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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这两种调整方法的差异既与成本有关，也与收益有关。毫无疑问，“干中学”的投入成本和调整成本都要比“毁灭性”创造低得多。但是，“毁灭性”创造一旦成功，其收益将会比前者高得多，当然，正因为其收益高，所以这种调整产生的风险也就要比前者大得多。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3）
比较优势竞争与自主创新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成功的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都可以导致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进。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式在导致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的同时，它们对就业，从而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
1。比较优势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当一个国家能够借助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就会产生以下几种经济效应：
第一，通过出口本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进口本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而获得比较利益。产生这种比较利益的源泉就是：一方面，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另一方面，本国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国际较低的价格购买。由此而发生的贵卖（出口）贱买（进口）活动（即国际贸易），也就是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效应（其结果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得本国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也不改变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只需对进出口商品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的条件下即可实现收入的增加。
第二，比较优势竞争的规则是一国应当用本国存量最为丰裕，从而成本最低，也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的产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获得上面所说的比较利益，即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增加本国那种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收入。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国际分工而增加的需要本国那种丰裕要素投入的产品的生产可以实现该要素的充分就业，并且使得它逐步成为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导致其价格的上升，比如当这种丰裕要素是劳动力时，那么工资就会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就会趋于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由该要素生产的产品的在国际社会“贵卖”的套利机会，那么这种要素的价格及其所有者的收入也将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时候要更高。
第三，从长期来看，当一国有能力把借助于比较优势竞争而获得的比较利益用于资本积累，那么即使没有技术进步，经济也会发生增长，因此结果就会像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说过的那样：分工、积累和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
2。自主创新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与比较优势竞争一样，自主创新竞争也可以带来一个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应。一个国家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首先可以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在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成本的下降，而成本下降则会导致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本国所面对的贸易条件不变时，出口成本的下降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会导致本国贸易所得的增加。
自主创新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与比较优势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在机理上则很不相同。除了人们可以用增加的收入进行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之外，考虑到自主创新竞争是一种迂回的生产过程，所以一国在选择自主创新模式时，必定会造就一个规模可观的、广义的“中间品部门”，这个规模可观的中间品部门可以包括教育、研发等狭义的中间品生产领域，这些部门与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生增长。 。 想看书来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4）
自主创新竞争与比较优势竞争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收入分配效应的差别。我们已经知道，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贵卖）来增加本国的收入的，而价格的提高是有利于本国生产出口商品时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的，其结果将是这种被密集使用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假如这种被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劳动力，那么工资就将增长，除非存在失业或潜在的过剩劳动。但是，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的，随着新技术被导入生产过程，除非这种新技术是“中性”的，那么就一定会导致生产过程中劳动要素日益被知识要素或者资本要素所替代的现象。毫无疑问，伴随着这种现象而来的将是劳动要素的相对过剩和知识与资本要素的相对稀缺，于是，在经济增长、贸易所得增加的同时却有可能发生劳动者日益贫困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已经在技术进步很快的日本，甚至在美国也发生了，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即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拥有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力和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而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则相对、乃至绝对下降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一旦发生，那么它在短期内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在长期内则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当数量最多的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下降之势时，经济增长最终就将因为消费不足而陷于停滞。
3。几点结论
第一，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增加丰裕要素的就业和提高其价格来增加该丰裕要素的收入的，除非贸易条件因为使用该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过剩而出现逆转，比较优势竞争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对收入公平分配都是有利的。
第二，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增加贸易所得的，并且是通过导入一个广义的中间品生产部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除非技术创新对于要素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是中性的（既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资本和知识要素，也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劳动要素），否则，自主创新竞争就极有可能在导致贸易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恶化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并由此而引起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不仅是外延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即使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也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也会陷入衰退。
第三，据此，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究竟是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模式好还是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好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关键是要看贸易条件的变化和自主创新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所以目前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究竟是参与比较优势竞争好还是自主创新竞争好的争论是有偏颇的，它很可能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引向歧路。
中国的选择
在讨论中国的选择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因为正是在一些基本事实上的错误解读，使得目前的争论失去了科学性，并有可能蜕变成为一场不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且还极有可能导致中国未来选择的错误。
许多主张中国应当立即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人，经常会以拉美和东亚缺乏自主创新而导致增长危机为例，来证明中国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5）
导致拉美经济增长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而恰恰是因为其过早地摒弃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错误地选择了旨在退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并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国际举债走向带有自给自足的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结果因为自主创新能力过低，产品缺乏竞争力而使得企业无法盈利，微观上的失利最终导致宏观上因政府所借入的大量外债无法如期归还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在多次这样的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国家中除了因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继续推行比较优势竞争模式的墨西哥幸免于难之外，其他国家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做出如此错误选择的恰恰不是市场和企业，而是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政府。
至于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危机，国际社会早已把它定义为金融危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从而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机会。假如一定要像克鲁格曼一样，把东亚的金融危机归结为创新不足，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危机也波及了在亚洲国家中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强的韩国（从统计数据来看，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6年，尽管印尼和泰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很低，前者为％，后者为％，但是韩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却达到了与德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为％，而且无论是韩国还是印尼，它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量都要远远超过拉美国家）。所以，从事实来看，东亚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不够审慎的金融开放所造成的。因为金融过早地走向自由化，结果由于货币和金融因素的干扰而使得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其主要的机理就是资本过度流入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剩的货币供给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便开始大量进入衍生金融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工资成本的增加和土地等商务费用的上升，结果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尽失，投资的收益预期即刻逆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外逃，本币迅速贬值，终于触发了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的东亚金融危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必须善待和珍惜“比较优势”，千万不要在一国的贸易条件尚未恶化、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轻易地摒弃“比较优势竞争模式”。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构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保证。当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低效率使用。
不仅如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还足够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展自主创新，反而有可能造成过度创新的消极后果。这里的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有效的创新总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将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要素价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别是被创新所替代的劳动要素收入的下降，这时，即使不发生整个国民经济的贫困增长，至少也会发生劳动相对贫困的增长。当然，可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主创新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并且该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既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通过迂回的自主创新生产方式，去追求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创新收益，并且还会导致劳动受损的竞争战略或增长模式呢？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6）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国际竞争模式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首先就需要给出可供中国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即我们进行选择时所必须面对的初始条件）。对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要素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期末人数为亿多人，而中国拥有的劳动人口可能高达7亿人左右，中国的农村绝对吸纳不了余下的6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过剩劳动。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万人中的工程师数量，中国为633人、阿根廷为715人、韩国为2 979人、日本为5 085人、德国为3 222人、美国为4 526人。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典型国家）工程师人数相对比例最低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