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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主义*法治遵从广大人民的意志，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以宪法和其他公法形式，科学配置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职权，有效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进而构建和谐有序的公权力关系。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以人为本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制度上、法律上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使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能够具体落实到每一项法定权利上，使每一项*都能够得到社会主义法治及时有效公正的保障。
第四，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一方面通过设计和安排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程序和法律规范，着力体现社会主义正义公平的价值观。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及时执行，法律规范的公正适用和自觉遵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规定和认可的公平正义。
第五，社会主义*法治以*立法、科学立法的方式，“从法律上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保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得以有效保障和顺利实现。
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服务于它的社会主义*法治本身应当是和谐协调的。很难想象，一个自身充满矛盾、冲突与不和谐的制度规范系统，能够培养出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体系，能够创造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法治，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任务要求，重新全面检审我们的*和法治是否与之相适应，是否能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助力机和保护器。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所需求而现在还没有的制度和法律，应当尽快予以创制；对于那些不适应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应当尽快加以改革；对于那些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应当尽快加以废止；对于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和法律，必须坚决遵守执行。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才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为*法治的和谐社会。
此外，主权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或者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的相互和谐与协调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法治既归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中或者存在于它们之上，受制于它们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又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保障和促进它们的健康顺利发展。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学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1）
学会用*的方式解决问题
王 长 江
*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只把*作为手段来理解，对它作为目的的那一面认识不够。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作为手段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恰恰相反，在我们的实践中，忽视使用*手段、不会使用*手段的现象，依然不罕见。这里面，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能力上的原因。因此，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的今天，强调更加全面地认识*这种手段，学会熟练地用*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实事求是地看待作为手段的*
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和其他手段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灵丹妙药。对*手段采取理想主义的态度，和贬低*一样不可取。而且事实往往是，对*手段抱过高的期望，一旦发现和实际情况不符，很容易转而否定*。我们经常会听到对发展我国*政治表现出相当保留态度的声音，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随着*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看到了*的一些不足、瑕疵和局限。
比如说，*并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不少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意味着多数人能参与决策。既然“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那么毫无疑问，在*的条件下，决策总是会更加正确些。从一般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把它作为我们发展*的依据，却是一个误区。在很多情况下，决策的正确与否和参加决策人数的多少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把决策正确、科学与*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不主张实行*和主张实行*的观点几乎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
又比如说，*并不意味着有效率。与上述看法相联系，有些人认为，既然*有提高决策科学化的功能，那么*制度一定比其他制度更有效率。这又是一个误识。实际情况往往是：*需要人们之间意见的交流，因此总是要花去更多的时间；*需要人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上妥协，因此需要反复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和提高效率关系不大，而且往往体现为低效，甚至有时无效。显然，如果在*和效率之间简单地划等号，我们完全可以对发展*政治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再比如说，*绝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高尚。*的背后是利益。有了利益需要维护和发展，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的必要性。没有利益做后盾的*就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不同利益之间又是存在矛盾的。既然是为了利益而参与*，因而它往往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如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以及由此衍生出不正当竞争、家族统治、贿选等等。如果不把*理解成协调、化解利益矛盾的一种方式，人们一定会对*大失所望。
还比如说，*也并不总是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普通民众由于忙于生计，实际上往往无暇去过问政治的具体运作，这就给了政治活动家们很大的空间。一些人可能运用掌握的政治技巧，操纵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就被政客所利用，成为他们达到个人目的、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是体现得最明显的，*、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早就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此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学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2）
所有这些，都是*政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现象，反映了*作为手段有局限的一面。所以，问题恐怕不在于*手段有没有缺陷，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还是把*置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十全十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作为手段的*也不例外。*不是万能的，不能用它来包医百病。*只不过是平等的人们达成共识的一种手段、途径、机制。关于这一点，西方人认识得很透彻：*就是若干个魔鬼坐到谈判桌上和平地解决利益问题。我们不赞同用这种极端化的说法来描绘*，但是也确实不能不看到，*的实质，是使利益能够得到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分配。我们不能因为*有局限性就不要*，更不能把这些局限拿来，作为证明*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由。
相反，我们还须强调，在现代社会，没有*是万万不能的。人类*政治的实践已经屡试不爽地证明，*是一种能有效地降低政治风险的手段和机制。它不能保证决策绝对科学，但它能保证决策相对正确，使正确的几率更高；它不能完全防止失误，但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决策错误带来的损失；它不能根绝*现象，但它能大大提高*的成本，使*分子面临更大的损失风险；它有时甚至不能避免因失误造成严重后果，但它能把责任分散到大多数人头上，有效降解执政者与民众的矛盾；它不能保证所有执政者都不脱离群众，但它能够明显地降低执政者脱离民众的主观故意性；等等。总之，尽管有各种缺陷，*仍不失为迄今为止人类管理自己所找到的最好的手段之一。
科*用*的手段和方法
*不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由公众来做决断，也并非只要是公共事务，事无巨细，民众都必须参与其中。人们发现，实现*需要一套相应的复杂的专门制度、程序和规则。按这套制度、程序、规则操作，就能较好地体现实质上的*。这就是*制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手段的*，并不一定要在这套制度的各个环节上都体现出来。
试举*授权为例。*的常识告诉我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人民通常通过把权力委托给官员行使，而不是直接运用权力，来体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这就在民众和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授权关系。从总的方面讲，官员的权力来自公众，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人民把权力委托给官员这个总的框架下，具体的委托方式却因权力的性质不同而不同。
人民（或人民的代表）直接把权力委托给他们的那部分人，从人民或人民代表那里直接获得授权。在这个授权过程中，作为多数的公众，让渡出了自己拥有的一部分权利，这部分权利从多数人手里转移到了少数人手里，变成了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人掌握权力，怎样保证这些人能够按照约定使用权力而不滥用权力，都是公众不能不过问的事情。正因为此，在正常的*政治的条件下，最普遍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公众通过选举选出掌权者，来完成这一权力授受和转移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第一种授权。
掌权者获得授权后，便开始行使权力。掌权者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去做所有事情。他们必须组织力量，设立机构和部门，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这些机构、部门和工作人员，让他们各司其责，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以实现掌权者向公众承诺的目标。在这里，又发生了一次授权的过程。但这次授权不是掌权者交出权力便没有了权力，而是分权；不是多数人向少数人授权，而是少数人向相对多一些人分权。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保证权力发挥最大效力。我们把它叫做第二种授权。在这种情况下，掌权者对那些执行者自然应当有选择权、决定权和认可权。只有这样，掌权者的意图才能得到实现。行政学意义上的任命制，通常在这一环节发生。
学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3）
从手段和方法上讲，这两种授权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种授权应该由公众说了算，即由民做主，或说采用的是“*”的方法；第二种授权则由领导者说了算，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可以叫做“集中”的方法。
在我们的实践中，这两种授权长期都是被混淆了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那种授权，我们都采用任命或变相任命的方式，结果发生了*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围绕克服这种弊端，我们进行了大量探索。遗憾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探索中，我们都没有弄清楚这两种授权的性质，而且往往把应该充分发展*手段来解决的第一种授权放在一边，在更多地应当用集中的手段来解决的第二种授权上寻找“*”。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正职依然实行任命、副职却实行“*推荐”；部门负责人不采用任命方式，而采用*推举方式产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组成专家团、组织群众测评，选拔出来的却只是个部门副手；等等。这类做法，不但很难使人们对“*”产生好感，反而导致授权关系紊乱，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不够，集中也不够”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是因为，在考虑是否采用*手段时，不是根据*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来确定，而是根据改革风险的大小来取舍：由更多的人来参与副职或部门负责人的选择，再失控也乱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让更多的人来选正职，在许多人看来，那就意味着放弃“党管干部”的原则。实践已经表明，在本不该推行*的环节上推行“*”，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只是徒增人们对*的不信任而已。
*是防止权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