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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呤唎/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1985）
印度之旅
时代背景 约公元1928 年
地域背景 印度（英属）
原著小说 A Passage to India （）
电影制作 英国/1984/163 分钟
电影导演 大卫·里恩
电影编剧 桑撒·拉米·罗
电影演员 维克多·班纳杰/ 詹姆斯·福克斯/ 朱迪·戴维斯/ 佩吉·阿什克罗夫特
剧情简介 两名同情第三世界的英国贵族妇女到印度探亲，通过新结识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了解当地文化。在参观神秘的巴拉马古洞时，发生阿齐兹涉嫌*女主角的悬案，英印双方压抑的种族主义被唤醒，最后女方承认是幻觉，两族关系却堕入新低。
寻找“他者”的故事
近年，亚洲电影节不断推介伊朗、土耳其、泰国等国的电影，其实老牌导演大卫·里恩的最后作品《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也是新一代阅读亚洲的进阶选择。有缘重温这电影，是因为备课时读过一本由学者王宁等编辑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学术结集，内有陈红博士将电影同名原著小说的作者福斯特（），说成是“完全站在白人立场说话”，这立论和笔者从前的认知颇有出入，因此才找来VCD 进修。迟有迟得，我们迟至21 世纪才看这经典，原来更容易证实文化研究常说的“他者”（The Others），实在不可能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假如不同的人在《印度之旅》原版小说出版的1924 年、电影上映的1984 年、以及今天的21 世纪看同一出《印度之旅》，必会找出心目中的不同“他者”，从而释出不同的结论。
宗教古洞内的身份觉醒
未说“他者”前，我们应交待《印度之旅》原著的布局。表面上，它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含义有颇多留白，更牵涉到不少深层心理学问题，就算是拍惯《沙漠枭雄》（Lawrence of Arabia ）、《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等场面壮丽的历史大片的一代名导演大卫·里恩，也难以将这个看似平平静静的故事/ 寓言轻易化成影像。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开始动摇的20 世纪20 年代末，讲述一名英国妇女和她未婚夫的母亲结伴到英国统治的印度帝国本部旅游，探望在那里当地方法官的未婚夫/ 儿子。两个女人都算是“好人”、有心人，都同情被歧视的本土印度人，她们感到和当地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阶层格格不入，因此刻意打入印度群众。在这带有目的性的心态驱使下，她们视认识不久的印度医生阿齐兹为好友，并获对方邀请，参观神秘的传统印度宗教圣地巴拉马古洞。在参观过程中出现重重误会，两大文明社交联谊的目标开始迷失，老妇的体力逐渐不支，先告离开，少妇则独自前往古洞，在洞内听见重重回音，产生幻觉，居然以为印度医生打算对她性侵犯，大惊之下逃回白人小区、其实也是要寻回白人怀抱，在同胞簇拥下，决定控告阿齐兹。
于是，案件演变成印度独立运动的前哨*，双方剑拔弩张。想不到在法庭上，经控方律师重组案情，少妇忽然发现原来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决定临时撤销指控。被告获当庭释放，成为印度民族英雄，但也因为所有私隐（包括丧妻后种种绝密的性私隐）被揭发而深受伤害，对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文明体系）彻底失去信心，选择逃离英属印度，前往依然由土王统治的“茅邦”（Mau），过着没有白人在左近的新生活。
现代心理学结合《大块头有大智慧》的“业”
为什么同情印度人的白种妇女到了个人独处的时刻，却产生被当地人侵犯的幻觉？ 为什么白人律师的走过场式盘问，却能让当事人从灵魂深处明了一切？ 她们真是“好人”吗？ 这些，都是作者的曲笔，更是导演的曲笔，值得玩味。上述属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疑问，在电影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报应的“业”（Karma）。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做，结果还是一样”，相信假如不是“业”，两名英国妇女就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印度，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表面上，这论调相当宿命，而且消极。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电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观地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因为英国人其实并未累积够优越指数）等意识，才会做出种种主观的对应“业”的抉择，尽管什么是“业”、有没有“业”，谁都不知道。
英国妇女同情印度人，质疑英国人到那里是“作业”，但也认定了以前印度的“业”导致今日如斯田地，以为“业”足以解释何以毋须易地而处地为殖民当局或印度人设想。英国奶奶决定一个人在东方流浪至死，作为潜意识的赎罪，年轻贵妇则忽然对自己的真正心迹觉悟，发觉原来自己不爱那位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这些“顿悟”都是和她们的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尽管二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面对的客观环境相当接近，但行为各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了。将虚无缥缈的“业”和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不同人的心理对“业”作出不同反应，这种处理，就不是纯粹的宿命。反观杜琪峰的港产片《大块头有大智慧》，单靠前世今生来解释“业”，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张柏芝，在今世并无修改命运的任何空间，始终难逃变成恐怖无头女尸的悲惨结局。应该说，《印度之旅》对“业”的处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然而同样的小说、同样的布局，到了内地学者眼中，却容易成了彻底掩饰殖*义的罪证，原本的个人或群众心理元素，就仿佛不见了。根据陈红研究，《印度之旅》那些同情印度的白种人，都只是以东方主义的视角阅读问题，都是在猎奇，没有其他。他们对东方人无疑是同情的，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同情，固然没有达到愿意和东方人同化、融合的境界，更是为了延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上而下地同情、怜悯子民。换句话说，那对英国妇人不过是做好事的坏人，骨子里她们依然是英国人的工具。陈红认为《印度之旅》的精髓，就是将东方人一律视为“他者”，英国人一律归入“我者”。当然，这是片面的事实，也可以是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完全变成毛泽东哲学的敌我矛盾（虽然两者也确有相似）。可惜如此演绎，难免大大降低了小说的深度：毕竟在印度独立后，虽则今人已不可能为殖民统治服务，但通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主角，依然会催生同样的故事。
也许有见及此，大卫·里恩处理的电影，就故意将《印度之旅》原著的结局改掉。根据原著小说，那位身为殖民体系疑似精英的印度医生被当庭释放。重获新生后，他坚拒和原来深深向往的英国继续打交道，视昔日只求被提升为假洋鬼子的人生目标为耻辱，就是对旧日的白种友人，也要划清界限，因为他发现，原来“在印度独立前，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电影结束时，阿齐兹医生最后却“良心发现”，决定写信原谅那位诬告他的英国淑女，又和从前在城市认识的一位英国官立学校校长冰释前嫌，更在避难的土邦“茅邦”与他相拥告别，一笑泯恩仇。
这些改变，当然和电影拍摄的年份有关。《印度之旅》在1984 年上映，当时印度已独立40 年，和旧宗主国英国也早已化敌为友，60 年前的政治文宣，已成过眼烟云，再谈不上什么“为殖民政府宣传”。在1984 年，提起南亚次大陆，舆论只有两个题目：（1）印巴冲突，因此电影铺垫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的伏笔（虽然不算明显）；（2）印度统治阶层的英式精英主义与本土主义、少数教派之间的冲突，例如在1984 年，来自尼克鲁世家的印度铁腕总理甘地夫人，正是被锡克教徒暗杀，因此电影导演凸显了那位本土医生好些英式傲慢与自欺欺人的习性，说明他其实不很印度、不很本土，将会无可避免地和独立后的新印度精英发生冲突。相信，他也不会以自己的医术，附和甘地夫人强行将贫穷男人阉割以控制人口的疯狂创举。通过这种电影视角，观众会发现那位印度精英，和生活在印度的白人虽然不是同路人，却信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当那位印度医生被“茅邦”的印度人团团簇拥时，场景看来更格格不入，因为他其实不属于那里。由此可见，大卫·里恩眼中的“他者”，已不完全是全体东方人，因为医生等精英阶层的东方人，已迈入“我者”的过程了。也许这定位也是大卫·里恩一生的写照：他说过，票房欠佳的《印度之旅》，正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似乎他的所有功力都放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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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也有印度之旅
要是我们换上21 世纪的西化印度知识分子角度，究竟谁又是与时并进的“他者”？1990 年，著名英籍印度裔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根据个人回乡探亲的痛苦经历，出版了名著《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作为“印度三部曲”之一，引起的涟漪荡漾至今。他那趟个人野游的印度之旅，可以作为福斯特小说和大卫·里恩同名电影的倒影。
在奈保尔眼中，印度在经济开始飞跃、人民得到“解放”的同时，政府官员贪污*，民族毫不团结，全国充满他瞧不起的劣等DNA。他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残留的遗毒、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社会、卫生极差的非常市容，都持强烈批判态度，其笔墨和语调，远远逾越了一般白人作家的政治正确底线，站到了“世界的高度”，因而有部分中国学者称之为“印度鲁迅”。
在受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广泛非议的同时，奈保尔自然也有不少知音，他们对奈保尔对自己民族的批判性大为激赏，认为他是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至于“我们”是谁，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了。对奈保尔而言，要是印度不独立，继续接受殖民管治，只要管治者是大英帝国，相信是会比现在优越的，这种论点部分还有数据和事实支持。
鲁迅的东方后人们在“自我东方化”？
作为2001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然引起其不同家乡的广泛注意。他经常对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自己的第一祖国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和第二祖国印度—辛辣讽刺，如此“内举不避亲”地大公无私，自然被同胞批评为“数典忘祖”，他的世界之旅被批评为“猎奇抹黑之旅”，而这位已获英女王册封的大英爵士，也毫不忌讳怀有高等印度人的“再殖*义者”（recolonizer）心态，虽然他也在作品中讽刺模仿英国人的印度同胞为“假英国人”。萨尔德甚至认为：奈保尔是地地道道一个“叛徒”。一旦以奈保尔《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尺度，来重新量度福斯特和大卫·里恩的《印度之旅》，“他者”就有更多。因为整出电影的印度人，连同那些同情印度人的白人，都可以说是缺乏自我批判能力、把第三世界盲目予以浪漫化处理的“他者”。
虽然奈保尔总算是半个印度人，但他和落后故乡的互动、和内里潜藏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情结，以及始终身份不明的痛苦，似乎比《印度之旅》的小说和电影台前幕后的班底都要强。若我们将一切概念符号化，内地学者以1924年的角度来研究电影，看到的“他者”可当是基数X（全体印度人）；西方导演大卫·里恩在1984 年拍电影时，拍出的“他者”就是X–1（印度人，但不包括西化印度精英）；而西化印度文人奈保尔在21 世纪看印度，反而得出了“他者”最多的X＋1（印度人，加上同情印度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观众变成是你，阁下会闷出鸟来，还是自己构想属于你个人的寻找“他者”的故事？
延伸影画：
* 《甘地传》（Gandhi） （英国/1982）
* 《Heat and Dust》（英国/1983）
延伸阅读：
*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王宁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Pengui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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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公元1944—1945 年
地域背景 德国
电影制作 德国/2007/9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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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编剧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