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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共和国。
②路易一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
①卡佩（Capet）．原指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一 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一 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
把制宪议会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单中的 A字部分，单凭记忆，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一菲力浦是一个开明坦荡的国王。在他统治的时候，出版是自由的，开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虽然知道公开的阳光对统治的特权不利，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阳光下。历史对这种赤诚，将来自有公论。
和其他一切下台的历史人物一样，路易一菲力浦，今天正受着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刚刚才开始审查。
对他来说，历史爽朗直率发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是对这国王下定论的时候；公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便把他最初的判词修正缓和了；路易一菲力浦是由两个半吊子，所谓二二一和一八三○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革命选出来的；并且，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以绝对民主为原则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来评判他，正如读者已在前商大致见到过的那样；在绝对原则看来，凡是处于这丙种权利一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一之外的，全是篡夺；但是，在作了这些保留后，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总之，无论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就路易一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主之一。”
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一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他有时甚至好到令人钦佩。常常，在最严重的忧患时刻，处理完纷纭众多的内政外交事务，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浓重，这时，他干什么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批阅一桩刑事案件，直到半夜三更，他认为这也是和欧洲相关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刽子手尽量少夺去一条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据理力争，和检察长争断头台前的一寸土，他常称他们为“鳏嗦法学家”。有时，他的桌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案卷，他也一定要一一研究，对于他，放弃那些凄惨的犯人头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前几年中，死刑几乎被废除了，重建的断头台是对这国王的一种施暴行为。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消亡了，继而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被命名为圣雅克便门刑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基本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里思想狭隘的那部分人的卡齐米尔？佩里埃①对代表自由主义派的路易一菲力浦的胜利之一。路易一菲力浦曾亲手注释贝卡里亚的著作。在菲埃斯基②的炸弹被查出之后，他喊着说：“真不幸，我没有受伤！否则我就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们这时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为政治犯，他在处理这案件时，联想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作出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争龋”路易一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也和享利四世一样善良。
因此，对我们来说，善良就是历史中少有的珍宝，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有些人严厉地批评路易一菲力浦，另一些人则粗鲁地评论他，一个曾熟①卡齐米尔。佩里埃（Caaimir Per1er），路易一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
②菲埃斯基（Fiescb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一菲力浦，未成被处死。
悉这位国王、今日已流浪异域的人①，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那也是极自然的；这种证词，不管怎样，首先，明明白白，是没有私心的；一个死人写出的墓志铭总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中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用害怕人们指着海外的两堆黄土说：“这堆上向那堆土献媚。”
①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一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
四基础下的裂缝
在路易一菲力浦当政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讲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含糊其词。
路易一菲力浦掌握王权，并不是他本人直接行动的结果，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差太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抢来这一封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便是了。他深信，虽然是错的，但他深信授于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掌权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一菲力浦享有国君之位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各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斗争有如物质间的斗争。海洋保卫水，狂风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权，民主主义保卫人民；相对抵抗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抵抗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斗争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无论如何，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这里是丝毫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两派中显然有一派是错了，人权并不象罗得岛的巨像①那样，能脚踏两只船，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它是不能分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没有罪，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认为这些激烈的斗争是由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的人负不了责任。
让我们把这一论述说完。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刻面对困苦的生活。它昨天刚出生，今日就得战斗。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建立，装配得还很不坚固，但已感到四处潜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就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对抗势力日复一日地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我们已经说过，七月革命，在法国国外并没有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遭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想法通过各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本是一种晦涩难懂的天书，人们拿来马上加以解释，解释得潦草不正确，尽是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沉静、最深刻的人逐渐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格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解释译本。每一种译本产主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认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认为光明站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革命中常有逆流而上的人，这些人全属于旧党派。旧党派认为他们是为上帝所恩宠的，因而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①公元前二八○年在希错罗行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
种正当的事业，它具有它本身的合法性，有时它可能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浑身都是血，也一定要存活下去。革命不是因偶然事件出现的，而是因需要出现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迫不得已而发生的。
凭着对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愤恨，旧正统主义派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错误的见解常是最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击中那次革命的要害，击中它的铁甲的弱点，击中它缺乏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言论，也是共和派经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情合理。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胡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真理。一八三○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兴师问罪。夹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势力之间，七月政权艰难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朽之间的那一瞬间。另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就更加复杂。与潮流相背，倒转去寻求融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隐忍而不全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本身也不相信的殃民之法。七月王朝毫无办法地象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扬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在法国七月王朝受到进步势力的推动，在欧洲它又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走得慢吞吞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贫困、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极其危险。
在真正的政党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遥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的人和普通群众都感到困惑，两者虽不相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索，然而土地，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却在他们之下，被一种难以言明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合成一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顽强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作者，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越挖越深入，直到接近火山，几乎不为潜在的震荡和隐隐约约的火焰所动遥那种平静是那动荡年代颇有美感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最关心的是幸福问题。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主张社会要特别重视的东西。他们把农业、工业、商业除物质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
认为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而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掺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些都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反复地探索与研究过。
他们试图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种岩石中源源喷出，这些人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等等，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诸种缘由，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的各种问题从理论上详论，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第二个涉及享受的分配。从对劳力的合理使用中产生大众的权力。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中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分配，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大众权力和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便产生了繁荣的社会。繁荣的社会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不恰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极度丑恶的豪华和极度丑恶的穷困。社会财富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也就是说，归于人民大众；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个人的穷苦之上，国家的强盛根植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状况。这是一种没有组织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的物质因素，却没有一点儿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也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