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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胡月唱《黄土高坡》，那词那曲，是多么亲切，又多么有震撼力，像是从你心里、从你灵魂里升起来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她的声音，以至她的形象，都和这首歌融成一体了。
相形之下，听港台歌手唱《龙的传人》、《大号是中国》就有点不搭对。歌还是很好，充满了爱国情怀，但唱的人细胳膊细腿的，不太配得上，像是农民穿西服的那种感觉；声音也不太对，不是从心底里冲出来的，而是喊出来的，本来没那个力气，非得在那儿抽。我还完整地保留着第一次听这两首歌的印象：一听歌名心里就喊好，而且有唱的冲动；可听完后却奇怪地认为，这算不上一首真正中国的歌。
一首好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自己的背景，其中深藏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记忆。它能唤起并打通这种记忆。它还需要自己的载体，一个好歌手就是它理想的载体。它好比是某种活在听觉神经中的神话植物，平时是隐形的，但一旦被歌手唤出，就立刻见着风地长，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内地的流行乐跟八十年代相比，无论是歌词、编曲还是演唱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眼里，走向却有点偏了。
比如过分“都市化”的倾向。都市生活、都市文化是流行乐的重要灵感源头之一，但一窝蜂地都扑上去，就不好了。香港没有黄土地，大家都挤在一个狭窄的都市空间里，流行乐想不“都市化”都不行；可内地这么广阔，风土人情这么多样，包括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提供给流行乐的空间太大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往一条道上挤。所谓“本土风格”，首先在于它的丰富、大气和活力，丢了这一条，就根本无从谈起。
又如爱情歌曲的泛滥成灾。我个人很少写爱情歌，为什么？就是因为滥情的太多，动不动就起腻，这里疼那里痛的，特假，特没劲。谁都知道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问题是怎么个爱？什么样的情？中国传统民歌中的一些爱情歌，譬如《孟姜女》，譬如《苏武牧羊》，譬如《走西口》，那份淳朴，那份真挚，拿来比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曾经唱过一首陕北民歌，那歌词朴实到什么程度？两个人相爱了，都很冲动；歌中的哥哥就说妹妹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那妹妹有什么要求呢？她的要求就是：明早哥哥可不可以领着我，到山坡上看太阳升起？就这么纯朴！我还记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今年咱俩是兄妹，明年咱俩睡一个炕头，不管丢脸不怕羞，叫声哥哥你带我走。这样的歌，一听就感到脑子里有根弦在叫，然后就有一种莫明的惆怅。我觉得爱情歌曲就该这样写，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中国的东西。
〃本土〃的流失：再问当代流行乐怎么啦（2）
再如对歌手的包装不得法。“包装”这个概念现在比流行歌曲还要流行。我并不反对包装，尽管我从不自我包装；问题是许多公司的包装方法都是从港台学来的，无非是标新立异，怎么打眼怎么来。这么做的一个后果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差距，在心理上被进一步放大了。一个农民看完一台节目再回到窑洞里，感觉就像是到了火星上……那可是他的家啊。这种包装法把包装自身也逼到了死角，以致想重新包装一个新歌手简直太难了。说是适应“眼球经济”，其实是首先弄坏了眼球。
我不是一个喜欢说三道四的人，但我坚持认为，作为本土的流行歌坛，一定要为这方水土创作、演唱，包括包装。现在号称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歌手不少，但真能被观众接受的并不多，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缺乏本土意识。有些人，对他说了也不明白，还振振有词，认为能流行就是本土化了，又拿“大众化”说事儿。其实他所谓的“流行”无非是跟风讨好，应付各种眼前所需，和大众化有什么关系？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人一般专业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没有真正的实力，就只好往幻觉中的“大众”那边凑。别的且不说，你就看看他写的歌词，平铺直叙，东扯西拉，说了半天全是废话，不懂起码的艺术处理，有时连文法都不通，就更甭说文采了。偏偏是这种人写得特别多，好像自己知道反正是垃圾，于是就干脆敞开了制造。说实在的，我真是羞于和这种人为伍。
哈都不是的“新民歌”、“新民乐”（1）
前些年流行歌坛曾盛行所谓“新民歌”、“新民乐”，至今许多人也还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一般地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民间音乐是当代流行乐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理应得到开发和创造性的弘扬。然而，把这种“创造性”理解成可以随心所欲，就是另一回事了。
许多中国民间音乐，包括民歌，尤其是那些一直流传着的，都属于经典的范畴。我不主张对经典奉若神明，更不主张用“经典”来吓人、压人，但主张要有一个基本态度。真吃透其精髓肯定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但起码要懂得尊重。
多年前我曾试图改编过《周总理纺线线》，就是李双江原唱的那首，民歌风格的。这首歌我特喜欢，听着特舒服过瘾，心里唱着也是那个感觉；可真等改成了，一张嘴唱出来，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首歌我前后做过三个版，试过来试过去，总觉得哪里不对，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放弃意味着承认失败，但对我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表示尊重：尊重它内容、形式和风格的内在有机性，尊重它向我呈现的不可改编的特质。
这里有一道微妙的心理界线，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之为“艺术良知”？越过它，你自己首先就会站出来斥责自己。
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样的界线似乎是不存在的。比如把《梁祝》或《二泉映月》填上词，用流行乐样式来演唱；唱就唱吧，还要把原本内涵非常复杂的旋律处理得像白开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乐曲原本的经典意味完全被颠覆、被扭曲、被掩盖、被窒息了。我们说不上它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
还要美其名曰“创新”……“新民歌”、“新民乐”嘛。
演出形式也能说明问题。比如唱《南泥湾》穿着超短晚礼服，袒背露腹的；比如唱《茉莉花》穿特低胸的那种，身上那叫四处敞亮。再比如《康定情歌》，一首多么抒情的歌，愣被唱得像是被装上了轮子，快得都要飞起来了。看这样的演出时你会忍不住想，再往下，恐怕就要有人穿着比基尼唱李铁梅了。
我不想像鲁迅先生当年说到某些中国人时那样，对这样的“创新”一连给上三个“呸”；我只想说，以如此轻浮放浪的态度对待经典，真是太可笑，也太可怕了。
不是说不能动，而是说要慎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它是某人写的，某人唱的，被某人册封的，而是因为它有一种自在的生命力。它活在历史中，活在个体生命的血脉里，但又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它不是一种特殊的生命，而就是生命本身，是美之不朽的凝结和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伤害一个个体生命，哪怕他（她）再微不足道，也会被视为一种犯罪；如果一个美人被毁了容，我们不仅会在法律的意义上认定那是犯罪，还会感受到某种在美学上也遭受重创的至深痛楚和巨大遗憾。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本能反应甚至会延伸到动物，尤其是宠物的身上。那么，对经典被肆无忌惮地侵害、扭曲、毁容，我们反倒可以无动于衷吗？
事实上，我也确曾对自己说过：假如你受不了某种诱惑，假如你也那么干，那你就是历史的罪人，美的罪人！
是不是罪人可以讨论，无论如何，人还是有所禁忌为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唯物主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像物一样随意摆布。譬如国歌，你就不能随便改编。从技术上说这很容易，你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让它变成一首圆舞曲；但假如你真这样做了，很可能会立刻受到法律的追究。
对经典的改编不能生硬地套用法律观念，事实上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提供这方面的保护，至少现在还没有，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这里的约束力量应来自我们的内心，来自我们对生命和美的尊崇。也许类似的问题将来可以有一部公共知识产权保护法来予以考虑，但我们的认识完全可以走在前面。我在这方面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旋律和歌词都不动，因为我没有权利动；我只在编曲和演唱上致力于创新。
不必说经典作品，任何作品，其内涵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都是血肉交融的。形式（包括表演形式）的改变必然内涵的改变，形式上的伤筋动骨必然导致内涵的大受损伤。
我很喜欢一首题为《回答》的诗，是一位当代诗人写的，风格沉痛决绝，既简洁又深刻；可一次吃饭时听到有人用山东快书的节奏朗诵这首诗，说是什么“解构”，那味道就完全变了，变得油腔滑舌。当然这只是某种私下场合的小玩乐，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已足以让我感到不舒服。
在处理自己的作品时也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关系。我的歌，歌词有的是用蒙语写的，有的是用汉语写的，用于不同的场合，就有一个如何翻译的问题。
比如《蒙古人》，最初是用蒙语写的，有好几个汉译版本，我有一个，德德玛有一个，内蒙还另有一个；译得不太一样，但都感觉很难。第一句“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就难。其中的“烟”，在蒙语原文中是指用牛粪烧出来的烟，在草原上，特别是在蒙古包里，人们用烧牛粪来取暖，所以蒙古人用蒙语唱或听这句歌词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温暖的感觉，却不能直译为汉语。因为一则在汉语中“牛粪”有点不雅，二则也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只好回避，译为“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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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都不是的“新民歌”、“新民乐”（2）
拍《黑骏马》时，原版用的是同期声，我说蒙语，内地发行时才译成了汉语。我的声音比较沉，还略显沙哑，而我的配音却宏亮无比，二者相差十万八千里。由此我给自己定下一条：看翻译片一定看原版配字幕的那种，决不看配过音的那种，否则声音、声调里所包含的意味，漏掉的就太多了。
现在我唱《蒙古人》，第一遍肯定是用蒙语。我不担心观众听不懂，其实也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照样喜欢，甚至觉得更好听。
可是，唉，该怎么给那帮瞎折腾的后生们讲这些艺术之所以是艺术、音乐之所以是音乐的道理呢？也许还是应该像我在前面说的，先让他们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地方接受基本训练吧？在音乐学院里，民间音乐可是作为一门专业课教授的，而据我所知，这些后生们百分之九十没有受过类似的训练，文化素质和音乐修养都很差。两天才能学会一首歌，得一小节一节、一个音一个音地帮他扣；却又急于成名，什么东西到了手里，都给你“咚咚咚咚”，浑不吝地平面化成一个模样……你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能懂得经典民歌的或苍郁悲凉，或清丽浏亮，或质朴沉实，或轻盈跳脱呢？也只好“咚咚咚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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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这一批还是最棒的
说到歌手的实力，我觉得八十年代后期出来的那一批，虽说都唱了十多年了，至今还是最棒的，是当前流行歌坛的顶梁柱。
刘欢我特别羡慕，他说英语就像我说汉语那么流利。除了英语，他还会法语。这就不得了。因为语言不只是语言，还是文化。毛阿敏往台上这么一站，一看就是“大腕”，那种气质，那种风度，作为一个演员非常难得。那么田震呢？这么说吧：假设某人唱了十首歌，都不错，但她唱一首歌就能给顶了。她的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比如她最近唱的《朋友，干杯》。
那一代歌手中崔健比较特殊，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摇滚一段时间内还深深地影响过我。摇滚这种形式尽管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但在他手上一直表现出较强的原创性，尤其是在编曲方面。从大西北回来，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那感觉，真是服了，赶紧去买了一盘他的带子。他的《新长征》也好，摇滚风格仍然特别突出，但综合了一些新因素。像《解放军进行曲》中喊一……二……三……四，就很妙。他的音乐听着听着就有创作的冲动。那些年我写过相当一批摇滚乐，其中不少可以见出他的影子，有的干脆说就是听着他的音乐写出来的。我的唱腔也曾多多少少受过他的影响，后来走着走着，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