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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钱小湄和王卫东都奔了东北建设兵团，他俩都把这茬儿忘在了脑后，但巩老太太却忘不了这个茬口儿，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何况冯爷打了她的儿子。现在冯爷要卖画儿，等于撞到她的枪口上了。
巩老太太没念过书，连自己的名儿都不会写，可是您别小看她，她玩别的不行，玩人却有一套。她一时弄不清皮特陈的身份，可单看他的相貌和做派，怎么瞧怎么像日本人，由日本人想到了特务，她把皮特陈当成了“日本特务”。冯爷呢？是个无业人员，跟“日本特务”出来进去的，能有好事儿吗？保不齐在向日本特务出卖情报。
巩老太太躺在床上想了几宿，先给冯爷身上泼了一盆脏水，随后向派出所打了报告。您想巩老太太大小也是个主任呀，她的报告公安分局能不当回事儿吗？何况老太太发现的是涉外重大案情。于是公安分局便派了几个“雷子”26 盯上了冯爷。
这天，冯爷把皮特陈和程立伟约到西单食品商场的二楼咖啡厅，商量如何验货交钱。仨人正说着呢，进来五六个便衣警察。当场把这三个人给摁住了。皮特陈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他是香港人，知道遇上了警察不能反抗，便乖乖儿地束手就擒。程立伟也机灵，知道“雷子”没逮着实物，只要咬紧牙关，不会把他怎么着。
只有冯爷火气大，爷劲来了。警察过去揪他的时候，抄起桌上的热咖啡朝一个警察的脸砸过去，紧接着飞起一脚又踢倒了一个。三四个警察向他扑来，他一下把桌子给掀了，抄起一把椅子跟警察打起来。俗话说好拳难敌众手，何况便衣警察也是经过训练的，多少有点功夫。您想四五个人还打不过冯爷吗？没过几招儿，冯爷便被摁倒在地，一个“便衣”给他戴上了“手棒子” 27 ，“你们凭什么逮人？爷爷我就是不服！”冯爷破口大骂，被押上了警车。
您想冯爷这种性情，进了班房能有好果子吃吗？他不停地大声喊冤；“爷爷我一没反对党，二没打砸抢，三没‘前科’，你们凭哪一条抓我？”他的那双“阴阳眼”能蹿出小火苗。
后来，有个姓孙的警察偷着对他说：“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知道你现在待的是什么地方吗？老百姓管这儿叫‘局子’，实际上他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您已经被专政了，知道吗？”
“我凭什么被专政？”冯爷反问道。
姓孙的警察告诉他：“有人举报你跟特务有勾结，我想这准是诬告，你听我的，别跟他们较劲，跟他们扭着来，有你什么好？只能身体受委屈。你先别言声，什么也不说，说你是特务，他们得取证，找不出证据来，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你忘了那句老话：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你在这儿就只当自己是哑巴了，明白吗？”
原来这位姓孙的警察跟冯爷的大哥是朋友，算冯爷有运气，碰上好人了。冯爷听他这么一说，爷劲才收敛一些，当然他从老孙这儿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进来。准是有人看见了他和皮特陈在一块儿，误把皮特陈当特务了。
他琢磨了两天，觉得老孙说得有道理。再过堂，他什么话也不说，真当了“抿嘴菩萨”。
老孙挺够意思，叮告他沉住了气，上边对这个案子很重视，很快就会有结论。当然在处理冯爷这个案子时，老孙也在暗中使了劲儿。
冯爷“进来” 28 以后，公安部门把他当成了大案，可是一调查才知道巩老太太是谎报军情，哪儿有什么“日本特务”呀？皮特陈不过是一个香港商人，他跟冯爷的交往也不过是倒腾字画，量刑的话，充其量不过是投机倒把，走私文物，算不上大罪。何况他们并没有成交，量刑的话，也找不着依据。皮特陈亮出了自己的证件，又经过他舅舅杜之舟的说明，在班房里蹲了两天，就放了出去。程立伟进来之后，只说他认识冯爷和皮特陈，他们交易什么，他一概不知道。分局的人本来想再从他的嘴里抠出点新情况，但程立伟的父亲是大使馆的厨师，托人给分局领导打了几个电话。分局看程立伟没有“前科”，又在他身上找不到犯罪的证据，也把他放了。只有冯爷，因为捕他的时候，打伤了两个警察，而且又是“主犯”，所以给留下了。
巩老太太让专政机关虚惊一场，但是一个没文化的街道老太太报的信儿，公安分局也不会拿她怎么着。由于老孙暗中帮助，说了不少好话，本来分局打算收收冯爷的野性，判两年“劳教”就算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钱大江会落井下石，一下又把冯爷的案子弄复杂了。
俗话说，一家出事伤脑筋，四邻不安咬舌根。冯爷进了“局子”，在胡同里大小也算是个新闻，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和议论。当时钱大江已从东北回到北京，正在上大学，平时住校，礼拜天回家，得知冯爷被抓起来了，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拍了巴掌。北京人管这种幸灾乐祸叫称愿。钱大江的父亲跟冯爷走得那么近，把亲儿子钱大江给闪到一边儿。您想他能不忌恨冯爷吗？
错来，您称愿就称愿吧，人都掉井里了，您不去捞，偷着乐去吧，就别往井里扔石头了。不行，钱大江觉得称愿不是如愿，不往井里扔块石头，他不解气。
这块石头正砸到了冯爷的脑瓜儿顶上。冯爷进去以后，钱大江一打听，敢情是因为他倒卖字画儿。钱大江心里琢磨，冯爷哪儿来的字画儿？他一天到晚老上钱家来，老爷子的藏画儿那么多，是不是他偷了老爷子的画儿转手给卖了？
钱大江是“气迷心”，越琢磨，冯爷越可疑，越可疑越想往井里扔石头，到最后弄得他手心直痒痒。他动笔给公安机关写了封举报信，说冯爷一贯道德败坏，思想品质恶劣，利用“文革”，偷走了钱家大量书画，进行非法买卖，投机倒把等等。
光写信还不行，他还玩了一手绝的，这封信是以钱颢的名义写的，署的是钱颢和他的名字，为了证明这封信的真实性，他偷着盖上了钱颢的图章。
正是这封信把冯爷给害了，公安分局接到这封信以后，又去街道居民革委会调查，接待警察的恰恰又是巩老太太。您想她能说冯爷好话吗？
巩老太太又把冯爷打他儿子的旧账翻了出来，添油加醋，给冯爷“炒”了两盘“好菜”：流氓成性，经常打架斗殴，危害社会治安。正赶上当时京城开展巩固“文革”成果，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危害社会治安的坏分子行动。冯爷成了“活靶子”，偷窃、打架斗殴、投机倒把、流氓成性，再加上捕他的时候，打警察，骂警察。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这几条“罪状”捏鼓到一块儿，您说还不够他喝一壶的 29 ？到这份儿上，别说是老孙了，就是孙悟空来了，也救不了冯爷了。
“严打”嘛，当然得雷厉风行，速战速决。分局很快就在西单体育场召开了批斗和宣判大会，冯爷跟二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一起戴着手铐脚镣，被押上了审判台。挨着个儿地批判一顿以后，当场宣判结果，冯爷被判了十五年大刑。转过天，这些犯人就被押上火车，发配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劳改农场了。
说起来，冯爷真够冤的，可“十年内乱”当中，像他这样的冤案冤情实在太多了，跟那些迫害致死的人比起来，冯爷还算“幸运”的呢，起码他的命没丢了呀。
不过，他的命保住了，另外两条命却搭进去了。谁呢？
一位是冯爷的老父亲冯子卿，冯爷发配到新疆不久，老爷子觉得儿子冤枉，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一口痰没上来，脑溢血“走”了。
另一位是那位“酒腻子”福大爷。自打冯爷进了“局子”，福大爷觉得自己住的那个小屋塌下半边天去。冯爷在的时候，他不觉得孤单。他每天喝够了酒，唱够了戏，或者醉卧街头，都是冯爷搀着他回家。在他的小屋，爷儿俩能心碰心地聊会儿天儿。
每到这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憋闷的心缝儿打开了，心里亮堂了，因为在这冷漠的世界上，他孤独，他寂寞，他被人看不起，他被人取乐儿，但还有这么一个人在关心着他，给他冰冷的心带来一丝暖意，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他是多么需要冯爷呀！
但是冯爷坐了大牢，而且是不明不白地进去的。他不知道冯爷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冯爷能不能活着出来，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他。他想去救冯爷，却又觉得自己很渺小，无能为力。
看不见冯爷了，再喝醉了酒，没人搀福大爷回家了，他苦闷的时候，没人陪着聊天了，他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荡荡的，天黑沉沉的，见不着一点儿亮光了。
亮光在哪儿呢？见不着冯爷，他只能找“酒爷”了。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一醉解千愁。但是酒消不了他的愁，只能更让他添愁。他每天喝得酩酊大醉，时常醉卧街头，但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苦闷，照样拿他取乐儿，拿他当猴儿耍。
在酒醉中，他经常恍恍惚惚地看到冯爷坐在他身边。冯爷的那双“阴阳眼”变了，变得温柔了，变得随和了。冯爷拉着他的手，跟他说着体己的话，他觉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让他感受到一种幸福的快意。他轻轻地摸着冯爷的头，叫他：“呕欠，这傻老爷们儿！”可是当他酒醒了，明白过味儿来，去找冯爷的影子时，他的心又凉了。
冯爷入狱以后，福大爷喝醉了酒，脚踩着云，来到胡同里的那棵老槐树下，再也不唱戏了，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好像在寻找什么。找什么呢？他在找冯爷。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仿佛是冯爷的那双“阴阳眼”，他嘴里不停地嘚啵着，像是在跟冯爷对话，但没人能听得出他叨咕的是什么，只当他是在撒酒疯。
如果有人来一嗓子：“福大爷，来一段样板戏嘿！”他会两眼死死地盯着这个说话的人，然后从嗓子眼里冒出一句：“唉，八年啦，别提他了！”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念的一句道白，但没人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冯爷在体育场被批斗宣判的当天晚上，福大爷坐在小酒铺里的老地方喝闷酒。酒铺里还有几个“酒腻子”，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屋子里烟气酒气掺和到一起，使人昏昏欲睡。
不知是谁聊起了当天上午的宣判大会：“我看这二十多人里就数冯家的三小子冤，判了十五年。”
开酒铺的老程头儿接过话茬儿说：“是呀，十五年，出来快成小老头了。”
“这孩子原先老上这儿打酒来，虽说长得寒碜，可看着挺仁义、厚道的，怎么成了流氓坏分子了？”
另一个“酒腻子”说：“嗐，这年头，知道谁是怎么回事儿呀？听说他跟‘特务’勾搭上了。”
旁边的一个“酒腻子”说：“哪儿有什么‘特务’呀，我儿子参加宣判大会了。他回来说冯三儿是流氓罪，他偷了人家的画儿。”
头一个说话的“酒腻子”道：“他会偷东西？不可能，冯子卿的家教多严呀，他会教育出一个贼来？没有的事儿。流氓、坏分子，找这么一盆脏水还不容易？他指不定得罪谁了呢？”
开酒铺的老程头儿叹了口气：“唉，现如今，得罪谁，也别得罪胳膊上戴红箍儿的。”
“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怕得罪谁呀？咱们不过是个草民，人民群众！嘁。”刚才说话的“酒腻子”咧着嘴说。
另一个“酒腻子”把他的这句话接过来说：“得了嘿，咱别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了，来吧，还是喝咱们的酒吧。”
福大爷一边喝着酒，一边听这些人闲聊，听着听着他沉不住气了，凑到一个老酒虫儿赵五身边，乍么实儿地问道：“五哥，你们这儿判了判了的，说谁呢？”
赵五仰起脑壳说：“说冯家的老三呢。怎么，您不知道吗？他给判了。”
“判了？他判了？判什么了？”福大爷愣怔地问道。
“没喝高吧？福大爷！判什么了？判了十五年大刑！”赵五撇了撇嘴说。
“啊？他判了十五年大刑？”福大爷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说，“真的，他给判了十五年，十五年，他怎么给判了十五年呢？十五年，我上哪儿找他去呀？”他语无伦次地嘟囔着。
那天晚上他喝了一斤多老白干，喝到小酒铺的那些“酒腻子”都走了，他还跟开酒铺的老程头儿要酒喝呢。
“别喝了！再喝，我不叫您大爷，叫您爷爷啦！”老程头儿把他的酒杯收了起来。
“我说老掌柜的，你干吗不让我喝了？喝，我还没喝够呢，不信你问冯家老三去，我喝高了吗？待会儿他准来。”福大爷迷迷糊糊说着醉话。
老程头儿苦笑道：“他上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