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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史-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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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买被认为是印度的好莱坞。制片商有时以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华丽的布景和色彩绚丽的服装来赢得同西席·地密尔的影片不相上下的成功,例如由索拉勃·莫迪制片、导演并且主演的《章西女王》就是这类影片之一,它毫无热情地叙述一个世纪前由一个印度的“圣女贞德”领导的反击英军的斗争。在这些超级影片中,梅布伯汗摄制的《印度姑娘曼加拉》在整个东方、埃及,甚至在伦敦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部历史闹剧片叙述动人,节奏明快,出色地使用了外景。它为当时还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和某些印度人侨居地(特别是南非)的电影打开了新的市场。不久,这位导演的影片《印度母亲》也获得同样的成功。

    著名舞蹈家乌代·香卡以稍带好莱坞的风格,制作并导演了他那部极为豪华的芭蕾舞剧片《幻想》,这部影片含有一些十分优美的段落,它将古代的印度与工业化的印度穿插在一起。

    孟买流行的明星制使得许多著名电影演员成为自己影片的制片人,例如情侣演员拉吉·卡普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火》与《雨》两片上获得商业的巨大成功,又在《流浪者》一片上大获胜利,这部影片是根据阿巴斯的剧本、由卡普尔自己制片、主演并导演的。影片摄制费用达100万美元,有些歌舞场面很为壮观,它带有孟买那些超级影片的缺点,但剧情生动活泼,充满热情,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使人捧腹大笑,因此仍有它的价值。

    除去好莱坞及一些英国影片之外,印度很少接触外国电影。1952年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举办的电影节使得印度电影工作者看到了一些法国与苏联的影片,和几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作品。后一学派的作法同巴鲁阿、尼金·博斯(他此时已经一蹶不振)以及“新戏剧有限公司”过去的努力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比麦尔·洛伊不难向前更进一步,完成了《两亩地》这部作品。

    这部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在国际上曾获得广泛的成功,特别是在中国有8000万观众对它大为赞赏。影片叙述(为了迎合西方的趣味,它有时用闹剧的方式)一个流落城市拉人力车的农民的遭遇。这部作品以它的真实感和显明的激情非常感人心弦。比麦尔·洛伊那种自然的慈悲心肠和抒情手法在《巴利尼塔》一片中也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两亩地》始终是他最好的影片,它使印度终于跻身国际电影艺术之列,比它任何一部豪华的彩色片作用都大。这部影片虽然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却能直接触动广大的国际观众。

    其他的导演也采用了社会题材或民族题材。《阿马利查大屠杀》再现了1919年血腥惨案的一幕;《巴加特·辛格》则表现被英国人处死的一位年轻革命者的一生;《我们是人民》与《旅伴》以破产的小人物与失业者为主人公,但对社会的批判仍然带有闹剧的色彩。K.A.阿巴斯又以孟加拉大饥荒为题材摄制了《蒙娜》一片,并且把作家姆尔克·拉基·阿南德的小说《两片叶子和一颗钮扣》搬上银幕,表现在德干的英国种茶园中的生活情景。

    1956年,印度生产了300部影片,名列世界影片生产第二位,超过了好莱坞。它的影片名扬海外。国家的独立大大有助于一个学派的发展,这个学派每年摄制的优秀影片达到10来部,此外还生产数目众多的商业性巨片。

    全国在1964年有电影院3300多家,流动放映机构1450个,观众人次达20亿(1948年只有2亿人次)。然而这个创纪录的数字还达不到每人每年购票4张。印度电影业的发展前途还是无限的……

    孟加拉经过十年的萧条之后又因萨蒂亚吉特·雷伊的《道路之歌》与《不可征服的人》而回到印度电影的前列。

    萨蒂亚吉特·雷伊原先当过画家和装璜师,在他看见让·雷诺阿和他的侄子摄影师克劳德·雷诺阿在加尔各答郊外拍摄《河》以后,便决心献身于电影事业。1952年他当上了编剧与导演,1954年摄制《道路之歌》,开始把浦山·班纳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搬上银幕,这部小说被孟加拉人视为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的作品。《道路之歌》叙述一个贫穷乡村孩子们的生活。有一家人家住在热带森林边缘的破屋里,有一天,一个男孩子和一个穷女孩子跑到平原上,透过芦苇丛看到远处驶过一个奇妙而陌生的东西——一列冒烟的小火车。影片的故事是以孟加拉农村生活的缓慢节奏来展开的,苏勃拉塔·米特拉拍摄的每个画面都很优美动人。在《不可征服的人》中,那个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同他全家来到圣城贝拿勒斯,以后又迁居加尔各答,进了大学求学。对影片的导演来说,再现1930年前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城市似乎还需要更多的物质手段。这部影片在威尼斯获得大奖,这一点证实一个极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已经诞生,他使印度电影名列前茅,但这部影片又被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阿普的世界》所超过,后一影片是当代电影的杰出作品之一。

    同萨蒂亚吉特·雷伊截然不同,拉吉·卡普尔是以孟买电影而出名的,这种电影在许多方面与加尔各答正相反。《流浪者》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之后,这位制片人兼明星叫他的助手导演了《擦鞋童》,这部影片的故事有点矫揉造作,它叙述孟买一个擦鞋童的遭遇。

    拉吉·卡普尔后来主演《四二○号先生》一片,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了一个小人物的角色(显然受了卓别林的影响),他到处流浪,经历了许多险遇。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他后来主演的《夜幕之下》更能证明这点,该片在他监督下由刚开始导演工作的尚布·米特拉与阿米特·梅特拉导演,描写他饰演的那个小人物由于口渴偶然闯进孟买一家豪华的大厦,他在各套间里乱转,经历了一系列悲喜剧式的惊险遭遇。

    从1952年到1958年,比麦尔·洛伊未能取得《两亩地》那样的成功。在《比拉姬·芭胡》(一个妇女的名字)中,他以一种热烈而细腻的手法,把孟加拉作家沙拉特·尚德拉的一部小说(描写一名妇女遭受封建主蹂躏的经历)改编成电影。之后,他又改编了S.C.查特吉的小说《德孚达斯》作为对他的老师巴鲁阿的同名影片的纪念(他早在二十年前就是巴鲁阿这部影片的摄影师)。由于影片的情节发生在19世纪,所以很难使西方人欣赏这部真诚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六十年代初,孟买更象印度的好莱坞,大明星们惊人的巨额收入同技术人员的菲薄薪金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在长片的生产数量上,马德拉斯邦超过了孟买(1963年为142部对113部)。

    在达罗毗茶语的各邦,由于对印地语的仇恨,导致1965年的骚乱中焚毁印地语的影片。这种地方民族主义促成了马德拉斯影片生产的兴旺,那里摄制的巨型故事片几乎可以同西席·地密尔的影片相媲美(如S.瓦桑的影片《阿瓦雅尔》)。

    虽说印回分治使孟加拉的影片生产大为下降,可是,加尔各答学派却在1960年前后制作了一系列以社会题材为主的影片,可以与同时期巴西或意大利的杰出影片相比拟。

    在1960—1965年间,萨蒂亚吉特·雷伊根据泰戈尔的原作导演了《恰鲁拉塔》,彩色紧张喜剧片《干城章嘉峰》,尤其是《大城市》这部研究一个已婚妇女劳动问题的影片,是所有这类影片中最为具有现代性的一部。

    在其他孟加拉导演中,还应指出泰班·辛哈(摄有《尼尔桑·萨卡泰》)、阿格拉米(摄有《校长》)、巴林·沙哈(摄有《在十三条河的那边》),维杜夏克在《觉醒之歌》中描写一场流血的罢工斗争,R.塔拉夫德在《恒河》一片中描写水上渔民的生活,最后还有穆里纳尔·森和里特雅克·加塔克。前者特别注意观察家庭纠纷,摄制了他的杰作《周年纪念》。后者在《阿旃特里克》中以丰富的想象和歹徒小说的笔法描写一辆旧汽车和它的司机的惊险遭遇。他把一部三部曲献给由于“分治”而远离西孟加拉的同胞们,其中最为人赞赏的是那部激烈而又抒情的《金线》(1965年摄制)。

    1950年以后,印地语的影片——有时是泰米尔语的影片——大量输出到第三世界,由于商业上取得极大成功,同埃及生产的影片在伊斯兰世界,甚至远到黑非洲,发生竞争。

    缅甸

    缅甸在1947年获得独立,第二次大战前,它每年生产40来部影片,它最早的故事片是和印度同时在1915年至1920年间摄制的。第二次大战把仰光的5个制片厂炸毁了4个,然而到1946年,这个国家已经在6个制片厂里生产了27部影片。1953年,缅甸有16个小型制片厂,生产6部有声片和40部无声片供国内电影院放映,同时发行50部有声片与近百部无声片,这些影片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商人的,正如泰国的情形一样。

    就我们来说,我们只看过一部缅甸影片,即《拉塔纳蓬之家》(1956年摄制),它是由蒙天侬根据缅甸国内十分有名的作家希威·吴道那的小说改编的。这是一出“爱情和饶恕的悲剧”,描写一个妻子被人诱惑受害之后,又因车祸毁掉了容貌,因此她能不被人认出,当了亲生儿子的家庭教师。影片的导演水平很一般,而且房间的布景搭在露天,时常有蝴蝶飞入。

    1963年,缅甸拥有464家影院,为这些影院摄制了近百部长片。

    锡兰

    锡兰第一部故事片《毁弃的诺言》上映于1947年,当时这个岛国还未独立,隶属于大英联邦范围之内。该片由大工业家S.M.纳亚加姆制作的,主角由喜剧演员埃迪·贾亚马纳担任。这位演员由于扮演这一角色而获得广泛声誉,使他因此而成为他自己主演的几部影片的制片人兼导演。

    从1947年到1958年,锡兰摄制了30部影片。1958年后(这时在这个岛国已建立了3个小制片厂与洗印厂),影片是在马德拉斯的印度城市中拍摄的。这些影片都讲僧伽罗语,可是其服装、道具陈设、风俗习惯等却很少僧伽罗的风格特色。

    1956年锡兰有175家固定的电影院和90个巡回的电影

    放映队。这些电影院的大部分以及影片的发行都掌握在三个企业巨头手中,其中西塔尔帕拉姆·A.加尔蒂纳爵士这位大资本家就占有85家影院。观众人次为1000万,平均每人每年购票一张略多些,影片产量达到9或10部。

    尽管制片工业还处在萌芽阶段,锡兰在1957年仍拍出一部质量很高的影片《命运线》,这部影片是完全在锡兰制作和导演的,采用了天然外景,导演为雷斯特·詹姆斯·贝利斯。它描写一名男孩子被人当作能治百病的神医,一些江湖医生利用他的才能来骗钱,这个不幸的孩子被赶出村去,后来得到了宽恕。

    这部充满真实性和诗意的影片,在摄影技术与演员演技(尤其是I.密德尼亚的演技)方面都很出色。贝利斯接着又导演了《使命》一片,这部影片质量不如《命运线》,但《甘普拉利亚》一片又充分表现出他的才能,获得了新德里电影节的大奖。

    在制片业尚处于萌芽阶段、只生产过30部质量平庸的商业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这样一部艺术作品,原因不单单是由于年轻的彼利斯具有非凡的才能,也是由于锡兰有伟大而优秀的艺术与文化传统。在亚洲各国,古老的文化基础并非是一种罕见的例外,而是普遍存在的事物。我们还应补充一点:锡兰的影片生产到1964年政府禁止外国影片进口时,已经达到年产长片40余部的高度。

    巴基斯坦

    在印回分治和成立了这个拥有7500万人口的伊斯兰国家后的十年中间,巴基斯坦同印度的电影关系完全断绝。

    影片生产在拉合尔建立的制片厂里有所发展。在1949—1952年间,影片年产量平均达到十部左右。1954年之后产量达到50部。大部分影片讲乌尔都语(该国的官方语言),也有几部讲阿拉伯语与孟加拉语,后两种影片是专为与西巴基斯坦隔着2000公里的印度领土的东巴基斯坦①(在加尔各答地区)的居民摄制的。

    ①东巴基斯坦:现已独立为孟加拉国,现仍按原文译出。——译者。

    在1954年,观众人次还达不到平均每人每年购票一张,但是制片业很兴旺。1956年的电影院数目(260家,其中40家为流动影院)几乎为1950年的两倍。好莱坞的影片大量输入,但是每周只吸引了22.5万名观众,其他100万观众却喜欢看巴基斯坦新近摄制的影片或是分治后仍在流通的印度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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