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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逼真的癖好。据说他曾经要求在一座大旅馆的布景中安上电铃设备。这种只用去几十块美元的开销，却受到好莱坞的指责，这种指责比后来对《宾虚传》这部影片在豪华布景上花掉几百万美元，还要严厉。电铃虽未产生什么效果，但也不能算是一种豪华，可是人们却把它叫做“斯特劳亨的浪费”。但后来由于《愚蠢的妻子》在放映上获得意外的成功，因此好莱坞暂时饶恕了他这一过失。
这部影片原来的拷贝可以放映5小时之久，在公开上映时曾被压缩到3小时半映完。斯特劳亨在这部影片里扮演一个欺骗美国外交官的女儿的白俄亲王，靠着剥削他的情妇——一个面貌丑陋的女仆——生活，由于性虐狂的驱使，他了一个不幸的白痴女子。最后，他被人杀死，他的尸首很有象征意义地被扔在臭水沟里。
斯特劳亨对于自然主义十分癖好，总想把一切情况都表现出来。美国电影检查机关把他在这部影片中用特写镜头表现一个疔疮破裂的画面和别的一些画面一起剪掉，而另一方面，对于他被女仆接吻后厌恶地用手巾擦去嘴上吐沫的镜头，却仍予保留。
斯特劳亨用一种辛酸的悲观主义眼光来观察人类。他对社会的上层阶级、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富有的实业家的激烈抨击，流露出一种愤怒而不是蔑视的情绪。这种抨击带有一种近乎伤感的怜悯色彩。在斯特劳亨描写的地狱里，残废者、病人、纯洁的爱情、被诱骗上当的女子，甚至丑恶，都表现得令人感动。而这一点也就是“斯特劳亨的人道主义”（引乌谷·卡西拉琪语）和冯·斯登堡在不久以后所宣传的消极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之处。
斯特劳亨在表现1910年至1918年的维也纳生活情景的《旋转木马》（未拍完，以后由罗帕特·约里安继续完成）以后，就离开了环球公司，转到高德温公司工作，在那里他根据弗兰克·诺利斯的自然主义小说《麦克·梯格》，拍了一部名叫《贪婪》的影片。影片绝大部分是在构成这部小说背景的旧金山住宅区的三栋房子里拍摄的。故事发生在1905年前后，为了反映当时的情景，斯特劳亨特地在古董店里细心地选购了一些符合当时式样的家具，来装饰一些连天花板都照原样仿造的房间。
在9个月的时间中，斯特劳亨脚穿破鞋，身着补钉的旧衣，不分昼夜、废寝忘餐地为这部影片工作。摄成的影片可以放映4个半小时，而不是象有些人所传说的那样，可以上映15小时到20小时。因此在上映时分为上下两集。斯特劳亨按照原著的次序，将每一个情节都拍摄出来。他要使观众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完全是真实的”，并且宣称他是以狄更斯、左拉、莫泊桑为师的。
但这部影片却激怒了制片人萨尔堡，他要求剧作家琼·马蒂斯把它压缩到两个半小时放完。斯特劳亨为了避免影片被删剪得一塌糊涂，亲自参加了剪辑工作，但拒绝承认这部影片是他的作品。这部被删剪得支离破碎的影片，在电影艺术上仍不失为登峰造极的作品之一。
贪婪和粗暴是这部影片里人物的显明特点，这些人物随着时间和剧情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影片开始时，由著名女演员柴苏·璧斯杰出地扮演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纯洁而年轻的姑娘，和当时丽莲·吉许所饰的一些女主人公很相近似。但这位女主人公在结婚以后就变得非常贪婪，并且由于家务操劳，使她逐渐憔悴。她使劲地用梳子梳着一头蓬乱的浓发，咬着手指甲，粗暴的性情使她的嘴都扭歪了。她的丈夫（吉布逊·古兰德饰）原来是一个善良的胖牙科医生，当事业遭到失败和破产之后，也变成了一个残暴的酒徒，时常殴打他的妻子，最后终于把她杀死。
这种在当时还很罕见、使电影第一次具有小说某些表现方法的心理刻画，在斯特劳亨这部作品里，要比大量琐碎的细节描写更有价值，因为这些细节描写虽很真实，可是在斯特劳亨的作品中可说是一种怪癖的表现。在牙科医生和他未来的妻子（他的顾客）遇见的那场戏里，影片所表现的吐唾液和拔牙出血的情景乃是一种已嫌陈旧的自然主义表现方法。这种僻嗜的作法在让·赫舒尔特（以后任好莱坞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①）所饰演的那个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①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自从1928年以来，每年都对最优秀的导演、演员、摄影师、音乐家、布景设计师等颁发奖品。这种奖品即一般所谓的奥斯卡奖，很被人所重视。1952年该学院由查尔斯·布拉喀特担任院长，1960年由乔治·西顿任该院院长。
当斯特劳亨撇开自然主义的夸张手法，用真正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三个小市民由于贪财而造成灾祸时，他的表现显得更为出色。在影片结尾的场面里，被手铐铐在一起的两个竞争者相继死去，而另外一个活着的人则拖着他那疲惫得要死的躯壳在一个名叫“死谷”的沙漠上挣扎着。为了深入体验这种沙漠荒凉情景，斯特劳亨和他的摄制组曾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之久。
庞杂、冗长和夸张乃是《贪婪》一片中美中不足的地方。这部壮丽而有力的影片，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或更确切地说，标志着一种传统的开端。因为这部影片现在已成为一部经典性的作品了。
在影片《风流寡妇》上映时期，斯特劳亨曾经对观众作了这样的声明：“我之所以要导演这部下流的作品，唯一的理由，乃是因为我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要靠我来养活。”但这部为了收回摄制《贪婪》一片所支出的成本、只费11个星期就摄制出来的12本影片，却比原来勒哈尔的有名小歌剧要好些。斯特劳亨利用片中的华尔兹舞，对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维也纳作了讽刺的描写。这部被迫摄制的作品，比起后来他利用这部影片在商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功而细心制作的另一部影片《婚礼进行曲》来，并无逊色。
《婚礼进行曲》是一部分为上下两集可以上映6小时的影片。它虽然是一部巨作，但由于带有过多的伤感情调和象征手法，显得有些庞杂。斯特劳亨此后又开拍《女皇凯莱》一片，但这部影片他没有能够拍成，只拍了那个充满尖锐讥讽和激烈愤怒的杰出序幕。自此以后，斯特劳亨就不能再导演任何新片了，好莱坞把他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影片公司的老板们始终不能饶恕他在拍《贪婪》一片时花了一笔很大的费用来描写穷人，而不描写豪华；他们也不能饶恕他曾主张导演对自己的作品享有权利。这位年仅40岁、具有杰出才能的导演，发现自己除了当演员以外，制片厂的大门已永远对他关闭了。
斯特劳亨的命运是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好莱坞开始破坏和抹杀艺术家的个性和人格。象斯特劳亨这样一类的导演——或者是象格里菲斯这样一类的导演——从此以后就成了制片人任意宰割的牺牲品。雷内·克莱尔认为：从斯特劳亨在摄制《女皇凯莱》一片中间被欧文·萨尔堡赶出制片厂那天起，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好莱坞从此真正建立起来了。
这种排斥斯特劳亨的制度，对于另一个德国导演刘别谦却大开方便之门。刘别谦在德国所享有的盛名使他到美国以后就被重用，叫他在一部豪华的影片《罗西泰》中充任玛丽·璧克馥的导演。但卓别林《巴黎一妇人》一片的出现，却把刘别谦引向另一种新的影片样式。他把卓别林的这部杰作应用到浮华喜剧上面。战后美国的社会风气虽然已经败坏，可是美国电影在描写通奸之类的剧情时，还不得不穿插一些悲剧和谋杀的故事。而刘别谦这位欧洲导演却居然敢按照巴黎通俗喜剧和中欧小剧院的传统作法，对婚姻大开玩笑，从1924年到1926年，接连拍了《三个女人》、《结婚集团》、《禁入的乐园》、《无线电警报》，居然得到美国人稍有非议的欢迎。
刘别谦这时的杰出作品乃是《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一部根据奥斯卡·王尔德的有名戏剧改编的、很华丽巧妙的影片。刘别谦在这部影片里运用纯熟的技巧表现细致的心理，而无须用很多字幕说明。可是这部影片还没有超过一般成功作品的水平。在有声电影即将出现的前夕，刘别谦这位比西席·地密尔更富于知识、更为聪明、但较少魄力的导演又回到大场面影片的老路，摄制了两部著名的戏剧，即《王子学生》和《爱国男儿》（在后一部影片中，强宁斯使用了一些音响效果）。
好莱坞的生意兴隆很得力于刘别谦，他给好莱坞带来了一种取悦暴发户的精巧技术。但他的技巧，对电影艺术并没有起很大的影响。
约瑟夫·冯·斯登堡是一个介于斯特劳亨的一丝不苟和刘别谦的那种买卖人似的技巧之间的人物，对欧美电影有很大的影响。冯·斯登堡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最初原想成为一个作家，但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在一家制片厂的洗印车间里做一个小职工。他在英国住了一个时期以后，成了一个电影剧作家，并在英国演员乔治·K．阿瑟的经济支援下，第一次导演了一部名叫《求救的人们》的影片。这部类似试验性质的作品（这在美国可说是一个极少有的例子），乃是了解斯登堡的美学和他的道德观念的一部关键作品。
影片叙述一个妓女和她的情人寻求拯救他们灵魂的道路，使他们从“污泥中的儿女”变成“太阳下的儿女”。当剧中的男主人公鼓足勇气在象征邪恶的坏蛋脸上打了一个耳光以后，他们两人终于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目的。斯登堡当时受“室内剧”的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使他固执地使用一些象征性的道具和细节。作品的前半部拍摄得很成功，浮在海港港口的那艘挖泥船，给影片带来一种节奏感。虽然字幕说明过于夸张，可是由于摄影的造型美，演员演技的简练，以及蒙太奇的完美，却使观众对片中用海港污泥来比喻灵魂污浊的象征意义，并不觉得牵强附会。但在影片后半部，在贫民窟展开的剧情中，那种过分夸张的象征手法，却使人感到可笑。例如：影片重复地表现那位流氓用手抓着大腿，表示他心中的邪念；又如影片在揭露他的邪恶企图之前，表现他将头靠在挂着他那顶湿帽子的衣架上，旁边突出两个象恶魔头上犄角似的挂钩，这些镜头使人看了感到滑稽好笑。
《求救的人们》一片的明显优点，引起了查尔斯·卓别林的注意。这部影片的主角乔治亚·海尔以后被卓别林聘去在《淘金记》中演出，卓别林还请斯登堡在《海鸥》一片中指导爱德娜·潘维安丝的演出。后一部影片在叙事简洁上，可说是具有卓别林的那种朴素简明的风格。但斯登堡在这部影片里却过于强调“海的象征性，以致忽略了渔夫和鱼”（引约翰·格里尔逊语，他还说：“一个导演除非死亡，才会变成摄影师。”他这句话几乎和德吕克的说法完全相同）。卓别林对这部象本美丽画集的影片很不满意，拒绝发行，因此这部影片一直没有上映。
斯登堡在《下层社会》一片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这部影片的剧本系由好莱坞的一位优秀作家本·海区特编写，它给银幕上带来了一种新的典型人物，即当时在美国猖獗一时的走私酒精的匪徒。斯登堡把匪徒看作是现代社会中的英雄人物。他的无政府主义的英雄们，用开枪和“绑票”的手段来回答社会的不公。这些英雄们靠着他们的暴力，在向一个缺乏正义感的社会的挑战上，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超人。在影片结尾时，乔治·本克洛夫特所饰的主人公单枪匹马和派遣大批军警前来逮捕他的社会恶斗，他被围困在他的房间里，顽强地抵抗，直到最后方才投降。
《下层社会》这部影片虽然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斯登堡最完美的作品还是《纽约的码头》一片，它描写两个社会小人物，即一个码头工人和一个妓女恋爱的悲惨结局。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浓厚的悲剧气氛，命运的严酷性，对下层社会的同情，以及摄影技术的精美和细微心理刻画的确切。但我们很难知道斯登堡是否已体会到这部完美的作品和他大量摄制的商业性作品（例如那部迁就强宁斯拙劣演技的影片《最后命令》）之间的差异。
强宁斯是和德国的优秀导演、演员和技术家一起来到好莱坞的。美国对于德国电影的蓬勃发展曾深感不安。1924年的德国通货膨胀发生以后，作为“拯救”威玛共和政府的道威斯计划的主管人，就是主宰好莱坞的银行家摩根。根据这个计划和以后我们将要述及的条件，德国电影界获得了美国资金的支援，可是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