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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演员由欧亚混血儿担任。这位制片人的做法被一个中国影院网的老板所模仿，他出钱拍摄了由中国演员演出的影片《爪哇的茉莉花》。荷兰影片和中国影片的产量，到1929年共达到6部，然而当第一部有声片《安佳·达西玛》（一个妇女的名字）由李德水①和巴什蒂亚尔·埃芬第摄制完成后（该片由克鲁格担任音响技师），影片产量又下降到年产一至二部。直到1938年后影片生产才有显著的发展。①译音（LieTekSoi）。——译者。
1936年商业上最获成功的影片是《月光曲》，这部歌唱片由阿尔弗莱德·巴林依照好莱坞的方式导演。中国制片商则专门拍摄侦探惊险片、特技摄影的神话片、亚洲式的“西部片”、恐怖片以及描写各种新的泰山的丰功伟绩的影片。
作出有意义而富于成果的努力的是马努斯·弗兰肯。他曾经在尤里斯·伊文思摄制《雨》一片时担任助手，他在1935年导演了《稻米之歌》，由他自己编剧，表现爪哇一个乡村里的日常生活。这部影片不仅在艺术上很成功，而且大受观众的欢迎，片中演员原来都非专业出身（如R．莫什塔尔，塔西姆·埃芬第，索卡里什），却因此成为爪哇最受欢迎的明星。这部印尼语的有声片同时也是创立民族电影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1940—1941年，影片产量已经超过15部，主要是中国人拍摄的，但都用印尼语，导演也是印尼人，如安德加尔·阿斯马拉和乔埃·豪克，都是摄制恐怖片（如《活骷髅》）的专家。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印尼只生产过四五部影片，主要的导演为贝尔巴塔·沙里（《胡基安》）和罗厄斯丹·S．巴林狄赫（《我的梦》）。
英荷联军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于1945年）之间的战争使1945—1948年间的影片生产，几乎完全中断。但几家荷兰制片公司不久在巴塔维亚——雅加达恢复它们的制片活动。而在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首都日惹，1948年随着《铁吉泰隆河之泪》一片的摄制，影片生产也开始恢复。这部影片的导演巴林狄赫和安德佳尔·阿斯马拉受到中国导演蔡楚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直接启发，后一影片当时在爪哇获得很大的成功。
1949年，战争结束之后，影片生产完全恢复，到1952年影片产量达到62部。电影放映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薄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1954年的观众人次为2000万，也就是说，在总数为350家或470家的电影院中，平均每年每个印度尼西亚人购票不到一张。
中国商人继续控制着主要的影院网，并为这些电影院摄制了大部分的商业性影片，这些影片成本低廉，制片人员同时兼任各种电影工作。
1958年以来，有两家公司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一家是国营的制片公司——贝尔菲尼公司，另一家是印度尼西亚艺术家联合会经营的贝尔沙里公司。这两家纯粹印度尼西亚的制片公司，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致力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民族电影。
乌斯玛·伊斯梅尔为贝尔菲尼公司摄制了印度尼西亚初期电影中最佳的影片《不可饶恕的罪行》。贝尔沙里公司由柯托特·苏卡迪领导。苏卡迪是从拍摄纪录片中培养出来的，1952年他导演了一部完全是第一流的影片《残疾人》，叙述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流落雅加达街头的故事。该片第一部分描写1945—1949年战争年代的恐怖，显示孩子们的苦难，拍得很出色。第二部分则是描写孩子们重新接受教育，比较平凡。
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巴斯基·埃芬第曾经部分地受苏卡迪的培养，他在导演由柯托特·苏卡迪编剧的影片《茜·蒙吉》（一个少女的名字）一片上表现出一种细微深入地描写人物的才能，这种才能也显示在《归来》一片中，后一影片描写一个被强迫征募到日本军队里当兵的印度尼西亚人复员以后的经历。在《露水》一片中，乌斯玛·伊斯梅尔描绘了爪哇的乡村风光，带有同某些墨西哥影片相近似的优美感和抒情的色彩。解放战争则成了他在1961年摄制的《战士》一片的主题。这场战争也为阿兰姆·苏拉维加亚感人心腑的《无人地带》提供了主题，就如同巴赫蒂亚尔·夏甘的影片《杜朗》一样。后者还在《比索—苏里特》一片中，以批判社会的笔调描写了当代的生活。
至于1955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新现实主义是否有很大影响，这还无法确定，因为这类影片在观众中间没有取得象受好莱坞、菲律宾、印度或马来西亚的影片影响的那些商业性歌舞片那样的成功。
在1954年生产75部影片之后，印度尼西亚电影经历了一场危机，危机起因主要是由于外汇短缺，无法从国外购买胶片与原料。1957年，影片产量下降到30部，但影片生产此后仍保持在这一平均水平上。
中国
1903年在上海的一个茶馆里，西班牙人雷玛斯放映了几部影片，生意如此兴隆，以至十年以后，这位外侨在上海、汉口、广州与天津拥有十来个电影院组成的放映网。①①据《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程季华主编），我国首次放映“西洋影戏”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见该书第8页）；雷玛斯是在1903年接管他的朋友加伦白克（西班牙商人）的电影放映业，先在上海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后迁至大马路同安茶居内，最后迁到福州路青莲阁，而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则在1899年已在上海进行。见该书第10页。——译者。
然而，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标志着这个王朝迫近它的末日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里还只有850公里的铁路，封建王公根本不让“电影”（中国人是这样称呼Cinéma的）渗入中国，只有划归洋人的租界是例外。
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梁少坡摄制了《瓦盆伸冤》和《偷烧鸭》，但是，这一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就象美国人依什尔与莱尔曼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一样，这家公司也只拍了几部由张石川和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如《黑籍冤魂》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力雄厚的商务印书馆被一个名叫鲍庆甲的人所说服，在印刷书籍之外，增添了摄制影片这一业务。它摄制的《阎瑞生》取得很大成功，这部影片以细致的手法重现了当时出名的一桩犯罪事件。这部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主角是由当时上海一个名妓担任的。
1923年，在定居美国的富有侨民的支持下，张石川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度过创业初期的艰难之后，他亲自导演了一部闹剧片《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的成功，使上海开辟了东南亚地区的市场。这个地区的中国商人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在他们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影片市场，使上海在1925年生产了50部影片，1926年生产了70部影片，1927年生产了约80部影片。当时，中国国内一共有150家电影院，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却有四十家华人经营的电影院，在南美洲各共和国，华人开设的电影院也有10余家，在美国，华人影院数目也大致相同，而且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的唐人街还有小规模的影片生产。
洪深是中国无声电影最杰出的先驱，他早年在美国就是有名的剧作家，后来住在上海，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大量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而且还导演了几部质量优秀的影片（如《冯大少爷》、《早生贵子》、《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明星影片公司当时最好的导演有卜万苍（摄有《玉洁冰清》、《忏悔》）、程步高（拍了《水火鸳鸯》、《沙场泪》），同时，商人张石川自己也在1931年导演了第一部歌剧片《歌女红牡丹》。
有声电影的出现使上海的影片生产获得新的兴旺。早在1927—1931年间，由于好莱坞影片的竞争，上海的影片产量曾大为减少，而那些模仿好莱坞影片制作出来的片子又极少创造性可言。到1935年，影片产量达到百十来部，尽管大部分制片厂在1932年初毁于抗日战争（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曾试图占领上海。）
一年之前，左翼作家联盟已经秘密成立，鲁迅是联盟的创办人之一。这位著名作家通过翻译岩崎昶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电影”的经验，同时为数众多的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电影界也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编剧，给明星影片公司和其他几家影片公司的影片写作剧本。尽管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对书店、剧院与制片厂大肆搜查，1932—1937年间优秀的中国影片却（多少直接地）起到了保护这些作者传播的进步思想的作用。
此时最杰出的导演为蔡楚生。他在1930年左右开始导演影片（《南国之春》、《都会的早晨》），在1935年的莫斯科电影节上以《渔光曲》一片获得大奖①。在《迷途的羔羊》中，他描写了那些被人遗弃的儿童在中国各地流浪的遭遇，手法生动，充满激情与幽默。《王老五》一片由两个酷似劳莱与哈台的滑稽演员演出，这部影片是一部喜剧性的史诗，片中兼有先锋派的探索和纪录片的段落，给上海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巡捕穿着大马靴，趾高气扬地四下巡逻，后面是一幢幢高楼大厦。①《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不是大奖。——译者。
进步的编剧（于伶、阳翰笙、夏衍、孙瑜等）把一些老导演引向新的道路，如卜万苍导演了《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程步高改编了茅盾的小说，拍成《春蚕》，同时根据夏衍的脚本，摄制了他的最佳作品《狂流》，表现因国民党官员玩忽职守而酿成大水灾的情景。
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袁牧之的这部影片以充满愉快、激情和同情的笔调，通过一个流浪的音乐师、一个小理发匠、一个卖报人，以及几个年轻的女子和一个妓女的悲喜遭遇，描绘了上海郊区的平民生活。影片严厉地抨击了那些中国富商和实业家，风格极为独特，而且是典型中国式的，——但受当时日本“新现实主义”
的影响不是不可能的。
和蔡楚生、袁牧之当时齐名的优秀的年轻电影导演还有沈西苓（摄有《盐潮》、《女性的呐喊》、《十字街头》——由沈西苓自编自导）；司徒慧敏在《自由神》一片中刻画了1926—1928年的革命战争；孙瑜在《大路》一片中间接地描写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为《大路》谱写的歌曲风行一时，以后又在人民军队中广泛流传。聂耳1934年为《风云儿女》（许幸之导演）谱写的另一只歌曲在各游击根据地流唱了十五载，到1950年成为人民中国的国歌。
1937年8月15日，日军重新在上海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三个月后上海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从此在远东开始了。
蔡楚生、司徒慧敏、于伶和另一些电影工作者从上海流亡到香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上，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电影生产数量很多（1937年生产了150部影片），尤其是粤语片。但是，除苏怡的影片（《兰谷萍踪》，1932年摄制；《最后关头》，1937年摄制）之外，大都是些质量平庸的戏曲片、神话片、传奇片、好莱坞B级侦探片与涩情片的翻版。
新的电影工作者到来促进了香港电影艺术的发展。尽管英国当局的检查很严，仍有许多影片颂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例如蔡楚生的杰作《孤岛天堂》，罗志雄的《小老虎》，李铁的《火窟出兰》。
这些影片在东南亚的华人电影院里很能卖座。观众对它们的欢迎也使真正中国的制片业能在上海的租界里继续存在，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为止。就在这样一个半被日军占领的城市里，电影工作者们大力歌颂中国人民的英雄抗敌，尤其是通过一些历史题材来表现这点。
早在大举侵略中国之前，日本军阀和企业界就已经在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制片厂。该厂由一名宪兵上校主管，八年中间（1937—1945年）共生产了120部故事片，这些故事片质量低劣，多半是由日本人导演。
长春制片厂后来又在北京设立分厂（年产五六部影片）。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和日本人占领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以后，日本在上海的制片托拉斯“华影”在四年间摄制300部影片①。这些影片也和沦陷区的其他影片一样，绝大多数为商业片（恐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