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入胜。
1946年比利时每个居民平均购票16张，电影业很兴旺。但从1957年到1964年，电影丧失了一半以上的观众（由1．07亿人次降到4400万人次），不过，尽管比利时只有1100家影院，它的放映业力量仍然很强。
荷兰
1930—1940年间，荷兰只生产了几部影片。须德海的干涸激发了杰拉尔·鲁登的灵感，使他摄制了两部影片（1934年的《死水》与1933年的《新地》）。《死水》一片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它只描写沃伦丹的渔民们被迫改种庄稼。这部影片的价值在于它广泛采用天然背景和安多尔·范·巴尔西的出色摄影技巧。范·登·林登和H．M．约瑟夫逊也采取这种近似纪录片的手法拍摄了《年轻人的心》（1936年），同时，政府也出资叫人拍摄了几部历史题材片（如范·透尼森1930年导演的《威廉·奥伦治》①）。①威廉·奥伦治：16世纪荷兰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举行的起义中的英雄，有“荷兰的华盛顿”之称。——译者。
在1940—1945年间，生产都中断了，除了在阿姆斯特丹由占领军摄制的两三部影片之外，所有荷兰的影片生产都停止了。战后十年间，在荷兰唯一的制片厂里只生产了9部长故事片。其中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那部反映抵抗运动的画面很美的半纪录片《在共同的道路上》（由奥托·范·内英豪夫导演）和《鼠面人》这部十年后由德国电影创作者沃尔夫冈·斯陶特导演的讽刺有力的作品。
但荷兰却有一个优秀的纪录片学派，这是1930年前后由于尤里斯·伊文思与马努斯·弗兰肯的努力而形成的传统。它的影片是由政府设立的波利贡公司出资摄制的，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为贝尔特·汉斯特拉和海尔曼·范·德尔·豪斯特。
哈恩斯特拉深受以前先锋派的影响，最初摄制的影片为《荷兰之镜》和《皇家之豹》，这两部影片都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他在壳牌石油公司的资助下拍了一些不同的影片（如《碰运气的钻探》，《无尽的斗争》），以后，制作了几部艺术传记片，其中最杰出的是《伦勃朗传》，通过伦勃朗的作品追溯这位画家的一生经历。
赫尔曼·范·德尔·豪斯特从约里斯·伊文思与英国纪录学派的影片中学到了很多经验，他是一位摄影师与剪辑师，能够熟练地应用声带。他摄制的影片专门表现他的国家的陆地景象，尤其是海洋的景象（如《未开垦的沙丘地》、《撒网》、《坚持下去！》、《列科》等）。
观众人数相对地少（每人每年平均购票七张）和外国影片垄断影院的上映节目，阻碍了荷兰电影业的发展。但1955年以后，它有不大的进展（每年生产3部影片），尽管有几部长片，如贝尔特·汉斯特拉的《军乐队》和冯斯·拉德马克尔的《两滴水》（又名《无名间谍》）在国内获得成功，但在艺术上却没有明显的进步。
瑞士
在这个人口不足500万、而有4种不同语言（包括拉丁罗马语在内）的国家里，生产影片是很困难的事。无论战前或战后，影片产量都超不过两三部，但是在战争期间，制片业却获得相对可观的发展，1941年与1942年的影片产量都在12部以上。就在此时期，雅克·费戴尔带着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罗珊在这期间亡命到瑞士，在那里导演了《一个失踪的女人》，这部影片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结果不怎么成功。
制片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是在瑞士的德语区，主要的制片公司为苏黎世的普拉厄森斯公司，1945年以来特别注重同美国合作制片（如弗莱德·齐纳曼导演的《搜索》）。
奥地利人列奥波尔·林德堡曾在戏剧方面受业于辟斯卡托尔，他在1934年前后定居瑞士，1938年在瑞士同哈勒尔合作摄制《机枪手维普夫》，这部影片被瑞士人视为具有本国特色的第一部有声片。林德堡此后在1941年和194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因他的古装片《使用不当的情书》（根据戈特弗雷德·凯勒①原作改编）和历史题材的故事片《州长斯杜法休尔》两次获奖。在摄制那部过于伤感的《玛丽—路易丝》（描写一个流亡瑞士的法国少女的遭遇）之后，林德堡受形势的感染，导演了《最后的时机》这部杰作。爱弥尔·贝尔纳的摄影技巧和罗培·勃吕姆的音乐助成了这部惊险片的成功，它描写来自意大利的各种族与国家的难民如何越过边境逃到瑞士。林德堡此后只拍了一些质量平庸的迎合美国观众口味的影片（如《环游瑞士》、《吉普车中的四个人》、《我们的村庄》）。
第二次大战期间瑞士电影中大获成功的作品是瓦尔里安·施米德莱与汉斯·特洛梅尔根据戈特弗雷德·凯勒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农村》，这部作品充满新鲜气息和真实感。然而施米德莱是个纪录片导演，此后没有再继续拍摄故事片。①凯勒（1819—1890）：用德语写作的瑞士作家。——译者。
1945年以来瑞士摄制的影片，或者是为出口而制作的“国际性”影片（如《皇宫饭店》、《蛮女海蒂》），或者是用瑞士化的德语方言摄制的地方性影片。
在后一类影片中，弗立茨·施尼德尔导演的《农场工人乌利》似乎因其真实性而成为一部真正的杰出作品，比这位导演摄制的另一部影片《奶酪工》要好得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电影业的恢复是从那部极其有趣的《在以往的日子里》开始的，在这部影片里，海尔摩特·考特纳通过一辆汽车的经历，叙述了他的国家从1932年到1945年间历史中的几个插曲。这部影片有几个场景获得无可争辩的成功，这种成功原可使德国电影趋向新现实主义。
但是，随着影片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在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后影片生产的加强（1950年生产的影片超过80部），从乌发公司被盟军“非卡特尔化”以来变得极其分散的制片业，主要是招请过去那些老导演来摄制一些消遣性与商业化的影片。冯·巴基、冯·波尔伐利、卡尔·伯斯、艾默、李本艾纳、拉伯纳尔特、维尔赫芬等人大量制造了一系列浮华的或侦探的悲剧片、轻松的或音乐的喜剧片，正如希特勒上台前和希特勒统治时期大部分德国导演所作那样。伐依特·哈尔伦尽管拍过《犹太人休斯》这样的影片，此时也非纳粹化了，重新出现，导演了一些闹剧式的侦探片。
考特纳的《苹果熟了》一片故事情节矫揉做作，《结局》一片含有浓厚感伤的情调，这两部影片的失败使考特纳陷于几乎停止工作的境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影企业在1950年的兴旺繁荣同艺术上的可悲衰落适成显明的对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6500家电影院、250万个座位，
1957年售出8亿张门票（平均每人15张），毛收入超过10亿马克（相当一千亿法郎），1954年到1960年影片产量超过100部，它的电影企业在西欧实力最为雄厚。
它在物质方面的兴旺（1950—1960年间）未能导致艺术方面的相应发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电影企业的“自愿控制”（影片检查是宪法所禁止的），这种控制，对那些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影片要比宣扬犯罪、涩情或怀念纳粹的影片严厉得多。
《第08A15号》一片的意外成功，似乎帮助一些导演走出乌发式的“梦幻工厂”，这部影片在三个月内吸引了1200万观众。它是根据汉斯·克斯特的小说改编的，叙述一名年轻的士兵在1939年夏季的惊险遭遇，故事很感人，而且相当幽默。影片导演保尔·梅伊最初在奥地利摄制过《与死神决斗》和几部喜剧片。但是，他后来根据上一小说改编的《08A15号上前线》
与《08A15号回家》都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
战争片的流行使海尔摩特·考特纳重返影坛，拍了《最后的桥》，这是一部奥地利—南斯拉夫合制的影片，导演以一种受新现实主义影响的手法，描写一个德国女护士（玛丽亚·谢尔饰演）被带到南斯拉夫游击队那边，最后终于和游击队合作。这部影片尽管带有一些闹剧的情节，但导演得很出色，它的价值在于对战争表现了它真正的憎恶。考特纳此后又导演了《魔鬼将军》一片，杰出地再现德国在大战时的情景，表现军政上层人物的看法。这部影片是根据楚克迈尔①的一部话剧改编的，带有少量戏剧特色，很适合演员库尔德·尤尔根斯的演技，后者也因此而成为国际大明星。考特纳后来导演的影片都未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不论是夸张与怪诞的《巴伐利亚的路易第二》，还是讽刺性的《科本尼克上尉》，尤其是虚假而令人生厌的《无星的天空》，都是如此。考特纳以前的合作者伯恩哈德·维基却因摄制《桥》这部真诚地反战的论战性影片，而获得成功。①楚克迈尔（1896—）：德国戏剧家。——译者。
派伯斯特也以《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描写反希特勒的密谋）和《希特勒的末日》（奥地利影片）加入到战争片的行列中来。这两部着力于再现历史的影片，使人想起蜡像馆的蜡像，都不如美国电影创作者拉兹罗·贝纳戴克在慕尼黑摄制的《孩子们、母亲们和一个将军》那样使人信服。
演员奥托·哈斯的出色演技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影片《海军上将卡纳利斯》风行一时，这部影片（同联邦德国的其他许多影片一样）为一个善良的反对纳粹恶棍的高级军官辩解。西奥德麦克从美国回到西德，先是导演了《群鼠》（反映青年犯罪问题），接着导演了那部饶有趣味的《党卫军深夜敲门》，叙述在希特勒授意下发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行（破坏公共法律）。沃尔夫冈·斯陶特把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小说《罗斯·贝尔恩特》搬上银幕，改编得不怎么高明，而他那部《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则又恢复了他原有水平。
对以往岁月的怀念表现为重拍许多旧片（有时在维也纳摄制）。已经重拍的有《穿军服的姑娘们》、《杂耍场》、《议会在娱乐》、《蓝天使》、《蝙蝠》、《加油站的三个人》、《带鹰的女郎》，以及1920—1940年间获得成功的另外10部影片。那些老导演在此时继续制作了一些毫无个性的产品。
在那些未脱商业性但较为成功的影片中，可以举出乔尔格·特雷斯勒那部迷人的《最后的爱》以及制片人兼导演罗尔夫·狄勒那部激动人心的《罗丝·玛丽姑娘》。但人们可以期望从那些极为活跃的电影俱乐部所形成的下一代人中将诞生一个新浪潮。赫伯特·威斯莱导演的受阿仑·雷乃《去年在马里安巴德》一片直接影响的《青年时代的粮食》可以被视为这一浪潮的先声。
流行影片在艺术上质量的平庸助成了电影的严重危机。1954年重建的乌发公司五年后又倒闭了，而各影院则从1958年到1965年失去了它们60％以上的观众。
奥地利
第二次大战之后，维也纳因为比柏林遭到的破坏要小得多，所以颇有可能成为德语国家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供应者，影片年产量不久增至25部。派伯斯特回到他的祖国导演了《审判》一片，这部影片是对方斯华—约瑟夫①时代的反犹太主义一种夸张的控诉。派伯斯特当年的才华已经消失，正如维利·福斯特丧失了他活泼的热情。维也纳继续怀念它的过去，表现哈布斯堡时代的生活、皇宫里的盛大舞会、大音乐家的逸闻轶事（如科尔姆—维尔岱的《埃洛伊卡》）。奥地利的制片业主要是为输往汉堡、慕尼黑或西柏林而生产，所以大部分由乌发公司的那帮老行家（冯·齐弗拉、艾默、雅各比、利本艾勒、马里许卡兄弟、马克斯·纽菲尔德、拉伯纳尔德、乌西基等）来成批制造这类产品。①方斯华—约瑟夫（1830—1916）：奥地利皇帝。——译者。
1953年以来，奥地利年产影片25至30部，主要供应西德。它的制片业因埃内斯特·马里舒卡导演的系列影片《茜茜公主》而在国际上大获成功，这套影片把**君主方斯华—约瑟夫的统治描写成太平盛世。
还是在维也纳，阿尔倍托·卡瓦尔康蒂摄制了《彭蒂拉先生及其仆人马蒂》，这部根据布莱希特的话剧改编的影片，在色彩的巧妙配合和演员库尔特·博伊斯的演技上尤其引人注意。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那些根据歌剧名著改编的影片，如瓦尔特·费尔森斯坦改编贝多芬的《费德里奥》，瓦尔特·维尔岱改编莫扎特的《唐璜》。
第二十一章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1945—1962）
苏联
苏联很快从战争创伤中康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