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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婚礼举办了两次，都相当隆重。在家乡的那次完全遵从传统的蒙古习俗，也不容易呢——别的不说，到了珠拉家那边，见到年纪长于她的，我得一律磕头、敬酒，那叫个多，记都记不清。长辈也就罢了，那些年纪介于我俩之间的，哪怕只长她一岁，我也得磕，也得敬，也得“哥”呀“姐”呀地叫。有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开心吗？我说“大家”，也包括乡亲们在内。他们对我有点溺爱，当然也就有权共享我的喜气。
回到北京，在国家民委的多功能厅又举办了一次，是我们团出面操持的。那天真是热闹，盛装、放鞭炮、踩气球、跳舞。国家民委李主任为我们主婚，团里的历届领导、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各界朋友也来了很多，但最令我高兴的来宾还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他借此正式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绿色形象大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祝福，而珠拉比我更有理由站在这祝福的中心。
艺术界的不少朋友都即兴表演助兴，我和珠拉也跳了日本舞。下来我悄悄地对她说，珠拉，我们应该尽快生一孩子。名字我早已想好了，不论男女，都叫“嘎吉尔”：嘎达梅林的嘎，成吉思汗的吉，腾格尔的尔，特来劲儿。
真的，这名字我早在十多年前就起好了。它很快就将找到自己的主人。① 在蒙语中，“嘎吉尔”的意思是“地”。这将是我和珠拉共同的大地。我们三个，一天一地一神灯，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组合吗？
① 现在它确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2004年11月24日，我亲爱的小女儿呱呱坠地。大喜之际我也不免叹息：唉，怎么写一本书比生个孩子还难！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1）
我是个敢于并善于改行的人。回顾一下：初入艺校，我学的是舞蹈，三个月后改学三弦，第二年又迷上了作曲；毕业留校，我教的是三弦，可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却是指挥；我考取的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板儿正的五年本科，毕业后进中央民族歌舞团，职务是指挥，却以唱歌成名，并最终成了一名专业歌唱演员。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虽说总不离艺术圈子，但听起来还是有点过份。有人说我净“不务正业”，我认；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算是寻找到了吗？好像是找到了，但也不敢说死。世界也好，人自身也好，都有太多未知的东西，难以预料的东西。比如退回去三五年，我就不知道我会写这本书。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到这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师。我写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的是一种莫名的感激。
我不想虚言他们在专业上给了我多么大的指导，我所要感激的比这更加宝贵，即对我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说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有时不免就想：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内中我特别感激的有两位，分别是我在内蒙艺校和天津音乐学院的主课老师，一位叫呼力亚其，一位叫冯国林。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给了我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艺术院校里学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特强的老师，往往会有比较深的门户之见。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时教复调的老师就是这样。他在这方面也许是国内最强的，但特别霸道。你必须照他所说的那样写，否则马上给你改掉。
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说，我赞成严格，但限制过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一来容易窒息灵性，二来会影响学生潜能的发挥。
我在内蒙艺校，改学三弦已经是给了我面子，结果时间不长，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说呼力亚其老师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弦还没学好，学什么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很支持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写不出那首《节日的鄂尔多斯》。
那时对作曲感兴趣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一起相互比，较劲儿啊，包括一个学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课教师就是不让。真不让还真不行，你总犟不过老师，慢慢你就没了脾气。后来那位同学就只好成了个吹笛子的。
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子，可一个星期后，我交上去的却是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这事儿要换了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不干了，至少你这是无视师道尊严嘛，再说他那里早已为云南风格的特点总结出了一二三，正等着你来印证呢。
但冯老师就是冯老师，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我之所以要写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当然也可能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想捣捣乱），而从根本上说，这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的道理，是音乐本身的道理；只要对领会音乐本身的道理有好处，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决不会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布置为难我，相反会就我的曲子谈我的曲子，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当然，该给什么分数，就给什么分数。
我没有和冯老师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这么猜度他，更多是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同道的看法。
谁都会说搞艺术最重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个性；但要落实到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维护他人的自由，既坚持自己的个性，又决不以此来限制、压抑他人的个性，以至欣赏、鼓励他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认识到艺术本身比个性和门户（有人说“门户”是被放大了的个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个性）都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进内蒙艺校时我没想过会学作曲，而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唱歌；然而，我终于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两度违背师门的人，但现在，我的两个老师都特以我为傲为荣，跟谁都说“腾格尔是我的学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来的，但我不会忘记，我曾一次次迈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经历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时刻。假设呼力亚其老师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师一样严苛，我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教三弦的。
我转来转去转到了唱歌上，或许如前所说是一种“天意”；那么，我总是能碰上好老师，是否也应该归于“天意”呢？不，我宁愿请你们和我一起庆幸。
还有当年我在县一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前两年我回老家搞了一次中学同学的联谊会，把他也给请来了。快30年了，搞这样的聚会还是第一次，大家那个高兴。
后来我和班主任老师时不时会通个电话，几乎每次他都会说，哎呀当时真是特别对不住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他是说我当年差一点自杀的事。
其实我那次闹自杀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告发我的人越过了他，而找我的是校长；我的遗书也没有交给他，而是交给了班长，然后班长直接就去找了我哥。看来真往心里去的不是我而是他——这么多年了，还在为一件不该他负责的事内疚不已。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2）
不用说，每当他这么说时我都难过得要命。我一再向他解释说没什么没什么，不要说您，就是校长，就是那个告发我的人，我也早就彻底原谅了。当时就是那么个形势嘛，就是受的那种教育嘛。可他像没听懂似的，还在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无论如何，我都是有责任的，弄得我都有点怕了。我想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直到有天乱翻报纸，看到一篇讨论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忏悔的文章，我才豁然醒悟：老师并没有老糊涂，他这是在以他特有的方式作内心忏悔哪！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可以说比当年还要尊敬：多年后他又一次教育了我，他永远都是我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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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蒙古人（1）
最初媒体上有人称我为“蒙古歌王”，我虽说心中愧不敢当，但免不了还是有点窃窃自喜；后来朋友们开玩笑，略去了“歌”字，直呼我“蒙古王”，这就让我惶恐了。
在我心目中，古往今来，这世界上能当得起“蒙古王”称号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成吉思汗。这人了不得，雄才大略。书上说他当年建立的大帝国，从中心骑马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奔驰，每一个方向都要一年才能到达边界。这不仅说的是版图，也在说他的心胸。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成吉思汗都是我内心最崇拜的人。
除了成吉思汗，本民族我最服的就是嘎达梅林了。但我不会把他和“王”联系在一起，而愿称他为“英雄”，和人民心连心、因此也让我感到亲切的英雄。每次唱《嘎达梅林》我都忍不住流泪，甚至听到别人唱也流泪。那是在蒙古人心里长流的泪。
成吉思汗和嘎达梅林是我们蒙古人的光荣和骄傲，不过，我不会让他们成为我的幻觉。因为我首先活在现实中，而现实中所有的光荣和骄傲，只能靠我自己去争取。
我不会忘记在天津读书时一位同学的话。他说假如不是因为你，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个蒙古族。受刺激啊！好在他接着又说，因为认识了你，现在我翻报纸，只要说到蒙古、内蒙古的什么事儿，就会多溜两眼，不然我非跟他翻了不可。
当然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事后想，他那样说，恐怕也是存心气我，不至于那样无知。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表明了某种偏见，而偏见有时比无知更气人。
有次在广东乘车，我边上坐着一个瘦瘦的女孩，听说我是蒙古人后特惊讶：蒙古人？蒙古人是不是天天吃肉呀？我笑笑。她又问，那你们不吃粮食吗？让我觉得特无聊。蒙古人也是人嘛，对不对？可她似乎就是想不到这一层。许多人都这样，他们只关心身边的故事，从来就不愿费心了解什么少数民族。于是我没好气地答：是，我们不吃粮食，光吃肉，生吃，而且还敢生吃人肉！说着恶作剧地抓起她的一只胳膊，作出要咬的架势，吓得她那叫花容失色。
有人说我唱《蒙古人》“格外深情”，想想有点道理。歌唱自己的民族，歌唱普通的蒙古人，我不深情谁深情？潜意识里恐怕也有回应种种无知和偏见的成分。
但换个角度又不对了。蒙古人唱《蒙古人》，再怎么深情，也不存在“格外”的问题。作为蒙古族的一分子，我就是我的“格”嘛，从哪儿“外”呀？
我的民族是我的母体，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的镜子。
我在歌中唱“这就是蒙古人，热爱故乡的人”，但我发现，蒙古人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以四海为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成吉思汗留下的精神遗产，反正对蒙古人来说，在哪里都是在家的感觉。北京吗？家。东京吗？家。华盛顿吗？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的程度如何，到了你家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就坐上了，就聊上上，就喝上了，没一点客气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蒙古人家里，就是到了自己家里，就尽管坐，尽管聊，尽管吃喝，没人跟你客气，你也千万不要客气，否则就见外了。
我是早学会客气了，谁给倒杯茶，都要说一声“谢谢”。开始时心里有点犯嘀咕，觉得自己被“汉化”了，尤其是草原老家来人的时候；但慢慢发现他们也在变，你给他倒茶，他也说“谢谢”了。这是怎么回事？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吗？
蒙古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反应不够快，凡事慢一拍，同时也不善于表达。
前两年去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演出，因当晚要赶回昆明，演完我就急急回宾馆取行李。
大厅里歌迷如潮，人叫那个多，只好一路拨拉着上去。
拿了行李下来，不由一愣，只见五个人，前面两个中年男人着西装，拿着酒，可能是领导，后面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都穿着蒙古民族服装，捧着哈达就过来了。
献完哈达，一位穿西装的就说，我们是蒙古族，想见你，饭菜都准备好了。说着就倒酒——当然是按蒙古人见面就喝酒的习惯。
我因事先不知道那边也有一支蒙古族（大概是历史上移民过去的），他们的长相、说话又都不像蒙古人，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一直傻在那里。这时见他倒酒，就赶紧制止说：不行，这次不行！我得赶路，车在门口等着呢。
我这一说，他们几个都彻底愣住了，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歌迷们又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