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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样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我国社会三大部门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政府组织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市场盈利组织要更讲自己的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要更好发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功能；通过功能互补、结构调整；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同样；每个社会成员也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行为——官员通过自己的行政行为；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行为；商人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其他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一个治理管理难度很大的社会
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殊性。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1不同时空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3）
中国社会不得不同时面对、承受诸如“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等社会问题。而这在西方则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差；使他们能够充裕地分别地加以应对。
西方现代性的古典阶段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资源的匮乏；是否能够较为公正地安排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阶段上；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怎样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样使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这块蛋糕；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社会公正的问题。那时；他们的人口还没有老化；风险分配的压力还没有提上日程；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些手段、有些过程是十分残酷的。只是进入后古典阶段；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普遍富裕；西方发达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才逐渐出现；“老龄社会”或“银发社会”才渐次到来。这时人们也更加注重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更加关注对自我生命和财富的保护、防御意外后果、规避社会风险；其中也包括人口结构的安全。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知识和行动越来越进入到未知领域；这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风险领域之中。所以；西方现代性的后古典阶段最为集中的问题是社会风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安全问题。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
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不同；我国社会面对的却是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 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但是我国人均国民产值；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公布的材料；仅为美国的1/40；为高收入国家的1/30。2008年我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估计约为美国的1/20。（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 280美元，美国为46 280美元。——编者注）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里；老龄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狭路相逢；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应对能力的挑战、对劳动力结构调整能力的挑战、对消费产业服务能力的挑战。这种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势；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面对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政界和学界都容易顾此失彼。就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来说；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我国政界和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国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们主要倾向于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视为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一种调节手段；作为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现状的一种应对方式。显然；这就大大局限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加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风险分配的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例如；我国当前最大的理论和实际的矛盾是：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是实际上弱势群体很难来共享。这又是共享中的不公平。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保险；再不考虑解决这种风险承担中的不公平；显然是不行的。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4）
2不同时空社会思潮的交叉重叠
中国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不仅表现在要应对不同时空社会问题扭结的顾此失彼；而且要面对不同时空社会思潮重叠的尖锐分歧。当代中国是各种古今中外思潮汇集点。尽管对于哪些是主要思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是各种思潮汇集点这一点；据我所知；学界还没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有的则主张“自由主义以个*利为核心价值；左翼平均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新保守主义以秩序为核心价值；这三大思潮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响曲”。还有的认为“六种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最活跃、影响最广泛、涉及社会问题最深刻的社会思潮”；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怀疑主义思潮”。有的作者则这样概括：“一些年来；国人关注过外国的社会思潮；如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也关注过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潮；如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等。现在到了应该关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时候了。——现在中国思想界；*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理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引领着国家发展的主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些错误思潮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错误思潮择其要者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
由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的存在；同样一个社会措施；同样一件社会事实；从不同的思潮看来；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评价。因此；如何引领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实现社会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寓于引领社会思潮的原则之中。这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例如认同宪法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差异和多样。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这表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也不必大惊小怪的；同时又不能听之任之；放弃引领；而是必须引领的。问题是如何引领。引领的根本方法还是离不开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引领的具体方式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中国化*主义一直提倡的“百家争鸣”。这是因为对于思潮这样的集思想、学术、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于一身、又这样那样曲折反映现实问题的复杂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办法、论证的办法；也就是“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通过百家争鸣；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形成旗帜鲜明的主文化；用它们从思想上来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缩小各种错误思潮的市场。当年；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针对特区初办阶段的一些特殊问题的；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的。把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说成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问题都适用的；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竟然造成一种类似“争论恐惧症”的东西。更有甚者；当前还形成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似乎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剖析一些相反的思潮和学派；就会受到种种责难。现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一重要精神表明；该是结束这种误解和不正常社会氛围的时候了。正如和谐社会不等于没有矛盾；相反；社会和谐是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达到的一样；引领社会思潮也不等于没有争鸣；相反；思想共识是在百家争鸣中达到的。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5）
总之；上述社会问题扭结重叠所表现的客观复杂性；社会思潮众说纷纭所表现的主观分歧性；必然会加大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加大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这里；沟通、协调、*决策、积极引领、百家争鸣；越来越重要。
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对此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反应：肯定、羡慕、嫉妒、反感；甚至提出种种所谓“*”；同样；代价是如此沉重——对此国际社会也作出了种种反应：有善意提出改进办法纠正措施的；有幸灾乐祸的；甚至恶意利用来妖魔化中国；更有人用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正如有的作者指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自己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分析似乎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然而中国却屡屡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1990年4月我和北大罗荣渠先生一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的讲演。在和一些人士交谈中；当我说到“5年后；中国会如何发展……”；不等我说完；一位人士不耐烦地打断我说：“还要等5年；两年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经过那次政治风波；加上美国的制裁；中国这条大船无可挽回地要下沉；两年就要沉没。那时很多美国人是这样估计中国的前景的。可是18年已经过去了；中国这条大船不仅没有沉没；反而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航程中；前进得更好。事实证明；不是中国社会沉没了；而是那些低估中国社会自我调适能力的人的论调沉没了。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说得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前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曾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6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1倍；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
在社会学领域；对中国前景、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最具有根本性质的；莫过于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狭义社会转型论。他们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