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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轮船一靠岸，陈明就从人群中认出了王俊芬，他禁不住也招手大声喊了起来：“王俊芬，你好哇！”他和丁玲都深深地记着这个山东来支边的姑娘。陈明被派到双鸭山去修复铁路线时，就是她，不怕别人的闲言闲语，不怕“划不清界限”，每天去给丁玲作伴，给丁玲从井台上挑水，像照顾自己的老妈妈一样，照顾着丁玲。
小火轮上的水手，把木板搭到河岸，王俊芬快步走上船来，伸手扶着丁玲上岸。丁玲还没来得及和大伙打招呼，她就第一个紧紧把丁玲抱住，使劲地憋住眼眶里的泪水，一个劲不住地喊“大娘，大娘……”满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了。这时站在岸上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一齐围了过来，有的喊“大娘”，有的喊“老丁”，有的喊“丁老”，忙得丁玲不知和那个说话好。丁玲只好握着一只只伸过来的手，一面笑着说：“我和老陈都是这里的老农工，今天是回家来了，干嘛要来这么多人呢，还要开个欢迎会吗？”
普阳农场场长说：“要是开欢迎会，这蒲鸭河的河岸恐怕都站不下人了。他们都在这附近干活，知道你们来了，拦也拦不住，丢下活，都跑到河边来了。十多年不见，你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看我们，大伙都想看看你。我要是用大喇叭一通知，全农场的人都得跑来接你了。”说着，人群一阵欢笑。
“这里离农场多远？”丁玲问。
“有五六里。”
丁玲用东北话说：“五六里算个啥？十多年不见面了，咱们一路走一路谈吧！”
场长急了：“那哪行哩，昨天这里下了一场雨，到处是泥水，大伙坐大车，你和陈明坐小吉普走吧！”
快到上车了，王俊芬凑到丁玲耳边轻声地说：“大娘，今晚上你就到我家去吃饭吧。两天前，我便叫孩子们到自留地里摘了好多大娘爱吃的豆角，没想到你们今天才到。”
吉普车一驶入场部招待所，在招待所大院等候的人，一下子拥了过来，大部分是妇女，有的抱着吃奶的孩子，有的扶着老人，都嚷着：“让我来看看老丁。”丁玲刚走进房间，走道上就有人高声嚷起来：“刘三姐来了！”这“刘三姐”两手拉着两个孩子，直向丁玲的房里走去，她一把拉着丁玲，喊了一声“大娘”之后，就把孩子推到丁玲面前，催着说：“快喊丁奶奶。”
丁玲把孩子拉到身边，高兴地说：“孙淑英，我来时你才是个17岁的小姑娘，现在你都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啦！”
“大娘，你说错了，哪只两个，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啦！”
有人在一旁开玩笑：“她如今不是刘三姐，是刘三妈！”满屋哄堂大笑。
原来丁玲和陈明在汤原农场帮助职工开展业余文艺活动、辅导排演歌剧《刘三姐》时，丁玲看中了孙淑英那股泼辣劲，选中她扮演刘三姐这个角色。孙淑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候，我跳跳蹦蹦还可以，叫我演戏可作难了，不是忘了唱词，就是唱和舞配不起来，别提有多别扭了！可是，大娘就是耐心，把着手教我，还从思想上开导我。我还真的上台演了刘三姐。到‘文革’，有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什么‘丁玲地下俱乐部’，说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可把我爱人吓坏了。我说：怕什么？我大娘是帮我们农场搞业余文艺活动，演的是革命戏，大娘受这么大的冤屈，在我们面前，连一句牢骚话都没说过，她做的、说的，样样都是老共产党员的样子，凭什么说她搞‘地下俱乐部’？”
在汤原当副业队队长的李永成，上有老人，下有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丁玲就偷偷地接济他。丁玲这次来到农场，他高兴地跑回家去对他娘说：“娘，你知道谁来了？”
“谁呀？”
“老丁回来了。”
他娘犹豫了半天，慢慢地开口说：“人家是中央的大干部，这回平了反，回农场看看，还能记得住我老婆子吗？她对我们家的好处，我可一天也没忘。” 。。
重返北大荒（3）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丁玲、陈明老两口挨家挨户来串门了。丁玲一进李永成家门就亲热地喊：“大娘在屋嘛！”她盘腿上炕，就和大娘扯起家常来了。大娘告诉丁玲：现在党的政策好，日子也好过了。在场的人对丁玲说：这几年老李可发了大财，他承包了农场的种鸡厂。郭硕基去年到北京去看丁玲，李永成一定要他带几只老母鸡给老丁，两人拉扯了半天。老郭说：“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活鸡火车不让带；宰了带去，从鹤岗到佳木斯转车，光坐火车就得两天一夜，再新鲜的鸡，带到北京也早变坏了。你这番心意，我给老丁带去，保准她比吃上你的老母鸡还高兴。”这才说服了李永成。
“老农垦”詹启富带着全家来看丁玲和陈明。他原来只识几个大字，丁玲拿钱给他买书买笔买纸，帮他摘了文盲帽子。1964年丁玲和陈明离开汤原，去宝泉岭落户。临走前，丁玲特意找他谈心，鼓励他在北大荒创家立业，还在他的笔记本上题字留念。“文革”###时，他把这个笔记本珍藏在屋里的天棚上。这回见老丁，他特地把这本珍贵的笔记本带来了。丁玲的手迹，醒目地展现在面前：
坚守农业岗位，安心农场工作，依靠组织，依靠群众，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做一个朴素的新农工，做一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
与启富同志临别，以此留念，并以共勉。
陈明
丁玲
1964年12月4日
这天，农场场长再三叮嘱大伙：老丁年纪大了，白天就够累的，晚上千万别去打扰她了。这话等于白说，丁玲在普阳农场住了三个晚上，每晚来人不断，一直到10点钟以后，农场场长硬是下令把他们轰走，这才算安静下来。
丁玲到达普阳农场的第二天下了一场暴雨，到处都是泥浆、积水。全场18个生产队的三千多职工，散居在方圆二三十里地。场部本决定这天晚上为丁玲和全场的“老农垦”开个见面会，原来还有些担心，暴雨过后，路这么难走，职工们能来吗？谁知开会的时间还没到，人就挤满了会场。
会场设在农场俱乐部二楼的一间大屋子里，连楼梯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老丁、老陈一走上俱乐部的二楼，室内室外的人都呼地一下站起来，也没人带头，都起劲地鼓起掌来，掌声压过欢笑。这样自发的盛大、热烈的场面，自普阳建场以来，是从没有过的。老丁只能不住地点头答谢，只听到人群中不断传来：“看，老丁挺硬朗”、“老丁一点没变，还是那么亲热……”
在发配时，在牛棚里，她已深深感受到北大荒人给予的温暖、支持和力量；在今天，在此刻，她重新回到北大荒人中间，更加真切地感到，她和他们的心，贴得这么近，贴得这么紧。下午的暴雨刚过，丁玲和陈明独自走进场部附近的那片桦树林，这片突出在芦苇荡中间的黑色沃土之下，长眠着已经故去的老一代北大荒农垦战士，其中有当年同丁玲、陈明一起养鸡、种菜、垦荒的老朋友。丁玲和陈明久久伫立在桦树林中，望着一堆堆杂草丛生的坟包，在心中默默地说：这些“老农垦”把荒原变成了粮仓，自己却悄悄地留在了没有墓志的土包下。多么伟大的北大荒人呵！
“普阳农场不是有18个队吗？”丁玲轻轻地对陈明说，“北大荒人把这片桦树林称为19队，这名字取得对。这片坟地，应该正式列入普阳农场的建制。”
“你这个建议很好。”陈明说，“我们活着，要永远记住这个19队，永远记住这些不图名，不图利，把生命奉献给北大荒的人。”
见面会开始了。丁玲满含激情，以《人民哺育了我》为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今天我回来了，我一到北大荒，就有一个新的感觉，我又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我觉得我应当这样自然而然地到群众中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以当年的心情来到这里，因为人民群众哺育了我，给了我很多东西，加煤添火，使我有力量，更坚强，更懂得生命的意义。我一来，一些老熟人向我报喜，说自己入党了，感到无尚的光荣。这是在一些别的地方难以看到的好现象呵！我真高兴极了，我们党的形象，在我们北大荒的农工们心目中还是很美的嘛！你们都说我记性好，离开大家十多年了，还能叫出一个一个的名字，还能问起谁家的老人和孩子，其实，这并不是我天生的记性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向我伸出了手，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温暖，一句关切的话，一个关切的眼神，我怎么能忘记得了呢？我怎么能忘记你们呢？……”
重返北大荒（4）
北大荒人看在眼里：老丁仍像当年一样，穿一身朴素的布衫。穿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满头银丝，说话就笑，真诚、亲切、坦率……
北大荒人给老丁念了一首他们集体创作的诗：
早起三点半，
归来星满天。
中午啃冻馍，
雪花烫酒饭。
走在长征路，
不怕万重难。
吃苦为人民，
乐在苦中间。
老丁听了，爽朗地笑着说：“你听，你们集体创作的诗有多好呵！北大荒人的事业就是充满这样的壮志豪情，动人心弦。建设四化，就需要我们这样的北大荒精神。”
丁玲讲完话，会场又不平静了，有好几个人，几乎是同时喊了起来：“怎么不多住几天呢？别的地方少待一些时间，这里是你的老家，怎么说也不能这么快就走呵！”有的还带着感伤的语气说：“以后，你们大概来不了这里了，谁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见面呢？”
丁玲听了，赶紧把麦克风又拉到自己面前，也非常激动地说：“我说大家不要急，你们不是有个19队吗？今天下午，我和老陈去看了，请你们在那片桦树林里给我们留个地方，我要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随同丁玲一起来北大荒的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女士，是研究丁玲作品的专家。她坐在一旁目睹此情此景，深为感动地说：“我见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没有像中国作家丁玲这样，和人民有这样深厚的血肉之情。”
第三天一早，丁玲依依不舍地告别普阳农场的亲人，驱车去宝泉岭。宝泉岭这个地名，在丁玲的心里，激起了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她到宝泉岭农场不久，就碰上了“文革”###。在那里，有爱护、关怀她的患难至交；她也曾经在这里，被打得头破血流，腰骨被踢伤，脚背肿得迈不开步。
面包车行驶在半路上，同行的农场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郑加真带着歉意对丁玲说：“昨天农场总局党委给宝泉岭农场党委打了电话，问他们还有哪些落实政策的事要办，最好趁你回宝泉岭时就给办妥。宝泉岭那边在电话中说：银行里查有陈明同志的一个存折，有600多元；至于抄家时抄走的东西，现在下落不明。”郑加真同志特别声明：“这是补课，做得晚了，请丁玲、陈明同志原谅。”郑加真的话刚讲完，丁玲一挥手，笑着说：“快别说这些了，我这次是来向哺养我的北大荒人还债的，不是来要债的，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停了停，老丁感叹地说：“如果能设法找回那些手稿，那我就万分的满足了。那些钱、物什么的，不用再提了。”
陈明对郑加真说：丁玲1958年写的一本日记，题名《相对集》，1965年时被一位同志借去看了，后来放在农场总局，便不知下落。“社教”时老丁写的《丁队长的家史》的手稿，也遗失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已写了8万多字，当时怕被造反派抄走，曾送去别处保藏，但后来又怕牵连别人，只得把手稿用牛皮纸包好，再用麻绳紧紧地捆扎起来，交给农场公安局。陈明不无感伤地说：“当时，我对公安局的人员说：‘这包材料，是丁玲的罪证，我特地送到公安局来，请你们一定要锁在档案柜里保存好，以后给丁玲定罪，就全凭这包材料。原以为公安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那知不久，砸烂公检法的风也刮到了农场，公安局几经夺权，这部手稿，是再也查不到了……”
丁玲接着说：“反正我下定了死心，不写完《在严寒的日子里》，死不瞑目。”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写北大荒的计划，怕是完不成了，只好把一些人物放到我的回忆录里去，弥补一下吧。北大荒的回忆录，我是一定要写的。”
开车从普阳到宝泉岭，两个小时就到了。丁玲离开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街，房屋低矮，破破烂烂。最近三年，宝泉岭大变样了。除了她挨批斗的工人文化宫那幢“大”建筑物还记忆犹新之外，其他的地方，她几乎都认不出了。一座新建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