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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
北京市指定奥运期间的*示威区域，规定想要*示威表达意见的人，可以申请在几个特定地点*示威。这些区域中，像日坛公园和紫竹院公园，都处于市区中心地带，有关部门表示，只要通过合法手续批准的**示威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地点进行。不像**示威法刚通过那阵，偶然有个*，还被安排到大老远的郊区去。
在任何社会，政府做得再好，公众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怨气，必须有个合法的发泄渠道，否则就会在地下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再爆发出来，所造成的破坏，是所有人都不乐意见到的。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几乎每个事件，都照例有防堵压服的过程。更何况，现在已经是21世纪，*已经是世界的潮流，一味地防堵，不仅无效，而且后果严重。
事实上，即使在古代，那种完全协调一致的秩序，也只能出现在一定的时间段或者小范围内，而且往往是靠高压强力维持的。人有嘴，除了吃饭，就是要说话的，众口难调不只是讲烹调，而且也是说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者即使做得再好，也一样有人说不好，因为不合他的口味。
人有话要讲，就得让他讲出来，靠高压，靠防堵，可以得逞于一时，时间一长，就有大麻烦。人是有理性的，只要允许人们自由讨论，那些不合情理的意见，不会有很多人去迎合。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要有杂音，没有任何杂音的地方，只有坟场。
但愿，北京这样的安排，在奥运开完之后，还能继续下去，成为一种常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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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王生病小鬼吃药
“两高”出台司法意见，说是对医生教师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回扣者，以商业贿赂罪论处。的确，是有不少的医生和教师，借职务之便，比如开特别药方，或者购买特别的教学用品，比如影响学生定购教辅材料，吃回扣，影响很坏，该整。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行业吃回扣的人，大头绝非一般的教师和医生，而是若辈中有权有势者。医生至少是科主任，教师至少得是教研室主任或者年级组长，大学里至少得是院长、副院长，直接负责单位采购的单位首长才是某些商家主攻的对象。
说到底，无论拿大头的医官学官，吃小头揩油的医生和教师，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吃贿赂，占学生和患者的便宜，最大的根源是结构性的。无庸讳言，我们现在的医院和学校，还是垄断性的，公立医院和学校占据了最大的医疗和教学资源，少量开放的民营成分，还仅仅限于拾遗补阙的位置，只能靠低端的特殊病治疗（很多都是蒙人的）和职业教育来维持。老百姓生了病，别无选择，只能去公立医院，由于医患之间信息的完全不对称，也只能听任医院摆布。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痼疾，固然有政府投入不够的原因，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政府加大了投入，医院也未必就会停止“以药养医”行为，因为毕竟这里面的利益足够大，而医院的垄断地位，就是可以方便地让药厂通过勾结院方乃至医生，结成联盟欺诈患者。同理，学生和家长，在学校里也处于不得不接受侵害的弱势地位，无论教师和学官怎么做，他们多数人的理性选择，都会让他们选择接受而非反抗，因为别无选择。尤其那些重点中学以及有点名气的公立大学，店大欺客，你不来有人来，你不来，只好选择出国，但出国受教育，绝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得了的。
中国教育和医疗界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事情出在产业化和市场化上，其实未必。现在这两个行业所谓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仅仅体现在收费上，关键的部分，根本没有放开，如果这也算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话，仅仅是一种官家垄断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状态，兼有市场和计划经济之恶，却没有两者的好处。
这样两个公益性很强的行业，我也不主张全行业市场化。在开放行业的同时，国家或者特定的慈善机构，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非营利性的医院和学校，维持一个平衡。就像民国时期的大学一样，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这样才能办好。
像这种揩油性的普遍犯罪，要想监管起来，难度很大，俗话说“法不责众”，因为责众则司法成本太高。作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显露出来的表皮病状；作为司法机关，最应该着意治理的是这些行业违法犯罪的大头，这样才能杀一儆百。阎王生病，小鬼也病，但仅仅给小鬼吃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