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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六大趋势（7）
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上科技含量比较低，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比较弱，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问题，文化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显著增加，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印刷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改善，出版业由于激光照排技术、卫星传播技术、计算机新闻采编系统、数字化流程管理等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告别了“纸与笔”的时代，网络出版等现代传播手段也得到了积极应用；电影数字技术正在对电影业的各个环节进行改造，“数字影院”在我国不断增加；报业科技有了质的飞跃，传统照排制版工艺正在淘汰，许多报社引进了高清晰度计算机直接制版（CTP）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出版时效、改善了印刷质量，真正实现从新闻信息采集、编辑、组版、审校，到计算机直接制版全程数字化运作和管理；图书馆科技迅速发展，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高新技术在文化产品的营销、管理等方面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可以预料，随着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将明显提高，产业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由此带来的国际竞争力也大为提高。
趋势之六：区域竞争更加激烈，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出现了不同地区你追我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加剧，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差距实际上在拉大。以东、中、西有代表性的省份为例：东部浙江省（人口4 677万）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达66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中部地区安徽省（人口6 000万），200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200亿元左右，还不到浙江省的1/3；西部地区青海省（人口518万），2004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亿元，占GDP的比重为，全年营业收入亿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非常突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的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以及创收能力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大于GDP的地区差距。
产业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各地条件和市场竞争的结果。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地区与地区之间既是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关系，竞争的内容包括资金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市场的竞争。文化产业除了旅游产业是自然资源依赖型的产业外，其他都是资金、技术、人才密集型的产业。发达地区在这些生产要素上都占绝对优势，落后地区在这些要素上都处于劣势。这样，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地区明显占上风，而落后地区则处于劣势。从因果循环原理上来说，发达地区因为强，具有吸引力，所以能将落后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要素都吸引过去，从而变得更强；而落后地区因为弱，自己好不容易积累的资金、技术、人才都被吸引到要素利润率高、投资风险小、机会多的发达地区，因而变得更弱，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首次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论”，指出：“市场经济的力量正常趋势与其说是缩小区域间差异，不如说是扩大区域间的差异。”
“增长极理论”同样也证明了区域分化的趋势。经济发展在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产生一种“增长极”，这种“增长极”对其他地区有一个“极化效应”，由于极化效应，易流动的要素资源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都流向要素报酬率高、投资风险低的地区，形成在区域上相互隔离的“区域增长极”，导致产业发展地区差别不断拉大，剥夺了落后地区的发展机会，使落后地区的产业不断边缘化。虽然“增长极”在发展的同时对周边地区也会产生“扩散效应”，但这种“扩散效应”的力度要弱得多、速率要慢得多。正如极化理论的提出者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指出的，在市场力量作用下，“极化效应”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没有周密的经济政策干预，区域间差异会不断扩大。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差距拉大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在未来十年不仅不会缩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平衡是地区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就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性，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要采取措施，努力缩小文化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促进文化产业地区协调发展。一是落后地区要有紧迫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但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关键是在发展过程中要突出特色，以特求生存。只要规划科学，政策得当，措施得力，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存在大量机遇，在某些领域或环节演奏“第一小提琴”是完全有可能的。西部省份云南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就是很好的榜样。二是加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对口支援”，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机制，帮助农村和西部地区发展文化产业。三是政府实施有效的区域布局政策，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缓解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分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地区协调发展。区域差别的变动呈倒U型，即在经济起飞阶段，区域差异逐渐扩大，然后区域差异保持稳定，但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逐渐下降。从长远趋势来说，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也会随之不断缩小。
杨吉华，*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1）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郑 功 成
农民工问题是我们自20世纪末开始重点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城乡二元分割、分治格局必然要被城乡统筹与一体发展所取代，而农民工的出现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无疑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能否顺利快速地跨入工业化、现代化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有鉴于此，我们于2005年4～11月采取抽样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所选调查地点包括深圳、苏州、成都与北京，它们是中国不同地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典型代表，从每个城市选择2条街道、2个城乡结合部、20家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不同企业，再从中选择若干名农民工，加上在公共场所随机抽取的若干位农民工，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共获取问卷2 800份（有效问卷2 617份）、深度访谈120份，调查问卷涉及的问题及变量有190多个，获取的数据资料达200多页。本文即是在这次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辅之以相关文献资料，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结果。文中所取数据除专门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这次大规模调查。
一、中国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的现状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工，是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份的劳动者平等地位并享受相应权益的标记，它揭示着传统户籍制度及附加在这种制度之上的其他相关政策所具有的非公平性乃至歧视性，尽管这种非公平性是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延续，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有别于中国传统城镇劳动者，农民工持有农村户口，这种传统的户籍身份阻碍着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和工业劳动者群体，并被面向城镇居民的相关制度所排斥；有别于中国传统农业劳动者，农民工离开土地甚至居住地而在城镇从事着非农产业，其直接后果是在获得高于传统农业收入的同时，形成了与传统的、真正的农民群体日益扩大的距离。因此，农民工事实上处于游离或边缘状态，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或者评价农民工，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利益诉求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融入主流社会和希望得到公平的社会保护及*政治权力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共同追求，并且必然导致相应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后果。调查及相关文献资料表明，农民工与农民工问题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农民工的规模。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为亿人，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劳动者约有亿人，扣除两者重合部分，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亿人左右。据有关调查，“九五”期间全国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584万人，“十五”期间全国农村劳动力年均增加433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再加上农村原有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现在每年新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在600万～800万人。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及其家属人数还会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十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其家属）将在亿人以上。因此，农民工群体的规模正在快速扩大之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2）
（2）农民工的结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性别结构为：男性占，女性占。年龄结构为：21岁以下占，21～25岁占，26～30岁占，31～35岁占，35岁以上占，平均年龄为岁，最大的65岁，最小的15岁。婚姻状况为：已婚者占，未婚者占，离异者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占，初中程度的占，高中及中专程度的占，大专及以上程度的占。而根据调查资料，1996年以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是初中以下的占、初中程度的占、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占、大专及以上占，1996~1999年该组指标分别为、5、、，2000~2003年分别为、、、，反映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逐年提高。
（3）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龄、动机与渠道。农民工初次进城务工年龄的总体分布为：18岁以下者占22％，18～22岁者占，23～27岁者占，27岁以上者占，总体上年龄偏小；平均进城务工年龄为：1996年前为岁，1996~1999年为岁，2000~2003年为岁，2003年至调查时（2005年4～11月）为岁，这反映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年龄在逐年提高，这与上一组指标中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逐年提高是相吻合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动机（该指标未限选）为：认为农村没有发展机会者占，为了挣钱养家者占，向往城市生活者占％，看到亲戚朋友外出打工受影响者占，为躲避在农村的麻烦（如债务等）者占，从总体上看无论哪个农民工人群，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均是认为农村没有发展机会以及挣钱养家。从调查获取的资料来看，性别、就业前身份、受教育程度、初次进城时年龄和进城时的年份都会影响务工动机，其中：男性出于挣钱养家的目的进城务工的比例较女性要高，女性因向往城市生活或者看到亲戚朋友外出打工受影响而进城务工的比例较男性要高；进城前是学生、在乡镇企业务工及在外打零工者考虑的主要是当地农村没有发展机会，而务农及从事家庭非农业经营者外出的动机主要是挣钱养家。相比其他组而言，学生组中向往城市生活而进城打工者比例最高；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的务工动机主要是挣钱养家，高中及以上者则是觉得农村没有发展机会，受教育程度越高，向往城市生活的比例也越高；初次进城务工者的年龄越低，认为农村没有发展机会的比例也越高；1996年以前进城的农民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此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首要动机则是农村没有发展机会。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渠道较多，但亲朋介绍的占，完全靠自己找工作的占，由当地政府或者学校有组织输出的占，用人单位直接到农村招工的占，中介机构介绍的占，参加本村包工队的占2％，其他途径的占。可见，亲友介绍与自己寻找机会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渠道。
（4）农民工的就业与劳动关系。在调查对象中，的人不再从事任何农业劳动，的人偶尔从事（如农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