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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保证，保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在拿破仑垮台后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真是再简单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马罗马人。
②伊弗它王（Roi d'Yveto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不过了，它认为世问所有都是它给的，给过之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什么也不能享有，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小树枝，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了那么一天，国王高兴时，就可收回来。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明白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赐予的。
它满腔怒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不可遏，我们采用一个不大好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常用而准确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发现了。
它以为自己很强悍，因为帝国在它面前象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移走了，它却不知道它自己也正是那样移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以为自己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其实它打错了算盘；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全部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非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活在人民中。形成这些深入土地中，生机勃勃的根须的，绝非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四处伸展，王位底下却没有。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家族，是历史上一个明显和流血的伤疤，但它已不是命运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抛弃，确也把它抛弃了二十二年，同样有办法继续存在下去，而他们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 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发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培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想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大多数谬见导致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承诺，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真令人感叹！它所谓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躁畸，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以为自己打败了波拿巴，已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觉得机会来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出现在法兰西的政治舞台上，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的根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崩溃了。它的崩溃是应该的。可是，也应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在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民已习惯于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和平中的强盛，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名国来说，成了具有鼓动性的东西。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不再吹，火炬又被点燃了。人们望见在宁静的山巅上闪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情景。在这十五年中，不论是在和平环境还是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在思想家看来已经过时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王朝的倒台是充满了伟大气魄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王冠，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显示了体面，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那种敢于直面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一张方桌，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垮塌中的王权更关心。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对这种可笑而琐碎的作法都非常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强大的力量，因而不曾动怒。人民保护着自己，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到此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玉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柿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带着凄凉和警慎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王族中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应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繁荣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胆大，敢于反对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超过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七月革命即刻有了它的朋友和敌人。一些人欢天喜地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却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开始都象黎明前的猫头鹰，闭上了双眼，伤心，失措，直到快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惊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怒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异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动荡，它对被打垮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仇敌来对待并让它流血的光荣也不给。专制政府总爱看见自由体制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该进行得那么迅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怒、最惊惶的人全向它表示了敬意。无论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有多么重，从各种事态中却显示出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在这里感到一种高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辉煌灿烂的东西。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此开始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儿来的，胜利的人权从不需要运用暴力。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征就是永保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便在表面上是最迫切的，即使是当代人所最欣赏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所含的人权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进尔（Guillaume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大少或根本不含有人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难以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马上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糟糕作家，他只是事实而已。并且这不仅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似乎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这样。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结束战斗，让纯净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进入事实，事实也进入人权，这正是哲人的工作。
①马基雅弗利（Machbvelli，1469一 1S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二无终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聪明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停止不前了。革命一旦搁浅，聪明人便立即毁坏这搁浅的船。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聪明人都自加封号，自称为政治家；因此政治家这个词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凡是有机巧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子气。所谓聪明人，也就是庸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按那些聪明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血管破裂，应赶快把它缝合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份，就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 经承认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聪明人分开，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何处来的？
聪明人似乎听不到这种暗中议论的反对意见，仍然继续他们的勾当。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就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就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疗创伤和修理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玉室的后裔并非那么容易。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干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人都够格当国王。前者是波拿巴，伊土比德①是后者。
可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玉族的世系。还须多少有点古老的出处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假如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看问题——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那么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该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身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管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管他用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裔应该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若即若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过去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正好说明为什么早期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论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这些王族很象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株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立一个王朝。唯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聪明人的理论。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发生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些恐怖气氛，过渡期工作的弯路拉长了导致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朝辉，控告和阻止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塞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套上臃肿肥厚的衣①伊土比德（Itut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服，把伟岸高大的人民包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逼迫过分健康的人节食，教铮铮铁汉接受初愈病人的清淡饮食，耗尽苦心去做分崩离析的工作，请那些患高远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止过大的成功，为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人三○年就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坡停了下来的革命。半截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明白什么叫做大致差不多，完全象太阳不承认蜡烛那样。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坡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利益。昨天是饥饿，今天是饱胀，明天将是胀死。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出现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仅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那些人是现在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