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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说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凭添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⑤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多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⑥辫子兵（caden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
⑦热胡帮（pagnonsdeJe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
⑧铁臂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
①赛伊尼（Sye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
②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
③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
④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
⑤韦雷斯（Verre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被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
一个伟大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就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提提，应当注意塔西佗并非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之人。他们的相遇是神秘不给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给他们规定了入场和出场的时间。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略去了这两个伟人的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了不公正。并非上帝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入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①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可能。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然而在一些没有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更为丑恶。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赤裸裸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驳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②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畸形的卑劣是与暴君的丑恶面貌相吻合的。奴隶们的卑鄙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映出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③时代如此，康莫德④时代如此，海利奥加巴尔⑤时代也是如此，但在恺撒时代，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所有的臭味。
自此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该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的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而言，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①，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②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无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③事件，出发点正确，悲壮和正义，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却不对。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①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规矩。
②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连续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③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
④康莫德（m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
⑤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eliogabale， 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
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
②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
③比尚赛（Buzanc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
残暴不堪，乱打一阵，象一只瞎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 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喂养人民的愿望很好，而残杀他们便很坏。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支解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总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无比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象莱茵河那样注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一样。普选有这样值得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亡，不论街垒战或国境战。这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与暴动不同，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分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是纯粹的叛乱，是看门狗想咬主人的反抗；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的是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是暴动，但这仅是表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了无限的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之色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骚动的思潮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恢复平静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到达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为“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具有戏剧性的事，历史学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它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微小枝叶，已消失在遥远的历史里。在所谓的暴动时期这类琐事极多。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是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形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来披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谈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所见。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希望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大概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情实景。
三 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的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的心情之上，蒙上一层说不出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当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掉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绝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带有一把利剑。正如他的老前辈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起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能提供机会的未来，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个人受了侮辱。他对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种种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于心。在他弥留时，在那最后一 刻，他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是预料中的事，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也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量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根鞋匠拿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铁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我呀！我还没有武器。”
“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
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了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家伙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家伙。”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即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商。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失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愿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六月五日那天，时雨时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通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特意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焦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头上戴着纸帽的，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而万众一心，有时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