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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发展城市工业与发展乡镇工业紧密结合。中国有６００多个大中小城市，这是中国工业的重要增长极。同时，鉴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时难以完全扭转，全国密集着３．５万多个乡镇，也是中国工业增长的“沃土”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期间，乡镇工业的数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分别以年均２６．６％、１１．２％和２９．６％的速度增长。到９０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产出占到工业总产出的１ ／ ３左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势。近年来，中国乡镇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从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式武装的乡镇工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3）
第三，推进工业化进程（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传统工业化道路在推进工业增长方面的所谓“辉煌”，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不少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在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之后，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一五”规划明确制订的单位ＧＤＰ能耗5年降低２０％和主要污染物排放5年降低１０％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特征之一。
第四，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是以基本稳定的体制结构为基础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但整体全面的体制转型以及社会转型并不突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且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工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两个转型”是扭在一起的，无论是微观领域的工业企业的体制模式，还是宏观领域的政府管理工业的体制模式，都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工业化的步伐是在摆脱体制束缚中前进的。
第五，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紧密结合。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中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巨大历史机会。中国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发达国家用很长时间才造就的工业化大业。同时，鉴于中国是一个走独特道路的大国，颇为注重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尤其是在存在投资、技术、贸易、环境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寻求利用外资与独立自主的最佳结合点。
这里需要指出，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面临一个与信息化的关系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各个推进工业化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紧紧抓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历史机遇，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特别是注重发挥信息化在工业发展中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催化效应，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产业支撑，着力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科技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两股潮流。城市化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举其要者，有下列4条：
第一，中国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镇化”道路。国际上一般称“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将镇（指镇本级）纳入其中的，所以称为“城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迅速提高。未来几年城镇化率将可能以每年提高１．３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２０１５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５５％左右。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4）
第二，中国城镇化呈现的是“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态势。所谓“立体网络型”，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这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城镇化采取的是区域布局“差别化”推进方略。所谓区域布局“差别化”，表现在：中国的东部重点是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重点是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西部则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
第四，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或城镇，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社会变迁，它相应地提出体制转型的要求。中国为实现城镇化目标，着力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化，以打破城乡分割的格局。一方面，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另一方面，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
推进中国全方位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故紧紧抓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链条，由外围到核心，逐步“攻坚”。从国内看，现在绝大部分消费品的产销已经市场化，市场调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已达到９５．６％，生产资料也达到９１．９％，农副产品收购更达９７．７％，从国际看，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竞争激烈的特大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遇到了如何继续深化的难题：国内方面，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还较低，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等适应市场化的程度还有距离，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仍在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有待建立；国际方面，进入全球市场遭遇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较大的阻碍。认识到中国在市场化的差距，需要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大力消除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并实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对接。
以全球思维推进国际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化
对外开放值得肯定，特别是２００２年以来，恰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几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被纳入全球开放范畴，标志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开放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近万亿美元（２００６年）的出口规模，不局限于累计超过７ ０００亿美元的外资引进，也不局限于超过１．３３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其对国内改革形成的倒逼机制。事实上，近年来取得较大进展的金融改革，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典型例证。。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5）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应成为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决策层和执行层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具备全球思维，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正在大规模深化之历史时刻，如果对外开放意识没有建立在全球思维基础上，不但有可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战略机遇，而且也可能变成一种“被动防御型”的对外开放局面，就谈不上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要提请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市场经济”，这种属性决定了中国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游戏规则。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不能只被动地当“树”，也要主动地当“风”，用实力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从“三外”与“三化”协调推进的高度把握发展问题
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注重把握好“三外”（外贸、外资、外汇）与“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关系，特别注意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
以近年来实际状况来分析：“三外”之一的外贸：5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下同）期间增长２４５％，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出口大国。外资：5年期间增长４８％。外商直接投资居全世界第四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官方外汇储备：２００７年第三季度末超过１．４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三化”状况：工业化：工业增加值5年增长１０７．３％，２００６年占ＧＤＰ比重提高到４３．１％。但高技术产业占当年工业增加值只有１０．２％。城镇化：城市人口5年期间新增近1亿，增长率为２０％。第一次出现城镇化水平（４３．９％）超过工业化水平（４３．１％）的局面，但是与最近公布的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已超过５０％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市场化：“总体”市场化水平不高，距离发达国家８０％左右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基本判断：国内“三化”的进展滞后于“三外”的发展，在国际上达到的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国内的体制改革尚未完全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两条腿之间有不够平衡之处。
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仍是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经过近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浅层次的体制弊端已初步去除，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下一步，应坚定不移地向弊端产生的体制根部掘进：一是市场化改革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突出的是资本市场，其他如劳动力、科技、土地等要素市场，也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二是所有制改革从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行业延伸。三是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防止出现改革决策和操作被利益集团主导的局面。注意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改革，增强改革的协调性和科学性。
把“四位一体”的发展和“四位一体”的改革整合起来通盘考虑
中国的“四位一体”发展是在“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种体制转轨不仅是经济转轨，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转轨。发展转型与体制转轨，两个“转”要结合。中国除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应推进以社会主义*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先进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体制改革。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人的发展和*价值上，“四位一体”的发展与“四位一体”的改革找到“最佳交叉点”。对于一个传统体制和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这种“四位一体”的改革关系国之命脉。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几个方面的改革并不协调。其中，尤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创新为难点。下一步改革要用“两只眼睛”看问题：“第一只眼睛”，瞄准已确定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的基本目标来“改革旧体制”；“第二只眼睛”，瞄准中国社会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根据新情况“创造新体制”（如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参与）；同时，留意改革进程，防止旧体制的某些东西在新形势下的可能回潮。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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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1）
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
吴 忠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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