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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我们考察自古以来学者的学说，从汉朝以来，他们对先秦儒家的学说只抓住其外在的现象，而认为《易经》只是讲“天道”的，而不知《易经》也是“人道”的根本，自从周敦颐首先提出“太极图”的学说，这个学说是研究“天人合一”的根源的，它阐明了人之始生是“天道”变化产生的结果，在“天道”的变化之中把它的精华部分给了“人”，使人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人性”，这样就可以发现“人道”（人类社会的规则）的一切日用伦常之理，就是“天道”（宇宙规律）阴阳变化的秩序。“人道”和“天道”是统一的，这点是不能违背的。“人道”本于“天道”（因“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人道”，这是因为“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所以张载说：《周易》这部书“得天而未始遗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儒学的现代意义（7）
第三，为什么说儒家哲学认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盖自古以来，至少由西周以来，在中国的思想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传统，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这样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有个说法也许反映出孔子“仁学”的一贯思想，他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的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要效法“天”，要对人慈爱，要使万物得益。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在世当以实现“天”的“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得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其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
就以上几点来讨论“天人合一”，我们对之做哲学的理解，这样才能洞见其真精神，真价值。它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路径来看“天人关系”的，它的意义在于赋予“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必须在“同于天”的过程中（提高到“天”的境界），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大可能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一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思路。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且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污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帮派林立，黑社会的猖狂，等等。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视，心灵上的隔膜，使社会的和谐全失，这样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儒学是否能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呢？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意思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时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感情是生于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时更加根据情（如母子之情），到后来则更加根据道义。这里的“道”是指“人道”，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或者说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它虽然和“天道”有联系，但也和“天道”不一样，“天道”指自然界的（或指相对于“人”的外界）运行规律。“道始于情”是说人与人的关系的建立是由感情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德从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本的。但儒家认为“仁”的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对自己亲人爱到极点，那也只能叫“爱”；爱自己的父亲，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又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护天下的老百姓。不过爱自己的亲人无论如何是爱别人的基础，“爱亲则方其爱人”。这就是说，孔子儒家的“仁学”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作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实现“仁”的准则。（朱熹四书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果把“仁”推广到社会（全人类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古来曾把“克己”（克服私欲）和“复礼”（复兴礼制）解释为平行的两个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的解释。所谓有“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一个人要进入社会，必须对自己有个要求，例如说要求自己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你才可以遵守社会的规范（礼）；而成为社会的人；一个国家也一样，你必须对自己有个遵守世界的“公约”和“公理”的要求，这样世界公约、公理才得以维护。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主张“克己”，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较好；而西方文化主张“扬己”，把自己抬高到别人、别国之上，这怎么能不发生冲突和战争呢？朱熹对“克己复礼曰仁”的解释说：“克，胜也。己，谓一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天理之节文也。”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使之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爱生于性”）；就社会生活说，“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出于其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也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那是虚伪的，是为了骗人的。所以孔子认为，人们如果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种把追求“仁”的信念实践于日常实际生活之中，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要求追求人生上的最高原则，即“仁”的理想；“道中庸”要求人们按照规则把“仁爱”精神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中庸”，用中的意思），“极高明”和“道中庸”不能分为两截，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我们今天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孔子的这些话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论语》中讲了许多“仁”的道理，但没有出现“仁政”这两字，但是他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泛爱众”、“举贤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都是讲的“仁政”。“仁政”在《孟子》一书中讲得很多，意义也很广泛，其中有些虽已不适合今日人类社会的要求，但其中也许有两点很重要，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世界和平仍然有重要意义。一是孟子认为“行仁政”就要使民有恒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的意思是说：对民的道理是，要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稳固产业，他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稳固产业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说：“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的土地。我想，我们要真正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使民有恒产”。就全人类社会说，就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拥有其应有的财富才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财富和资源以及推行强权政治。二是孟子的“仁政”要求反对非正义战争，他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是“道义”的意思，在《公孙丑下》中有一段记载，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儒学的现代意义（8）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限制老百姓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一定靠山川的险固，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少助到了极点，连亲戚都反对他；多助到了极点，全天下都归顺他。拿天下都归顺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合乎道义的君子或者不必用战争，若用战争，最后必然是会胜利的。所以儒家往往把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道理对一个国家内的统治者说也一样。汉初的贾谊写过一篇《过秦论》，他总结秦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并引用了一句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不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吗？孔子儒家这些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没有意义。“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不能压迫老百姓。
自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之后，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人类历史上看，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少见，就是进入21世纪虽未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则不断出现，其中无疑政治、经济是冲突和战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文化确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如何化解这种因文化上的原因引起的冲突甚至战争，也许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有所谓“和同之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和”与“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