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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察后就指出，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妥协直接呼应于当时的英国经济奇迹，并相互促进，从而创造出繁荣的国家。他这样总结说： 从1842年国会宪章请愿运动中的革命性暴动到1910年工团主义者*实践之间，安静的工人阶级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威胁和恐吓。中产阶级甚至也停止了对贵族的攻击和谩骂。如果*听到英国的中产阶级颂扬贵族为英国的当然统治者，或者看到英国工人仿效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那么他会皱眉扫兴的。事实上，的确有一种妥协，一种阶级间的妥协产生。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敌视，但大家对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却有相当一致的默契。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奇迹，正如维多利亚的丰饶羊角是一个经济奇迹。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3）
政治对美国的兴起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就完全赞同托克维尔当年的观点，即美国的联邦体制设计有效推动了美国的成长与繁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中指出：
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各州的共和制度，没有出现大多数人群集体常见的弊端。从领土的面积来说，联邦是一个大共和国；但从它管理事务之少来说，它又无异于一个小共和国。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为数不多。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形式对自由没有危险，更不会引起对大共和国有致命危险的那种争权夺名的邪念。由于谁也不必向往一个共同中心，所以没有巨大的城市，没有巨富和赤贫，没有突然爆发的革命。
实际上，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发展奇迹后，都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共同的判断：东亚各国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发展奇迹就为这种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新加坡的治国理政者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标准是：“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所以，东亚各国的成功发展与其将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保持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有效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取向：*化。现代化的模式化，往往带来*化的模式化，而*化的模式化则必然是*的西方化。现代化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加上西方国家所形成的全球性的*化动员，很容易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诱发*化的狂飙突进。实践证明，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治国理政者往往既不能有效把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能有效把握政治发展的大格局，结果导致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受挫或失败。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历，都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无力驾驭*化，也就无力驾驭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启动*化是一回事，驾驭*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从理想与价值出发，能够创造爆炸性的动员和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是从发展与秩序出发，要创造新体制、新秩序与新发展。启动*化容易，驾驭*化难，当然，使*全面制度化、法律化，并最终巩固下来更难。在这其中，驾驭*化最为关键。要有效驾驭*化，就必须将*化所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求与本国实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化的政治发展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东亚的发展表明，如果实际的*化进程能够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那么，*化本身也能因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与资源。 。 想看书来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4）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政治发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要有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要有效驾驭政治发展的*化进程之外，还要充分有效地提高政治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美国经济学者西蒙？库兹涅茨就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往往会孕育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冲突。库兹涅茨认为：
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造成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
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为此做了长期的斗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和斗争。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虽然发达国家的发展给了发展中国家许多有益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也不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现代化从外部对其刺激和诱发而形成的，同时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其发展往往是赶超型的，因而，不论其发展的战略、形态、路径与进程都不可能相同于发达国家。实际上，即使是发达国家本身，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就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有效作用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化建设与政治发展，不仅要给民众更多的*化空间，而且要给社会一个更加有效的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和期待要大大强于发达国家。美国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奇迹之后，深有感触地指出：
在现代的西方，我们习惯于认为，政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不相信个人，也不信任庞大的政府，我们甚至拆除了那些正是可能有助于个人在外部世界进行成功竞争的组织机构。东亚人饶有兴致地看待这些组织形态。他们对组织对政府具有不同的但要肯定得多的观点。……他们相信，政府对人民的安居乐业负责，他们建立政府机构不是在企求施舍福利，而是要求创造福利。当代的东亚各国政府均以国家的名义鼓励生产、保护民族工业、把人民团结在经济事业的周围。东亚的各个社会正在沿着多种途径向着未来以经济为关键的现代世界加速迈进。不像我们，他们并不害怕集中和信奉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当然，即使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从来没有把对政府的期待完全代替对*化的期待，只是他们内心更能够把这两种期待有机地结合起来，前提是现实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能够创造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5）
政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将政治的作用片面化：既不能把政治发展扩大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例如，把*化绝对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也不能把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全维系在国家的权力和政治的作用上，让政治与权力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应该看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管怎样都要求政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迈向*化。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对社会的作用，应该体现为*化取向下的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作用。这就要求实际的政治发展应该在*化的逻辑下，通过有效的政治发展，创造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有效作用。
政治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对于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其现实的发展已完全不在其传统的历史逻辑上，但是其发展之根依然连接着其历史的血脉。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精神结构涉及个体与民族的基本信仰与认同；生活结构涉及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与互动；治理结构则涉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与原则。这三个层面的基本结构都在历史中形成，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并通过生命和文化的承继而对当下产生影响。就治理结构而言，这涉及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治都会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基础结构不同，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与逻辑。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悠久的历史铸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结构和生活方式，而且通过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政治要素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属于东方社会，农耕社会是其文明成长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文明成长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由此在古代中国锻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主导的行政性帝国。在这样的帝国中，*看到了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
*描述的景象基本上与中国帝制时期相吻合。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下，政府的统治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治理的善恶关系民生的苦乐，政权的稳定关系帝国的分合。中国的千年帝国维系于前后相因的千年政统。这个政统源于中国文明的成长，基于宗法社会、皇权专制、官僚统治和儒学主导的有机统一，在帝国时代，它超越了王朝更替、国家分合、政权流转，成为维系这个民族与社会于一体的内在整合体系。然而，到了近代，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个体系则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实现自我的转型，结果，在经历了几番挣扎之后，倒塌解体。辛亥革命埋葬了帝国体系，结束了千年政统，迎来了共和*与现代化的新历程。由此，中国开始了现代国家的建设。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6）
帝国体系的崩解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这种崩解是相当彻底的。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权力依赖这种基础性治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帝国体系的崩解而消失，相反，它依然决定着中国现代型国家的成长。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由于传统社会是在帝国体系下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没有强大的力量和机制来推动自身的整合，所以，这个社会的组织与运行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是这个社会的内在属性。这种依赖决定了帝国体系解体之后的国家建构，首先要建构的是国家权力核心，并通过这个核心建构基本的秩序（林尚立，2005）。也许这个国家建设逻辑对于任何试图迈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但在中国，这个逻辑所形成的政治要求似乎更加迫切一些。为此，孙中山先生在当年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政治发展议程，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首先要通过强制力确立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形成发展的基本秩序，进而通过政党的力量来整合和教化民众，推动社会的*化和现代化建设，最终达成宪政*。辛亥革命开启的*共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