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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惊惶气塞。车轮又陷下去了一些，马德兰已经没有多大机会从车底出来了。忽然，大家看见那一大堆东西动摇起来了，车子慢慢上升了，轮子已从泥坑里起来了一半。一种几乎气绝的声音叫道：“赶快！帮忙！”
叫的正是马德兰，他刚用尽了他最后一点气力。大家涌上去。一个人的努力带动了所有的人的力气和勇敢。那辆车子竟被二十条胳膊抬了起来。割风老头幸免于难。
马德兰站起来，尽管满头大汗，脸色却是青的。他的衣服撕破了，满身污泥。大家都哭了。那个老头子吻着他的膝头，称他为慈悲的上帝。而他，他脸上露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至高无上、快乐无比的惨痛，他把恬静自如的目光注射在沙威的面上，沙威也始终望着他。
七 割风去巴黎当了园丁
割风的膝盖骨跌脱了。马德兰伯伯叫人把他抬进疗养室，这疗养室是他为他的工人准备的，就在他的工厂的大楼里，有两个修女在里面服务。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子在床头小桌上发现一张一千法郎的票据和马德兰伯伯亲笔写的一句话：“我买您的车和马。”车子早已碎了，马也早已死了。割风的伤医好以后，膝头却是僵直的。马德兰先生通过那些修女和本堂神甫的介绍，把那老头安插在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个女修道院里做园叮过了些日子，马德兰先生被任命为市长。沙威第一次看见马德兰先生披上那条表示掌握全城大权的绶带时，不禁感到浑身哆嗦，正如一只狗在它主人衣服底下嗅到了狼味。从那天起，他尽量躲避他。如果公务迫切需要非和市长见面不可，他便恭恭敬敬地和他谈话。
马德兰伯伯在滨海蒙特勒伊所造成的那种繁荣，除了我们已指出的那些明摆着的事实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影响，那种影响，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也还是同等重要的。这是一点也不会错的，当人民窘困、工作缺乏、商业萧条时，纳税人由于手头拮据，一定会拖欠税款，超过限期，政府也一定得耗费许多催缴追收的费用的。在工作很多、地方富裕、人民欢乐时，税收也就会顺利，政府也就会节省开支了。我们可以说收税费用的大小，是衡量人民贫富的一种百无一失的晴雨表。七年来，滨海蒙特勒伊一县的收税费用已经减了四分之三，因而当时的财政总长维莱尔①先生曾多次提到该县的情况来和其他县份相比较。
芳汀回乡时，那地方的情形便是如此。家乡已没有人记得她了。幸而马德兰先生工厂的大门还象个朋友的面孔。她到那里去找工作，被安插在女车间，那种技术对芳汀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她不可能做得很熟练，因此她从一天工作中得到的报酬很有限，仅够她的生活费，但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①维莱尔（Villele，1773—1854），伯爵，法国复辟时期的正统主义者，极端保王派，曾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八任首相。
八 维克杜尼昂夫人为世道人心花费了三十五法郎芳汀看到自己能够生活下去，也就有了暂时的快乐。能够老老实实地自食其力，那真是天幸！她确实又有了爱好劳动的心情。她买了一面镜子，欣赏自己的青春、美丽的头发和美丽的牙齿，忘了很多事，只惦念她的珂赛特和可能有的前途，她几乎成了快乐的人了。她租了一间小屋子，又用将来的工资作担保，买了些家具，这是她那种轻浮习气的残余。
她不能对人说她结过婚，因此她避免谈到她的小女儿，这是我们已经约略提到过的。
起初，我们已经看到，她总按时付款给德纳第家。因为她只会签名，就不得不找一个代写书信的人写信给他们。
她经常寄信。这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在女车间里，大家开始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了，说芳桶天天寄信”，说她有一些“奇怪举动。”
天地间的怪事莫过于窥探别人的一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了。“为什么那位先生老去找那个棕发姑娘呢？”“为什么某先生到了星期四总不把他的钥匙挂在钉子上呢？”“他为什么总走小街呢？”“为什么那位太太总在到家以前就下马车呢？”“她的信笺匣盛满了信笺，为什么还要派人去买一扎呢？”诸如此类的话。世间有很多人为了揭开谜底，尽管和他们毫不相干，却肯花费比做十桩善事还要多的金钱、时光和心血。并且，做那种事，不取报酬，只图一时快意，仅仅为好奇而好奇。他们可以从早到晚，一连几天地尾随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在街角上、胡同里的门洞下面，在黑夜里冒着寒气顶着雨，窥伺上几个钟头，买通眼线，灌醉马车夫和仆役，收买女仆，串通看门人。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毫无目的，纯粹是一种要看见、要知道、要洞悉隐情的欲望，纯粹是由于要卖弄一下自己那颗消息灵通的心。一旦隐情识破，秘密公开，疑团揭穿，跟着就发生许多祸害、决斗、破产、倾家、生路断绝，而其实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毫无利害关系，纯粹出自本能，他们只为“发觉了一切”而感到莫大的快慰。这是多么痛心的事。
某些人仅仅为了饶舌的需要就不惜刻薄待人。他们的对话，客厅里的促膝谈心，候见室里的飞短流长都好象是那种费柴的壁炉，需要许多燃料，那燃料，便是他们周围的人。
大家对芳汀注意起来了。
此外，许多妇女还嫉妒她的金发和洁白的牙齿。确实有人看见她在车间里和大家一道时，常常转过头去揩眼泪。那正是她惦念她孩子的时候，也许也同时想到了她曾爱过的那个人。摆脱旧恨的萦绕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确实有人发现她每月至少要写两封信，并且老是同一个地址，写了还要贴邮票，有人把那地扯找来了：“孟费郿客店主人德纳第先生”。那个替她写字的先生是一个不吐尽心中秘密便不能把红酒灌满肚肠的老头儿，他们把他邀到酒店里来闲谈。简单地说，他们知道芳汀有个孩子。
“她一定是那种女人了。”恰巧有个长舌妇到孟费郿去走了一趟，和德纳第夫妇谈了话，回来时她说：“花了我三十五法郎，我心里畅快了。我看见了那孩子。”
做这件事的长舌妇是个叫维克杜尼昂夫人的母夜叉，她是所有一切贞操的守卫和司阍。维克杜尼昂夫人五十六岁，不但老，而且丑。嗓子颤抖，心思诡戾。那老婆子也有过青春，这真是怪事。在她的妙龄时期，正当九三年，她嫁给一个从隐修院里逃出来的修士，这修士戴上红帽子，从圣伯尔纳的信徒一变而为雅各宾派①。他让她受了不少折磨，她守寡以来，虽然想念亡夫，为人却是无情、粗野、泼辣、锋利、多刺而且差不多算得上有毒。她是一棵受过僧衣挨蹭的荨麻。到复辟时代，她变得很虔诚，由于她信仰上帝的心非常热烈，神甫们也就不再追究她的那位修士而原谅了她。她有一份小小的财产，已经大吹大擂地捐给一个宗教团体了。她在阿拉斯主教教区里很受人尊敬。那位维克杜尼昂夫人到孟费郿去了一趟，回来时说：“我看见了那孩子。”
这种种经过费了些时日。芳汀在那厂里已经一年多了。一天早晨，车间女管理员交给她五十法郎，说是市长先生交来的，还向她说，她已不再是那车间里的人了，并且奉市长先生之命，要她离开孟费郿。
恰巧这又是德纳第妈妈在要求她从六法郎加到十二法郎以后，又强迫她从十二法郎加到十五法郎的那一个月。
芳汀窘极了。她不能离开那地方，她还欠了房租和家具费。五十法郎还不够了清债务。她吞吞吐吐说了一些求情的话。那女管理员却叫她立刻离开车间。芳汀究竟还只是一个手艺平凡的工人。她受不了那种侮辱，失业还在其次，她只得离开车间，回到自己的住处。她的过失，到现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她觉得自己连说一个字的勇气都没有。有人劝她去见市长先生，她不敢。市长先生给了她五十法郎，是因为他为人厚道，撵她走是因为他正直。她在这项决定下屈从了。
①雅各宾（Jacobin），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能团结革命群众、保卫劳动人民利益并和国王及大资本家进行坚决斗争的一派。
九 维克杜尼昂夫人如愿以偿
看来那修士的未亡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马德兰先生完全不知道此事的经过。这不过是遍布人间的那种瞒上欺下的手法而已。按照马德兰先生的习惯，他几乎从来不去女车间。他委托一个老姑娘全面照顾车间，那老姑娘是由本堂神甫介绍给他的，他对那女管理员完全信任，她为人也确实可敬，稳重、公平、廉洁、满腔慈悲，但是她的慈悲只限于施舍方面，至于了解人和容忍人的慈悲就比较差些了。马德兰先生把一切事都委托给她。世间最善良的人也常有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托付给别人的时候。那女管理员便用了那种全权委托和她自以为是的见解，提出了那件案子，加以判断，并作出决定，定了芳汀的罪。
至于那五十法郎，她是从马德兰先生托她在救助工人时不必报销的一笔款项中挪用的。
芳汀便在那地方挨家挨户找人雇她当仆人。没人要她。她也无法离开那座城。向她收家具（什么家具！）费的那个旧货贩子向她说：“如果您走，我就叫人把您当作贼逮捕。”向她要房租的房主人向她说：“您又年轻又漂亮。您总该有法子付钱。”她把那五十法郎分给房主人和旧货贩子，把她家具的四分之三退还给那商人，只留下非要不可的一些，无工作，无地位，除卧榻之外一无所有，还欠着一百法郎左右的债。
她去替兵营里的士兵们缝粗布衬衫，每天可以赚十二个苏。在这十二个苏中，得替她女儿花十个。只是从那时起，她才没有按时如数付钱给德纳第夫妇。
这时，有个老妇人，那个平常在芳汀夜晚回家时替她点上蜡烛的老妇人，把过苦日子的艺术教给她，在贫苦的生活后面，还有一种一无所有的生活。那好象是两间屋子，第一间是暗的，第二间是黑的。
芳汀学会了怎样在冬天完全不烤火，怎样不理睬一只每两天来吃一文钱粟米的小鸟，怎样拿裙子做被子，拿被子做裙子，怎样在从对面窗子射来的光线里吃饭，以求节省蜡烛。我们不能一一了解某些终身潦倒的弱者，一贫如洗而又洁身自好，怎样从一个苏里想办法。久而久之，那种方法便成为一种技能。芳汀得了那种高妙的技能，胆子便也壮了一 些。
当时，她对一个邻妇说：“怕什么！我常对自己说，只睡五个钟头，其余的时间我全拿来做缝纫，我总可以凑凑合合吃一口饭。而且人在发愁时吃得也要少些。再说，有痛苦，有忧愁，一方面有点面包，一方面有些烦恼，这一切已足够养活我了。”如果她能在这样的苦境里得到她的小女儿，那自然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她想把她弄来。但是怎么办！害她一同吃苦吗？况且她还欠了德纳第夫妇的钱！怎么还清呢？还有旅费！拿什么付呢？把这种可以称之为贫居方法的课程教给她的那个老妇人，是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圣女，她矢志为善，穷而待穷人以善，甚至待富人也一样，在写字方面，她勉强能签“玛格丽特”，并且信仰上帝，她的知识，也就只有信仰上帝。
世间有许多如此的善人，她们暂时居人之下，有一天他们将居人之上。这种人是有前程的。
起初，芳汀羞愧得不敢出门。当她走在街上时，她猜想得到，别人一定在她背后用手向她指指点点；大家都看着她，却没有一个人招呼她；路上那些人的那种冷酷的侮蔑态度，象一阵寒风似的，直刺进她的灵和肉。在小城里，一个不幸的妇人，处在众人的嘲笑和好奇心下，就仿佛是赤裸裸无遮掩似的。在巴黎，至少还没人认得你，彼此不相识，倒好象有了件蔽体的衣服。唉！她多么想去巴黎！不可能了。
她已经受惯贫苦的滋味，她还得受惯遭人轻蔑的滋味。她慢慢打定了主意。两三个月之后，她克服了羞耻心理，若无其事地出门上街了。
“这和我一点不相干。”她说。她昂着头，带点苦笑，在街上往来，她感到自己已变成不懂廉耻的人了。
维克杜尼昂夫人有时看见她从她窗子下面走过，看出了“那家伙”的苦难，又想到幸亏因为自己，“那家伙”才回到了“她应有的地位”，她心里好一阵高兴。黑心人自有黑幸福。过度的操劳使芳汀累坏了，她原有的那种干咳病开始恶化。她有时对她的邻居玛格丽特说：“您摸摸看，我的手多么热。”但在早晨，每当她拿着一把断了的旧梳子去梳她那一头光泽照人，细软如丝的头发的一瞬间，她还能得到一种顾影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