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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头问一句：“你怎么又摔跤了呢？”
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试探地问张宜：“你直排轮学得那么好，要不要跟哥哥一样学写几个字呢？”
张宜想了想，说：“写字跟直排轮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等一下等一下！有关系有关系——直排轮跟写字都有‘老——师’。”
但是她没有想到，教写字的老师是我。一听说我要像京剧名伶裴艳玲她爹那样一天教写五个字，张宜的脸上很快地掠过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你不是只会打计算机吗？”
我已经很久不用硬笔写恭楷，稍一斟酌笔顺，反而踯躇——耳鼓深处蹦出来一个简单的问题：孩子为什么要认字？有没有比书写文字本身更深刻的目的？张宜却立刻问：“你忘了怎么写字吗？”
“没有忘。”
“那你在想什么？”
就是那一刻，我想得可多了。我想我不应该只是为了教会孩子写出日后老师希望她能运笔完成的功课而已。我应该也能够教的是这个字的面目、身世和履历。这些玩意儿通通不合“时用”，也未必堪称“实用”，但却是我最希望孩子能够从文字里掌握的——每个字自己的故事。
我先在纸上画了一个带顶儿的鸟巢。一横，底下一个宽度相当而略扁的椭圆圈儿，圈中竖起两根支柱，顶着上头那一横划。是个“西”字。
“这是什么？”
“这一横杠是树枝，底下悬着的是鸟巢，有顶、有支架、有墙壁——通通都有，你看像不像一个鸟的房子？”
“昨天门口树上有一个被台风吹下来的，是绿绣眼的巢。”
“这个‘东西’的‘西’字，本来就是鸟巢。小鸟晚上要回窝睡觉了，叫做‘栖息’。‘栖息’这个意思，原先也写成‘西’，就是这个像鸟巢一样的字。可是这个字后来被表示方向的‘西’字借走了，只好加一个‘木’字偏旁，来表示‘小鸟回窝里睡觉’，还有‘回家’、‘定居’这些意思。”
“为什么表示方向的字要借小鸟的家？”
“表示方向的这个字也读‘西’这个音，但是没有现成的字，就借了意思本来是鸟巢的这个字。”
“小鸟把自己的家借给别人哟？这样好吗？”
“所以刚刚我们说，为了表示‘鸟窝’、‘鸟巢’这个意思，就不得不另外再造一个字形——”我再写了一次那个加了木字偏旁的“栖”。
“你会把我们家借给别人吗？”
“不会罢。”
“好，那我可以去看《凯搂喽军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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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娃
我承认，直到小学毕业，我还偷偷玩娃娃。娃娃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自己用破棉布衬衫碎料缝制的。当时一共做了三个：用白、蓝布做的一高一矮两个比例均衡，以原子笔涂画的面目也显得清秀端庄。也由于用料色彩单纯，这两个娃娃显得比较“正派”——至少多年以来，在我的回忆中一径是如此——然而我却不常“跟他们玩儿”。“跟我玩儿”得比较多的是个圆圆脸、大扁头、嘴歪眼斜的家伙，这家伙是用深浅米黄格子布和绿白格子布做成的，还有个名字，叫“歪头”。
每当我觉得想玩儿娃娃、又怕把心爱的手工艺品弄脏了的时候，就会把“歪头”提拎出抽屉来摆布摆布。时日稍久，感觉上“歪头”竟然是我惟一拥有的娃娃了。这娃娃始终是我的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很可能一直到初中三年级举家搬迁，“歪头”才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有人问我对于搬家有什么体会，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搬家帮助人冷血抛弃日后会后悔失去的珍贵事物。我近乎刻意地把“歪头”留在旧家的垃圾堆里，甚至完全忘了另外还有两个曾经受到妥善保存的娃娃。那时我一定以为自己实在长大了，或者急着说服自己应该长大了。
我在跟张容和张宜解说“娃”这个字奇特的“年龄属性”的时候，竟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歪头”。
可以推测得知，在汉代，大约是最初使用“娃”这个字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美女”，换言之，是形容成熟的女人。《汉书？扬雄传》引扬雄所写的《反离骚》：“资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大约是最早的例子。到了唐人、宋人的笔下，这个字所显示的女子年龄明显地变小了，很多诗词里所呈现的“娃”是少女、小姑娘的代称。再过几百年，至于元、明以下的“娃”字常常随北方地方语之意以应用、流传，“娃”字的年龄降得更低，大约非指儿童、小孩子不可了。到了今天的俗语之中，除了亲昵的小名儿，“娃”字则往往多用于婴幼儿。
“原来娃娃不是小孩子。”我说，“这个字是从大人长、长、长、长回小孩子的。”
字义的丛集性很明显，好像每个字都会向大量使用之处倾斜，越是大量使用，越是限缩了意义的向度，我临时用Google搜寻比对，发现“娃娃”一词有两千零一百万笔资料，“*”有一百零三万笔，“*”也有二十万一千笔，“巧娃”有六千二百四十笔，“邻娃”只有一千七百三十笔。至于“娵娃”呢？仅存一百四十八笔。
观察字义的丛集现象会让我们渐渐有能力揭露文字的死亡过程——这个死亡过程也恰恰显影了我们抛弃某一语符的时候内心共同的深切渴望。
那些大声疾呼汉语文化没落，或是有鉴于国人普遍中文竞争力变差而忧心忡忡的人士要知道：不是只有那些晦涩、深奥的字句在孤寂中死亡，即使是寻常令人觉得熟眉熟眼的字，往往也在人们“妥善保存而不提拎出来摆布”的情况之下一分一寸地死去。残存而赖活的意义，使用者也往往只能任由其互相覆盖、渗透以及刻意误用的渲染。
我跟女儿说“我一直喜欢玩娃娃”的时候是诚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玩布娃娃。但是这样一句话，如果搬到公共领域张挂，还真不知道会被如何钻析破解呢！
“那你蛮幼稚的。”儿子在一旁插嘴。
“你简直太幼稚了。”女儿接着说，“像我都已经不玩别的娃娃了，我只玩蔡佳佳，其他的都不玩——我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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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翻案
孩子在五六岁这个阶段能够忽然发展出种种令人伤心的顶嘴语法，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他们其实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把父母曾经发表过的“反对意见”推向不礼貌的极致。顶嘴是一种具有双刃性的革命。一来是孩子们透过语言的对立来确认自我人格的过程；二来也是考验父母师长自己的正义尺度：我们会不会终于沉不住气、还是用了不礼貌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们应有的礼貌呢？
台湾这些年来的大环境在极闷与极躁之间摆荡，有人说是蓝绿两极，有人说是统独两极，依我看，没那么伟大的极，就是顶嘴质量不佳所造成的“返童”状态。其中最困惑的，应该就是在这几年中开始养儿育女的父母——拿我自己来说罢：我总不能翻过脸去指出*还真是个王八蛋，而又翻回脸来跟孩子说不能够口出恶言。然而说来惭愧，我就是这样干的！
有一天张容问我：“你骂*算不算顶嘴？”
我一时为之语塞，想了好半天才说：“那是我自失身份，你不要学。”
过了好些天，张容和妹妹顶起嘴来越发利落了。我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未必只是从父母对公共事务的抱怨呛声而来，他们可以自行从相声、卡通、童话故事里搞笑的桥段甚至惊鸿一瞥的新闻报导之中捡拾出他们所需要的“顶嘴零件”，再提炼出一种熟老而坚硬的语气。
“难道”是其中一个万用的零件，属于修辞学里“夸饰格”的领字。“难道我要一直睡一直睡都不起来吗？”“难道我什么都不行玩吗？”“难道我不想吃都不可以吗？”——是谁发明了“难道”这个几乎没有意义却绝难对付的语词？
“哪有”是另一个，意思就是“我睁眼说瞎话”。明明说错了或做错了什么，即便是当下大人一纠正，孩子会立刻报以“哪有？”这时你若是指责他说谎或狡辩，少不得一场嚎啕，他变成强势受害人，焦点便模糊了。
还有“才怪”。这两个字真是“才怪”了，你缓步穿越过一群小孩子，在叽叽喳喳如雏鸟儿争食的稚嫩嗓音之中，此起彼落的第一名一定是“才怪”。我有一次问孩子的妈：“是你经常说‘才怪’、‘才怪’吗？”她说：“才怪呢！”
我开始怀疑是因为父母之间毫无恶意的拌嘴却“示范”了一种“柔性无礼”的言谈模式，于是只好更积极地跟孩子解析“顶嘴”的内容，看看是不是起码能让“顶嘴”既锻炼异议的思辨质量，又不那么触怒人。
当我在跟张容解释“翻案”的意思的时候，他妹妹也凑过来听，还一面说：“你应该等我来了一起讲才对。”我当然乐意重新讲一遍：“翻案”是个生命还很新鲜的语词，明朝以后才出现的语汇，意思是刻意把大家熟悉、认可而且习以为常的话拆开来，从相反的方向去推演出不同的结论。
比方说：《孔子家语》上说：“水至清则无鱼。”可是杜甫的诗却故意说：“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古来都说孟尝君善养士，可是王安石偏说他也就只能养一群鸡鸣狗盗之徒。这些都是“顶嘴”，然而却是翻高一层认识理路的顶嘴。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张宜嘟着嘴、仿佛受尽了委屈似的——这是我家顶嘴之学的另一招。
“你这样算不算顶嘴呢？”我开玩笑地问。
“不算！”张宜大声了许多。
“我觉得你这样已经很接近顶嘴了。”
张宜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忽然停了停，眨着眼想了想，说：“你想害我顶嘴吗？”
本页旁注：罟（音g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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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不废话
在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张宜只能抓着笔在纸上画着大圈儿小圈儿，并且努力解释她画的是什么。那一回——我记得很清楚——她画了一个形状像“6”字的小圈儿，说这是雨伞；又画了一个形状像“9”字的大圈儿，说这是下雨。我说：“刮风了，你画一阵风来看看。”她想了想，看看我，又看看她哥哥，摇了摇头，生平第一次承认她也有不会做的事：“不会*。”——她想说的其实是“不会画风。”
“不会*”此后就成为孩子和我之间的一句“家用成语”，意思是“想表达，却不会表达”、“好像懂得，但是说不出来”。我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感受到父亲对于“不能表达”这件事的焦虑和不屑。我记得有一回他正看着本什么书，忽然漫卷而掷之，那本书就躺在了他对面的藤椅上——是洪炎秋写的《又来废话》。过了几秒钟，他弯身把书拾起来，重新坐稳了，翻找到先前看到的地方，再读了读，似乎还是觉得不甘，摇摇头，叹口气，索性指给我看，一面说：“连洪炎秋都这么写文章了，像话吗？”三十年多以后，我已经记不得洪炎秋那一段文字说的是什么，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焦虑。
洪炎秋的社会评论专栏大白话本色当行，风格平易，经常流露出一种谑而不虐的诙谐之气。父亲经常说：“这种文章并不好写，人要是个亲切人，文章才亲切得起来。”可是那一天父亲看似生了文章的气，火儿还起得不小，所为何来？不过就是一个口头禅：“那个”。
彼时，无论是广播电视抑或报章杂志，的确经常出现“那个”一词。“那个”二字所表达者，就是语本暧昧、不足公开言说，但是一旦以“那个”称之，听者应该就能充分会意。换言之，“那个”就是“虽然不方便启齿，可是你一定能明白”的谴责语。例句：“你这样想事情，实在太‘那个’了。”
不知针对什么议题，洪炎秋一句“……就实在太那个了”居然惹得父亲废书而叹，当时我只道父亲原本是个痛快人，听不得不痛快的话；在他而言，既然发而为文，倘或语带谴责之意，焉能不确然道出呢？这是个性强——你也可以说是脾气大——使然，根本与洪炎秋或流行说“那个”的人们无关。
很难说父亲的焦虑是不是经由基因或濡染而交给了我。我发现自己对于生活语境里那些到处流窜、不能表达意义的废话也始终敏感、着实不耐烦。我现在走到哪儿都听得到各种咒语一般的口头禅，现在我们不会欲语还休地说“那个”了，我们铺天盖地地说“基本上”、“事实上”、“原则上”、“理论上”、“其实”、“所谓的”、“××的部分”……而且听着人就想生气。例句：“苏院长也来到了医院进行一个所谓访视的动作。”有时我还真为了怕听这种咒语而拒绝媒体。我关掉电视机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