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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更懂政治宣传，这不奇怪，因为政治宣传本来就是西方的发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讨论到基督教在政治领域的种种发明，简单地说，基督教发明了后来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圣经、神学和圣经解释学），还发明了政治宣传（布道传教）、群众（信众）和绝对敌人（魔鬼和异教徒）。基督教的这些发明不仅形成了西方政治中许多固定的思维模式，而且通过宗教的广泛影响力而成为了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比如极其敏感夸张的“敌人意识”，如果找不到敌人，生活就好像失去了意义，正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了敌人，生活就失去了“严肃性”。中国人对敌人缺乏如此认真的严肃意识，所以在政治意识上其实远远弱于西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所推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一种更有善意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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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国际政治梦工场》可以在内地出版，教人兴奋和期待。笔者一直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恐怖主义与反恐、次主权身份、中美关系等。在撰写学术文章的同时，往往对学术界的小圈子状况感到无奈，经常思考如何把相关信息传播给象牙塔以外的受众，因此想过音乐、想过体育，最后，数年前在阅读过Mark Carnes编的《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Movies： Past Imperfect》后，锁定了电影为中介。
分析国际政治和电影的互动可以有众多方法，简化而言，可包括六类，它们又可归纳为三种视角。第一种是以电影为第一人称，包括解构电影作者（包括导演、编剧或老板）的政治意识，或分析电影时代背景和真实历史的差异，这多少属于八十年代兴起的「影像史学」（historiophoty）的文本演绎方法论。例如研究美国娱乐大亨侯活晓士在五十年代开拍烂片《成吉思汗》是否为了制造本土危机感、从而突出苏联威胁论，又或分析内地爱国电影如何在历史原型上加工、自我陶醉﹐都属于这流派。
第二种是以电影为第二人称、作为社会现象的次要角色，即研究电影的上映和流行变成独立的社会现象后，如何直接影响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与及追踪政治角力的各方如何反过来利用电影传讯。在这范畴，电影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就退居到不由自主的角色，主角变成了那些影评人、推销员和政客。伊朗政府和美国右翼份子如何分别响应被指为丑化波斯祖先的《战狼300》，*份子如何主动通过《战火屠城》向国际社会控诉赤柬的大屠杀，都在此列。
第三种是以电影为第三人称，即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反客为主，通过电影旁征博引其相关时代背景，或借电影激发个人相干或不相干的思考。近年荷李活电影兴起非洲热，让美国人大大加强了对非洲局势的兴趣，属于前者；《活佛传》一类电影，让不少西方人被东方宗教吸引，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世界观，属于后者。
本书收录的与五十部电影相关的文章，分别选自自香港出版的《国际政治梦工场I》、《国际政治梦工场II上》、《国际政治梦工场II下》的一百篇文章，分别采用了上述三种视角，作为笔者的个人笔记。它们自然并非上述范畴的学术文章；毕竟，再艰深的文章也有人认为是显浅，反之亦然，这里只希望抛砖引玉而已。
在此我衷心感谢天窗出版社北京分部和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把本书引进内地，让更多内地读者可以接触香港研究国际关系的风格。事实上，香港虽然说是“亚洲国际都会”，国际研究的基础还是极度薄弱的，如何和国家的外交接轨，已成了我们圈子继续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除了发表英语学术文章、在香港媒体撰写国际评论、到海外开学术会议和考察，也越来越和内地加强联系，例如开始了在《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国际先驱导报》、《领导者》杂志等专栏，担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的副所长等，虽然都是客席职务，但对香港人来说，已是跨过罗湖桥的重要一步。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加强笔者和内地知识界的互动，让香港研究国际关系的力量融入内地，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西方传奇对墨家大渗透
墨攻 （A Battle of Wits）
时代背景 公元前370 年
地域背景 中国战国时代—赵国/ 燕国
原著来源 《墨子攻略》（首4 卷）（酒见贤一/1991）
电影制作 中国香港/2006/ 133 分钟
电影导演 张之亮
电影编剧 张之亮/ 酒见贤一/ 森秀树/ 久保田千太郎
电影演员 刘德华/ 范冰冰/ 王志文/ 安圣基/ 吴奇隆/ 钱小豪
剧情简介 诸国纷争群雄争霸的两千多年前，赵国为一举攻下势均力敌的燕国，决定先拿夹在赵燕之间的梁国开刀，于是妇孺平民加起来只有四千余人的梁城被赵国十万大军包围。危难之时，梁王向以守城著称的墨家请求一支可以抵抗赵军的守军，却等来其貌不扬、孤身应战、主张“兼爱非攻”的墨者革离。革离出奇制胜，令赵军无功而返，后为应付赵军随时而来的猛烈攻击，又亲自练兵制造无数特别兵器，令梁城上下对其无不折服，更得到逸悦将军的爱慕，然而，杀气也在此时降临他的四周。
提起中国电影“与国际接轨”，主流大众也许会想到《英雄》、《神话》等（成本）大作，非主流小众则推出贾樟柯在影展的表现与之抗衡，难得张之亮的《墨攻》同样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却介乎两者之间。由于它改编自酒见贤一创作的日本小说（和随后的漫画），不少内地评论都提及其悲剧主角革离可能是日本“最后武士”西乡隆盛的形象投射。无论漫画是否有日本原罪，墨家思想本身，依然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世界思想接轨的好题材。这个接轨手术在民国期间达到顶峰，例如梁启超自称“墨痴”，号召国民要“墨学西学并重”，胡适则公然主张以墨学为本，移植西方哲学于中国土壤。笔者也是在美国首次较详细地接触墨子，当时上一位名叫金安平教授的课，她是耶鲁汉学家史景迁的前度研究生、现任妻子兼近亲繁殖的同僚。学生时代种种观察墨家的西方角度，再次从电影《墨攻》潮涌而来，和真正的墨家既有吻合，也有穿凿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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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墨家超限军”确有女兵
电影女主角（由范冰冰饰演的亲兵首领）被影评公认为画蛇添足的老套，但她的存在其实是合理的，起码比其他无缘无故出现性感女主角的中国电影符合正史，因为墨家确曾提倡用女兵。墨子传播“非攻”的主要途径，就是让主攻的一方体会“攻”的难度，所以毕生研究类似“超限战”的战术，凡是用得上的人和物，都被用来守城，不惜打破当时种种约定俗成。根据正史记载，墨子教导将妇女编成军旅，还要释放犯人来充军守城，鼓励百姓勤于制造粪便以破火攻，利用老人小孩巡逻监察内奸，他们的行径和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只是一线之差，特别在日本人笔下，很容易变成二战时的“神风敢死队”。对美国来说，这可算有潜在恐怖主义倾向。日本漫画大结局更描述墨者以原始“生物武器”（飞蝗虫）进攻，比正史极端近百倍。
墨家军的女兵似乎获得和男兵完全相同的待遇，虽然只属战争时期的非常举措，但也成了女性提升社会阶梯的渠道。《墨子·备城门》提到：“女子到大军，男子行左，女子行右”，一左一右，几乎平起平坐。从这个角度看，《墨攻》的女亲兵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墨家的“超限战”思想，而且已比正史的墨家理想国多了不必要的男女之见—假如电影的“墨者革离”是正宗“墨者”，根本不应尝试限制女兵守城的范围，也毋须避忌和女兵相恋，因为墨家的“义”和“兼爱”，是超然的，是不会受区区一名女流影响的，既然爱一个女人和爱一碗饭没有分别，又有什么需要避忌不吃饭？不过话说回来，假如墨者不是刘德华，而是日本漫画原著中那个秃头胖子，又怎会有人爱？
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得也曾守卫叙拉古城
除了有亲切的“妇女解放先进思想”，《墨攻》尚有许多特征，会让国际观众感到亲切。西方历史学家若有时间观看这电影，很可能惊讶于墨子和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经历的相像，恰似失散的孪生兄弟。阿基米德不但以各种科学和数学学问驰名（不少香港学生依然诅咒“阿基米德定律”），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墨子则是反其道而行，由哲学家做起，为了理念才研究实用科学，卖点就是比日渐僵化、形式化和无聊化的儒家实用得多。阿基米德虽然没有墨子“兼爱”的坚持，但也和墨家军一样，曾友情客串守城，而且还守得很专业。
事源阿基米德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王国（Syracuse）人，这个小国先天缺乏自卫实力，在北非商业大国迦太基兴起后，被逼向这个远方的异族朝贡，因而开罪了原来的太上皇罗马，被罗马大军*。为此叙拉古国王征召阿基米德，要他不断发明新武器守城，阿氏也不负所托，发明了吊起敌人战舰的“起重机”、利用光学反射阳光燃烧敌船的“巨镜器”、《墨攻》常出现的投石器等，就像革离坚守只有士兵三千的梁城，创意和墨子东西辉映，超现实得叫罗马人叹为观止。但后来叙拉古还是被攻陷，阿基米德居然被一名罗马士兵斩杀，成了悲剧英雄，比《墨攻》的革离退场得更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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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式义气”只属反兼爱骑士
不过东西古贤的默契，并非必然。另一些从《墨攻》顺手拈来的例子虽然同样能勾起非华人的好奇，却对真正的墨家多有扭曲，只是我们（也许还包括那位参与改编的日本人）不留神而已。例如电影的赵军主将巷淹中和革离惺惺相惜，在战场从容下棋，虽然源自正史墨子（为捍卫小国宋国）和鲁班师傅（效力强国楚国）的一幕战棋，及鲁迅以之改写的短篇小说《非攻》，但更似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骑士精神。可是，“骑士精神”和“兼爱非攻”其实是不同的，乃至是相反的。
墨子原来说的兼爱，泛指和儒家“亲疏有别”相反的无差等的爱，所以才有“无父无君”那类批评。可是发展下来，墨子的兼爱却逐渐变成以江湖义气表达的另一种愚忠，也就是变回有差等的爱。墨家在战国中后期最戏剧性的一幕，就是以孟胜为首的180 多名墨家领袖因为不能为朋友捍卫城邦，决定集体为托付城池的朋友殉难，效果相当震撼，但也被史家批评为“以小义忘大义”。日本漫画描述的墨家虚构总部“大禹殿”，和墨家领袖一代传一代的真有其事的“巨子制”，都相当由上而下一条辫，官僚、臃肿而又不见得运作顺畅，是电影兼爱思想的一个大bug。《墨攻》的革离对朋友有求必应，对难友和旧部很有义气，像一名游侠，但其实已偏离了兼爱的原义，就和那位“巨子”孟胜一样，也像主角刘德华惯常在港产片饰演的“刘华式义气”角色一样，浪漫得像《劫后英雄传》的欧洲骑士—欧洲骑士是封建阶级制度的根基，是不可能“兼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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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苦俭朴不等于印度耆那教
电影不断以粗衣麻布的形式主义“演绎”墨家思想，令墨者远远看来就像苦行僧，漫画版的革离更动不动全身*修行，造型和中世纪欧洲避世修道院教士毫无分别，这又难免让人有先入为主的误会。其实墨子“尚俭”，只是为了和儒家打对台地“非儒”、“非乐”、“非礼”（不浪费资源于无谓礼乐）、“明鬼”（以对抗儒家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主要是基于效益主义的考虑，例如节省物资，以及不让助人者被授予“别有所图”的口实，而不是利用节俭来提炼个人思想修为。因此当年的美国大学老师就认为，墨家其实算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效益主义学派（utilitariani*）成员。
假如西方观众熟悉各地宗教而没有听过墨家，可能会认为墨家是印度耆那教那样的苦行宗教，那就是更大的误会。相传耆那教第24 始祖大雄为了苦行修为，终日全身*，相信*是“不牵挂”教义的表现，让苍蝇在身上繁殖而不愿将之驱走，至今剩下的耆那教徒还有“天衣派”和“白衣派”之分—天衣派就是以“天”空为“衣”服，依旧提倡*修行，相信唯有将一切财富衣物都舍弃，才能提升修行功力。时至今日，*僧人已成为耆那教商标，有时更有印度警察护送他们行法，近年也就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