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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热，即是心热。
中国人喝酒要热酒，酒要热着喝，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国酒是黍米酿造的黄酒，黍米有暗香，加热煮沸之后，暗香就会发散弥漫，引发身心的陶醉感，酒不醉人人自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宝玉喜欢喝冷酒，宝钗就劝他“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宝钗劝导宝玉的话，是民间对“醉酒原因”的解释，不妨一听即可。
倒是宝玉听了宝钗的劝导，把酒热了之后，引出来一个情场尴尬，让人遐思无限。看到宝玉听了宝钗的建议，热着酒，“黛玉磕着瓜子儿， 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
这边宝玉热了酒，那边黛玉冷了心，酒热，即是心热，中国人对酒热的确不是简单的健康考虑，还有无限美好的绵长情思。
五、今天的酒文化让人迷醉不醒
黛玉葬花，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顶端。黛玉葬花，花，在黛玉的眼里，不是植物，而是寄托着美丽、纯洁、真诚和爱的符号，“花”和“情”浑然一体，所以，她说“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她名义上是“葬花”，实际上是在“葬情”，自己那份美丽、纯洁和真诚的情怀。
我们今天的“酒文化”，太功利，太投机，太物欲了，不少人名义上鼓吹酒文化，实际上是在卖酒，如今酒文化方兴未艾，但背后总是隐藏着商业利益。不是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好，而在于，我们的“酒文化”，不能是“卖酒文化”，不能剥离掉寄托在“酒”之上的中国人的情怀、思想和价值观。
传统的酒文化，重酒更重情，大观园里的女儿红，有着海棠花香，有着率性的人生，人、酒、情，三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杯酒，喝出宝哥哥的温柔，品出林妹妹的娇羞，饮着凤姐姐的泼辣，说不尽的女儿旖旎，说不尽的中国人的情怀。这里的“酒与情”浑然一体，也就是黛玉眼中的“花与情”的合一，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西化一点。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怀，只有追寻着传统的美，才会活得真正满足和愉悦。
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沉重、严肃、虚伪和功利？没有了情怀，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海棠花，这样的酒文化，注定让个人迷醉不醒，让群体陷入茫然的困城……
以《红楼梦》为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要有耐心
在“红楼笔谈”里，我要谈谈《见龙卸甲》这部电影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从整个风格，到具体的人物设计都和原著，甚至和中国文化相差很大，可以说仅仅保留了人名还是“历史”的，其他的，已经都是新编的了。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部影片的资本背景，韩国资本占据了该剧的大多数部分，掌握着这部电影的风格和走向，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部异国版的赵子龙电影。在今天，我们国内有如何改编、重拍民族古典作品的问题，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巴金的《家》，都有这样的争论。而在海外，也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经典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的民族经典作品。
《见龙卸甲》作为一部异国版的赵子龙电影，应该是非常极端化了，除了中国人演，用了《三国演义》的名头，还剩下多少中国文化呢，没有了。从这一点，我想到了《红楼梦》的翻译历程，我们看看《红楼梦》这部民族文化经典向世界传播过程中的坎坷经历，就会对《见龙卸甲》“去中国历史化”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一。 鸳鸯变成了鹅，林黛玉成了荡妇
红楼梦在1830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在１９世纪里，1830…1892年，总共出了四个版本的《红楼梦》英文译本。他们分别是：
John Davis，1830年， Chinese Poetry （中国诗歌），仅仅翻译了第三回片段。
Robert Tom，1846年， Dream of Red Chamber（红阁楼之梦），仅仅翻译了第六回片段。
，1868…1869年， Dream of Red Chamber（红阁楼之梦），翻译了前八回。
Bencraft Joly，1892…1893年，Dream of Red Chamber（红阁楼之梦），翻译了第1—56回。
在19世纪里，虽然连续涌出了四个英文译本，但是，我们细究起来，恐怕，会多少让我们感到沮丧。
这里，让我们看看人物名字是如何翻译的：
黛玉 Black Jade黑色的玉，英语中有引申义为“荡妇”
宝钗 Pervading Fragrance弥漫着的芳香，迷香
鸳鸯 Faithful Goose 忠诚的鹅
以上三个人名，不仅不准确，而且显得很荒唐，译者显然是为了渲染这部书的“异国情调”，而并没有仔细地研究过原著，满足的是异国读者的猎奇心理。而且，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虽然字面上的翻译还说得过去，但是，却不顾这个名称在英语中的引申意义，这会给外国读者在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的时候，带来极大影响。
19世纪，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汉文化自然处在边缘地位，《红楼梦》的翻译传播，只不过是翻译家们为英语世界的人们提供一点学习汉语的语言资料而已。他们的翻译缺乏严肃的态度，翻译出来的《红楼梦》更像是一本古老东方的言情小说。
二。 经过了143年，《红楼梦》才“恢复”了本来面貌
历史进入了20世纪，《红楼梦》又陆续出现了3种英文译本，其中一个是从《红楼梦》德文版转译的。另外两个译本，分别由王良志和王际真翻译。王良志，纽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在1927年出版了他的译本；王际真，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在192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
这两个译本都有鲜明的特点，就是服从了美国出版界的要求。在美国读者看来，他们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常常集中在两点：1。 通过小说去接触异国风情的生活；2。 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情节，也让美国读者感到好奇。所以，美国的出版商们严格规定两位译者必须按照读者的需求进行翻译。于是，这两个译本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即只保留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删除了一切和宝黛爱情无关的内容，《红楼梦》的主题也被简化为“浪漫的情欲之爱”。两位译者把《红楼梦》中几乎所有描写封建社会生活的内容删掉了。我们说《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所以，王良志和王际真两位译者，节译了《红楼梦》，虽然扩大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但是他们翻译的《红楼梦》是“西方化”的红楼梦，而不是原汁原味的《红楼梦》。
直到1973年，才有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红楼梦》面世。这个《红楼梦》才是中国全景的红楼梦，呈现出了全部风采，可是这时距离《红楼梦》开始西传，已经有143年了。也就是说，经过了143年，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才第一次全部领略《红楼梦》的艺术魅力。
1973年全本《红楼梦》的出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西交流的大事，西方世界第一次愿意全部接受《红楼梦》，并且，西方翻译家们也开始去研究红楼梦的版本，选择他们认为最符合原著的版本进行翻译，并且，他们不再像王志良和王际真那样擅自删改节斩原著，而是老老实实地全文翻译，再现原著。其中一位翻译家霍克斯这样说道：“对于这本中国小说所给予我的乐趣，哪怕我只能使读者体会其中一小部分，我这一生都不算虚度了。”至此，西方对《红楼梦》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终于开始了严谨而又细致的红学研究。
三。 让世界按照我们的视角看待民族经典，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过去对民族文化经典的传播有一定的偏见，就是过分注重翻译版本，一看到某某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就很骄傲。其实，《红楼梦》的传播历史，就说明语言版本诚然重要，关键还是看翻译家的治学水平和态度。早期的《红楼梦》是幸运，也是不幸的，她虽然在西方世界开始传播，但却不是按照自己的原貌。经过了100多年的沧桑变幻，《红楼梦》才终于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和接受，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和世界拥抱了。
我们的民族文化经典，在对外传播中，要有一个被他人接受的过程。当初，如果王良志和王际真要尊重《红楼梦》原貌去翻译120回，那么，他们的译本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出版商，也就谈不上传播了，所以，东学西渐，我们自己的民族经典向海外传播，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接受过程。为什么《红楼梦》最后可以征服西方学界呢，就是靠了近代以来红学研究者们的巨大努力和艰苦付出，普通读者觉得红学没什么用处，可是，正是红学对《红楼梦》的推动，最终让世界不仅接受了《红楼梦》，而且是按照与我们相同的理解去看待《红楼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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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红楼梦》传播中的恶俗化（1）
红学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因为《红楼梦》是属于民众的。自从1973年，《红楼梦》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现之后，世界便完全接受了这部小说，并且，国际文化界也按照中国人的眼光去理解《红楼梦》，这是中国文化的荣耀。《红楼梦》有多少语言文字的译本，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界低下了傲慢的头，抛弃了文化的偏见，开始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去品读《红楼梦》，这才是关键，因此，《红楼梦》向世界传播的是中国的价值观。
但是，最近，日本作家芦边拓把《红楼梦》变成了暴力与血腥的“杀人小说”。近日，内地引进了这本《红楼梦杀人事件》，贾宝玉变成了业余侦探，大观园的美女们接连死于杀人事件。这一文化事件，是当今混乱的中国文化形态一个鲜明的例子。
世界到底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
我们首先看看外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红楼梦》的。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弗朗茨·库恩这么评价《红楼梦》：“这部作为异常珍贵的人志学宝库的小说具有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引人入胜的情节经过，相关人物活灵活现的性格特征，令人难忘的符合现实的状态描写，使小说即使作为纯文学艺术作品，也同样受到我们最高的关注……事实上，当我们回忆起黛玉熠熠闪光的、圣洁的贞操，老祖宗温暖的母爱，宝钗温柔理性的女性美，晴雯和鸳鸯感人的忠诚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贾政严厉的责任心，当我们考虑到信奉孔子和菩萨的中国人具有的社会观念、人类的思想和仁爱……这时，提出下面的问题：在这种伦理道德方面，欧洲从精神上能给中华民族提供些什么？难道中国人民是必须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吗？如果《红楼梦》有助于在这方面清除一些陈旧偏见的破烂，以及能够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互相理解的话，那么花费在这本著作上的精力就不是徒劳的。”
德国学界，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最高的关注”，同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发现了《红楼梦》所承载的中国的价值观，因此，弗朗茨·库恩是把《红楼梦》当作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来看待的，通过阅读《红楼梦》，西方人可以抛弃偏见，尊重东方文明，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弗朗茨·库恩在1932年《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序言里所说的，在76年前，西方文化界已经给予《红楼梦》“最高的关注”，并且把它当作东西方文明和解与促进的桥梁。而今天，一个日本三流作家将《红楼梦》糟蹋成了一个杀人小说，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亵渎，也亵渎了国际文化界对《红楼梦》所取得的国际共识。
不需要用恶俗的方式传播《红楼梦》
有人会说，恶俗化的《红楼梦》不也是有利于《红楼梦》的传播吗？我们的中国文化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对外传播中的“恶俗化”虽然荒谬，但是能够让更多的外国人士知道，也是坏事变好事。我不这样认为。认为恶俗化，对中国古典文化传播有好处，对此，我只能摇头一笑，我们不需要“恶俗的方式”来传播《红楼梦》。《红楼梦》的世界传播，从公元1830年就开始了，距今已经178年的历史。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