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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爸爸在整个旅程中便再没情绪微笑了。有时，她也会扭头问哥哥：“你告诉妈妈你把猫藏在你的床下了吗？”
当你想到茜丝也许会告诉点什么好消息时，她却说：“我本不想提的。爸爸在走前把钥匙藏在前门庭花盆底下的时候，我瞧见一个陌生人正在街对面的车里盯着他看。”
五
很多年来，人类学家们就在试图找出把一个家庭以一生的信托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圈在一起？是不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会相爱，尽管有的时候彼此对抗或忽视？因为即便我们撒谎，漠视或者把什么都弄糟，仍能够彼此原谅？因为一个家庭的永远存在是这个家庭之外的人所无能为力的！
维持一个家是件辛苦事儿，有许许多多毫无趣味的琐事要做，而且一直要这样下去。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我的生活中有多少其他成就存在，不管我写的书在图书馆的索引上列了多么长的一列，我仍认为另一件成就是我此生最最重要的：30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把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耐心等待四处乱窜的小东西们长大，修修这儿，补补那儿，并且用一种称做爱和忠诚的药水使他们迷醉。
为什么我们永远在考验着彼此的耐心、忠诚和爱？这难道不是一个家庭赖以存在的基础吗？
16．苹果的最佳分法
感动
那时，我在一个农民工子弟小学教一年级的数学。
期中考试时，我给孩子们出了这样一道题：“假如你家有5口人，买来10个苹果，每个人能分到几个苹果？”从年龄与智力发育水平来说，让七八岁的孩子来回答这道题，应该是很简单的。
但是当试卷交上来后，我却大吃一惊，我发现，由于打字员疏忽， “10”变成了“l”，这样，这道题变成了“假如你家有5口人，买来l个苹果，每个人能分到几个苹果？”我想，试题本身就错了，所以这道题根本就不可能有答案了。
但阅卷时，我发现几乎所有同学都在那道题下写出了答案。
其中有一个答案震撼着我的心灵。答案的内容是：每个人能分到一个苹果。
后面接着写了原因：假如爷爷买来一个苹果，他一定不会吃了它，因为他知道有病的奶奶一定很想吃，他会留给奶奶的；但奶奶也不会吃，她通常会把苹果送给她衰疼爱的小孙女——我；但我也一定不会吃这个苹果，我会把它送给每天在街上卖报纸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在太阳下晒着，口渴的她一定需要这个苹果；但是，妈妈也不会吃的，她一定会送给爸爸，因为爸爸进城这一年来每天都在工地上干很累很累的活，却从没吃过苹果。所以，我们家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苹果。
我含着眼泪，给孩子的答案打了满分。
17．妈妈的银行存款
凯瑟琳？福伯斯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第五卷：一屋子的爱和欢笑——家庭温情（20）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孩子们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在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大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 ”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3夸脱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后来，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班，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了。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
第五卷：一屋子的爱和欢笑——家庭温情（21）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 ”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18．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我的父母陪伴我度过我生命中的每一次高潮和低潮，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我只有记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永远……
简？雷诺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
“15分钟？”
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第五卷：一屋子的爱和欢笑——家庭温情（22）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迪剧场演出，我的父母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这一幕。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迪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卡迪拉克。所以我成为乔尼？卡森的经纪人后，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卡迪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