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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梯已吊在窗子外面，两个铁钩牢牢地钩住了窗沿。
被绑人没有留意到他身边发生的这些事，他好象在沉思或祈祷。软梯刚挂好，德纳第就喊道：“来！老板娘！”他自己也冲向窗口。
但是，正当他要跨过窗台，比格纳那却狠狠一把拖住他的衣领。
“喂，客气点，老贼！让我们先走！”
“让我们先走！”匪徒们一起喊。
“你们真是小孩，”德纳第说，“不要浪费时间。警察已在我们脚后跟了。”
“好吧，”一个匪徒说，“我们来抽签，看谁理应最先走。”
德纳第吼道：
“你们疯了！你们发疯了！你们这一群傻瓜！耽误时间，是吧？抽签，是吧？猜手指！抽草梗！写上我们个人的名字！放在帽子里？？”“你们要不要我的帽子？”有人在房门口大声说。大家回过头去看，是沙威。他手里拿着他的帽子，微笑着把它伸向他们。
二十一捉贼总应先捉受害人
傍晚，沙威就已把人手安排妥了，他自己藏在戈尔博老屋门前大路对面的那条哥白兰侧门街的树后面。他一上来就“敞开了口袋”，要把那两个破屋附近望风的姑娘装进去，但他只“筐”住了阿兹玛。至于爱潘妮，她没在她的岗位上，她开了小差，因此他没能逮住她。沙威然后埋伏下来，竖起耳朵等待那约定的信号。那辆马车的来来往往早就使他心烦意躁。后来，他忍耐不住了，并且，看准了那儿有一个“窠”，看准了那儿有一桩“好买卖”，也认清了走进去的某些匪徒的面目，他决定不再等待枪声，直接上楼去了。
我们记得他拿着马吕斯的那把路路通钥匙。他到得正巧。
那些吓慌了的匪徒全又把先前准备逃跑时扔在屋角里的凶器捡起来。不到一秒种，七个人都咬牙切齿地彼此靠在一起，摆出了抗拒的架势，一个抄起他的棍棒，一个拿着他的钥匙，一个倒提他的板斧，剩余的拿着凿子、钳子和锤子，德纳第捏紧他的尖刀。德纳第大婶从窗旁的屋角里操起她女儿平时当凳子坐的一块特别大的石磴抱在手里。
沙威戴上帽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剑在鞘中。
“不准动！”他说，你们不用从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七个，我们是十五个。你们不用拼命了，大家要讲点礼貌才好。”
比格纳那从布衫里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边说：“他是沙威。我不敢向他开枪。你敢吗，你？”
“为何不敢！”德纳第回答。
“那么，你开。”德纳第抓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离他才三步，怔怔地望着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只说：“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德纳第板动枪机。没有射中。
“我早就说过了！”沙威说。
比格纳那把手里的大棒丢在沙威的脚前。
“您是魔鬼的王！我投降。”
“你们呢？”沙威问剩余的匪徒。他们回答说：“我们也投降。”
沙威冷静他说：
“对，这样才好，我早说过，大家应当讲点礼貌。”
“我只请求一件事，”比格纳那接着说，“监狱里，一定要给烟抽。”
“一定做到。”沙威回答。他回过去向后面喊道：“现在你们进来。”一个排的持剑的宪兵和拿着大头棒、短棍的警察，听到沙威的命令，一齐涌进来了。他们把那些匪徒全绑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在那昏暗的烛光映照下，把那兽穴黑沉沉地挤得水泄不通。
“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说。
“你们敢动我！”有个人吼叫着，那声音不象是男人发出的，但谁也不能说那是女人的声音。德纳第大娘守在靠窗口的一个屋角里，刚才的吼叫正是她发出的。宪兵和警察都往后退。她已扔掉了围巾，却还戴着帽，她的丈夫蜷在她后面，几乎被那掉下的围巾遮住了，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两手把石蹬举过头顶，凶狠得象个准备投掷岩石的女山鬼。
“当心！”她吼道。人人都朝过道里退，破屋的中央立刻空出一大片。
德纳第大娘向束手就缚的匪徒们望了一眼，用她那沙哑的嗓子骂道。
“全是胆小鬼。”沙威笑眯眯地走到那空处，德纳第大娘睁圆双眼盯着他。
“不要过来，滚远些，”她喊道，“否则我就砸扁你。”
“好一个榴弹兵！”沙威说，“老妈妈！你有男人的胡子，我可有女人的爪子。”
他继续朝前走。蓬头散发、杀气腾腾的德纳第大娘叉开两腿，身体向后仰，拼出全身力气把石磴对准沙威的脑壳抛去。沙威一弯腰，石磴从他头顶上过去了，碰在对面墙上，砸下了一大块石灰，然后又弹回来，从一个屋角滚到另一屋角，幸好屋里基本上全是空的，最后在沙威的脚跟前不动了。
这时沙威已走到德纳第夫妇面前。他那双宽大的手，一只捏住了妇人的肩膀，一只抓在她丈夫的头皮上。
“手铐拿来。”他喊道。那些警探又涌进来，几秒钟后，沙威的命令就执行完了。德纳第大婶彻底泄了气，望着自己和她丈夫的手全被铐住了，就倒在地上，放声大哭，嘴里喊着：“我的闺女！”
“都已看管好了。”沙威说。这时警察去料理睡在门背后的那个醉汉，使劲晃他。他醒来了。迷迷糊糊地问道：“事完了吧，容德雷特？”
“完了。”沙威回答说。接着，他以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波茨坦捡阅部队的神态，挨个儿对那三个“通烟囱的”说：“您好，比格纳那，您好。普吕戎。您好，二十亿。”然后又转向那三个面罩，对拿板斧的人说：“您好，海嘴。”对拿粗木棒的人说：“您好，巴伯。”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敬礼，铁牙。”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抓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帮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说过后，他神气活现地坐在桌子面前，桌上还放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话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那些先生们捆住的那先生带上来。”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失踪了。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就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拥我挤，烛光昏黑，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没有人。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说道，“或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二十二在第三册①里叫喊的孩子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第二日，有一个男孩，似乎来自奥斯特茨的那边，沿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侧门。当时天已黑透了。这孩子，脸色惨白，瘦骨嶙峋，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二月间还穿一条布裤，仍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的转角处，一个老太婆正弯腰在路光灯下拾垃圾，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然后后退，一面喊道：“哦！我还以为是只特别大，特别大的狗呢！”他的第二个“特别大的”是用那种恶毒的刻薄音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微可以把那味道表现出来：是个特别大的，特别大的狗呢！老婆子直起了腰，满面是怒容。
“戴铁枷的小鬼头！”她咕咙着，“要是我没有埋着身子，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却早已跑开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老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完全挺起了腰板，路灯将微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率到嘴角。她身体被黑影掩住了，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者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朝她仔细瞧瞧，说道：“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继续赶他的路，放开喉咙高唱道：大王“踢木鞋”出门去打猎，出门打老鸦？？唱了三句后，他便不唱了，他已到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下死劲儿地去踢那道门，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我的老天爷！门要被踢破了！房子要被捅垮了！”孩子没有理踩她仍是踢着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又是你这个小坏蛋！”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老太婆脸上带着复杂而奇怪的表情，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有看得见。她回答说：“家里没有一个人，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爸他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 899页。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
那孩子挠挠自己的耳朵，望着毕尔贡妈说：“啊！”接着他提起脚跟，做了一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声音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大王“踢木鞋”出门去打猎，出门打老鸦，踩在高跷上。谁打他的下面过，还得给他两文钱。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第一卷几页历史一有始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别和最使人震惊的时期。这两年，把它放在这之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就象一座山峰高高耸起。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这期间人们能看到许多悬崖峭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彼此依附的权益而形成的稳固组织，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起云涌中忽现忽隐。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看见真理——人类灵魂之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并不长，只为极短暂的一瞬，而且已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东西。
让我们来试试。那种难于介定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便是王朝复辟；这里有疲惫、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这样的时期是特别的，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往往都看不清。开始，公众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他们要安安静静地度日。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感谢上帝，全都见够了，再也不想再见了。人们宁愿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愿为伊弗它王②而舍弃拿破仑。“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亮起程，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都累垮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忠诚疲倦了，英雄主义衰退了，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寻觅觅、追求索娶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得到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悠闲，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了出来，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稳居于社会，并且已稳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也是这样的要求。
时代需要保证，保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