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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未同意，但也未拒绝要求，并将该要求推到不可预见的将来。璞鼎查听耆英说得振振有辞，加之以前《虎门条约》的签订十分顺利，而且耆英还亲自出面替英国人在城外珠江边上租了一块地，允许他们在那里建房居住，所以，璞鼎查同意暂时搁置入城争议，留待以后再说。
转眼过了两年，道光二十五年（公历1845年）春，英国人又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双方公文往来几十次，耆英反复陈情，请求英国人谅解他的苦衷，从而打消入城的念头。不料，英国人坚持再三，耆英走投无路，只好把此事上奏道光帝。
这时，道光帝才知道“入城之事”，赶紧命令军机处调查此事。原来，在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州、宁波、上海已经允许英国人入城，厦门的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存在进城问题，所以，现在拒绝英国人入城的只剩下广州一地了。
但军机处再把调查结果呈给道光时，道光帝哑然失笑。虽然福州、宁波、上海三地允许英国人进城，但英国人仅仅进入了上海，而且已经呆不下去了。
先说福州。对于英国人进城这个问题，此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采取了个极为滑头的做法。他知道，对英国人来硬的不行，那样英国人比他还硬；来软的也不行，地方绅士不答应，骂他是汉奸。
于是，他对前往福州的外国人一律热情接待，但在暗中，刘韵珂为英人制造了很多麻烦：英商前来贸易，他迫使清朝百姓不准与其交易；英国领事要求进城，他表面上不加拒绝，笑脸相迎，但暗中命令地方绅士一不准卖地给英国人，二不租房给他们。所以，英国人在福建既没贸易可做，又无立锥之地，尽管闽浙总督十分热情，一再挽留，但也只能悻悻而去。。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十六、王朝末路（6）
宁波的情形和福州差不多。而且，英国人发现宁波这个口岸开得有些多余，与上海重复，基本没有什么商机，所以，不用当地官员暗中做手脚，英国人也只能败兴而去。
五大通商口岸中，英国人大获成功的只有上海，那里商机无限，外商云集，而且真正允许外商进入城市居住。这是因为上海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相比，一不是省会城市，二不是历史名城，英国人进不进上海，清朝官员并未横加干涉，所以，英国人得以入城居住，但是这时，上海的难题不是入城，而是外国人赌咒发誓非要搬出城不可。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英国人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城市的环境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快疯了：
1、街道狭窄。上海街道一般宽六尺，不仅车辆无法通行，而且他们亲眼目睹了几家娶亲的花轿互不相让，堵在路上、大打出手的场面，甚感恐怖；
2、街道没有路灯。英国人刚到上海，晚上出现在街道时，好几次被中国人误认为是妖怪，从此之后，他们也很少出来；这样只有呆在家里，别无地方可去；
3、城市市政设施、市容差。日本人峰源藏的《清国上海见闻录》记载，（上海）城市没有上下水，垃圾得不到及时清运，满街“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宣”。另外，路面条件极差，晴天一街土，雨天一街泥；
4、城市的声音骚扰相当严重。英商普遍反映上海百姓的嗓门高，而且上海人早上起床早，加上房屋密集，隔音不良，普遍受到骚扰，时间一长，很多英国人神经衰弱，睡眠不足，整天一幅无精打采的样子。
英国人才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就忙着搬出城，并发誓宁愿住在船上也不在城里居住了。当然，住在船上是一时冲动，比较理想的结果是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自行建造房屋，眼下的难题是没地方建。
既然英国人主动提出离开上海城，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公历1845年11月29日），英国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从上海当局手中租了一块地，英国人对这块地很不满意，地名“外滩”就土得掉渣，这地方一听就不像人住的地方，要说是“滩”，那可真是名副其实，低洼潮湿，溪涧不少，到了夏天，芦草丛生，蚊子多得惊人。但是上海官员看准了英国人的弱点——急于搬出城，所以，一点儿也不让步。英国人最后“屈辱”地接受了这块地皮。
了解了上述情况后，道光帝心里有底了。他指示耆英向英国人讲明利害，拒绝他们进入广州。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该督等惟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粤民素称强悍，且恐良莠不齐，傥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
耆英接到这道圣旨后，叫苦连天，皇上果真不希望英国人进城！至于向他们讲明利害，两三年间，他不知尝试了多少次，可不见效果啊。不过，“英名”的道光帝搬出了粤民这块“挡箭牌”，也许值得一试。
耆英决定自导自演一场“苦肉计”，给英国人看看。耆英与广州的绅士领袖商议，决定贴出告示宣布准许英人入城，然后由绅士组织民众抗议，尽量展示“粤民强悍”的一面，从而迫使英国人让步。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公历1846年1月13日），广州当局以耆英的名义贴出告示，宣布准许英国人进城，告诫省城内外绅士及百姓，“务各破除畛域，蠲释猜疑，勿再仍前阻挠，以敦和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六、王朝末路（7）
由于事先上下已经通气，绅士自然强烈反对英国人入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激于民族义愤，又见有绅士带头，一时之间，应者云集，抗英风潮，渐成蔚为大观。告示贴出的当天，就被百姓撕掉，然后贴上了匿名的揭帖，宣布将于英人进城之际闭城起事，将其置之死地，并要扑杀媚外官吏。
由于组织仓促，经验不足，耆英的这场“苦肉计”严重失控了。
十二月十八（公历1月15日），风传广州知府刘浔与英国人秘密商定入城日期，上千市民手持刀棍，呼啸着冲进知府衙门，要找刘浔算账，他闻讯后立刻翻墙逃跑，一无所获的市民将知府衙门砸了个稀巴烂，把刘浔的公服朝珠付之一炬，差点儿引起火灾。
耆英没想到场面失控，不得不假戏真做，将刘浔革职，然后贴出告示，表示两天前的布告仅仅是为了“体察民情”——搞民意调查，然后再作最后决断，至于他本人，绝不会违背百姓的意志，擅自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又通过绅士做工作，事态方才得到控制。
听着广州城里杀声一片，看着知府衙门黑烟升腾，城外的英国人傻眼了。这时的英国领事德庇时喃喃自语：“看来耆英这回是诚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借他几个胆儿，也不敢进城了。
耆英派代表添枝加叶地向德庇时通报了广州城里发生的事情，然后恳求德庇时搁置进城一事。德庇时听到后，也决定相机而动，迅即做出让步，暂时搁置进城计划。后来，在英国人的逼迫下，耆英答应在道光二十九年（公历1849年）开放广州城，允许英人入城居住。
广州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夹在民夷之间的耆英焦头烂额，无论是“边衅”，还是“民变”，都足以毁掉他那重如泰山的政治前途，而且搞不好，还会使他身败名裂。此后，耆英积极活动，争取调离广东。
道光帝考虑到耆英任两广总督时间不短，应该调整一下，所以，在道光二十八年春，他命耆英来京觐见，两广总督一职后由原广东巡抚徐广缙署理，布政使叶名琛护理广东巡抚（五个月后，分别解除二人的署理和护理，改为实授）。而耆英在觐见道光帝之后，则留在北京任职，远离了是非不断的广东。
……
在徐广缙署理两广总督时，道光帝就告诫他：“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方为不负委任。”
道光此话也为徐广缙处理英人入城事件定下了调子。大约与此同时，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文瀚向徐广缙通知了英国人进入广州的具体时间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一（公历1849年3月15日），这是耆英当年承诺的时间。徐广缙向英方表示入城将产生大的纠纷，委婉而又不失强硬地拒绝了文瀚的要求。
其实，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文瀚也被入城一事搞得寝食不安。文翰在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承认清政府广州当局控制不住当地居民，除非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部队保护，否则英国人即使进了城也不安全。
倘若英国一旦出兵，不仅贸易将受影响，中英人民之间的信任也会就此瓦解。至于一般英国商人，即使广州市民热烈欢迎，他们也不会放弃交通便利、空气清新的珠江畔的住宅，住到那个按时开关、脏乱嘈杂的城郭中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六、王朝末路（8）
但英国政府不这样看，他们感觉到清政府正在尝试重建以往“天朝上国”的体制，这是他们所不能容许的；而且，大英帝国的臣民被一个战败国阻止在广州城外，有损体面啊。于是，英国政府严令文翰向清政府交涉。文翰只好硬着头皮要求徐广缙履行耆英当年允许英人进城的诺言，开放广州。
进退两难的徐广缙也只好将计就计。
但徐广缙对文瀚仍然坚持两点：
一、广州百姓反对英人进城，英方如若坚持，城内百姓可能会拼死抵抗，事态将不可控制；
二、我徐广缙受皇帝任命，只听谕旨，不承认耆英曾经的承诺。
文瀚软硬兼施，不见效果，只好要求徐广缙上奏道光帝，批准兑现耆英的诺言。考虑到徐广缙向道光帝呈送奏折的速度之慢，文瀚甚至提出由英国提供轮船将奏折送至天津，徐广缙一听，断然拒绝。英国人也只好耐心等待，并屡屡派人前往广州打听消息。徐广缙反复以“静候谕旨”相告。文翰心里明白，入城这件事，悬了。这已经成了徐广缙和道光帝之间的“皮球”。
道光帝是不可能批准英国人进入广州的。对此，徐广缙心中有数，所以，他不得不做跟英国人翻脸的准备，针对英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点，他也令清军积极准备，各要隘加强了力量；暗中劝谕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暂停与英商交易；支持绅士民众的反入城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民情激昂，绅士遍张揭贴，家家准备了器械，预备英人入城时加以痛击。据《夷氛闻记》记载，城内外壮勇会集达十万余，连日操练，杀声震天，“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同时响应”。入夜，广州内外“灯烛照耀，殆同白日，枪炮声闻十里”。徐广缙顿时觉得胆壮，尽管这时道光帝已经批准英国人可以“入城一游”，但他仍决定对英态度强硬。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九（公历1849年4月1日），徐广缙照会文瀚，通报了道光帝的“谕旨”：“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纾商力……外国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钦此！”
徐广缙最后强调，此前他不同意英国人进入广州，并非固执己见，现在大清朝从君臣到百姓都是这个立场，请英国人冷静考虑入城问题。
其实，这是徐广缙胆大包天地走的一招“险棋”。史学界已经确认这一道“谕旨”系徐广缙伪造。由于广州距北京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广州的请示待北京批复后传回广州，至少需要四十余天，到那时局势早已变化，而英国人又天天紧逼，刻不容缓。
徐广缙不得不出此险棋，此时恰逢欧洲爆发1848年革命，欧洲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英国也分心不少，难以全力顾及东方。文翰见广州市民众志成城，贸易受挫，已使他心存畏惧，此时又见道光帝这般旨意，只好在抗议之后不了了之，将入城之议搁置，这次博弈以徐广缙大获全胜而告终。
道光帝接到徐广缙关于英人放弃入城之议的奏报之后，喜出望外，他###地说：“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
徐广缙获赏子爵，叶名琛获赏男爵，广州民众也被道光帝大加夸奖，称其“素称骁勇”、“深明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