇帝的这个安排实在是好。
但是宰执中马上有人捣乱，秘密上奏，以为不可。到底进了哪些谗言不大清楚，只知道钦宗听了进去……我族的领导者，自古以来就不习惯公开听证，而私心偏好小报告，这才有千百年来有无数窝囊废靠打小报告，就能做到高官厚禄！
钦宗随即改了主意，另外设置了一个宣抚司，负责统辖“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任命种师道为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同时，又把负责守卫汴京的前、后军拨给种师道指挥。这样，行营司所统辖的部队，就只剩下左、右、中三军而已。
不仅如此，钦宗还屡次申饬：两司不得互相侵权。京城内外的三十余万大宋军队，就这样被一分为二，不相统属。而且宣抚司方面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属机密，不得向行营司通报。
临敌打仗，这样削弱自己力量的做法，究竟有何道理？让人闹不懂。难道是担心李纲军权大了，可能会造反？
李纲不能不“窃忧之”，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吾国的“二十五史”中，有很多领导者的败亡，就是自己闹败的；有很多领导者的死，纯粹是蠢死的！
就在勤王之师渐至的时候，大宋仍然直不起腰来。在递交给金国家的“誓书”（和议书）里，正式承认了宋金两国的新型关系……自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并通告本朝臣民，以后诏书把原来的称呼“金国”改称“大金”，于二十二日起正式实行。
到了这个时候，宋廷为遵守和谈协定，每日仍向金营输运大批金帛、名果、珍膳、御酿，“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
李纲心疼国家财富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每每有所争谏。他认为，勤王大军力量已渐强，我方完全不必再遵守屈辱的城下之盟。他说：“此不足以为德，而恰恰诱发了金人的贪心。虽说皇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但金人有了贪心，势必贪得无厌，何日可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