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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韩荆州，只要你心怀坦白，为他人着想，你到哪里都有朋友。她说：我在北大荒12年，交上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给予我的温暖、帮助，至今还装在我的心里……
在西安，她应邀谈文艺创作自由问题。她坦率提出：“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当代作家只要真正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创作就会有广阔的天地。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得政策，又善于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如果你一提起笔来，就想主编喜欢不喜欢，得奖不得奖，总想在这些方面找什么窍门，那你就难得自由。”
1985年冬天，丁玲由于肺部感染，旧病恶化，第三次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谁也不曾料到，这是她最后一次住院。1986年1月份，丁玲最后一次在病室召集由她主持的《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会议，还审阅了一位青年作者的一部近10万字的稿件。那天，她和《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人员，谈当前的文学创作，谈《中国》编辑部的队伍建设，谈了许多许多。在握手告别的时候，她说：以后有机会，希望和大家再多谈谈心，促进相互理解。这是她留给《中国》的最后遗言。
她最喜爱她的小外孙。这年除夕，陈明特地带着小外孙和全家人到医院，坐在她的床边，希望陪着她愉快地度过这坎坷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年节。丁玲爱抚着小外孙，安详地、情深地对陈明微笑着说：“你们都回家去高高兴兴地过个团圆年吧！看来我是真的要成佛了。”
1986年3月4日上午10时45分，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享誉国内外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玲同志，走完了82年光辉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丁玲去世的消息传到北大荒，宝泉岭农场糖厂厂长何富有的80岁老母哭着说：“我这老婆子活着也没有用了，让我去替老丁死吧，老丁还有许多大事要做哩！”
丁玲弥留之际，嘱告亲人：“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何必惊动那么多人。”她还要求：“不要称我为著名女作家。著名不能靠标榜，作家也没有必要分男女。”王震将军听说丁玲生前要求不办丧事，立刻表示：“一定要开追悼会，我来主持。”
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前两小时，悼唁大厅外面就簇集有人群。一位从甘肃自费来京的年轻人，刚下火车就赶来八宝山，喊着要见丁奶奶最后一面；山西长治的工人代表持着挽联，搭夜车赶来了；纺织工业部的一位干部，扶着老母，领着孩子，一家三代都赶来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与丁玲“非亲非故”，然而却都是丁玲生前在人民中间结交的最亲的亲人。他们站在卷起黄沙的冷风中，静静地等待着向自己敬爱的人的遗体告别。告别仪式的参加人数，原规定在500以内，结果一下子来了1500多人。老将军###紧紧握着陈明的手说：“我来晚了，来晚了。”有位鬓发斑白的将军，深情地向丁玲的家属一一握手，陈明暗想：这将军是谁？老了，认不出了。老将军深沉地对他说：“我是杨成武，杨成武！”
丁玲的灵床四周，撒满了鲜花。灵堂前竖立着她的放大手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光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灵堂四周，厅内厅外，一直到走廊，都布满了感人的挽联、唁电、唁信。清华大学的悼唁信，后面署名“万名学子”，表达了这座著名学府的青年对丁玲的崇敬。山西长治学生的挽联，概括这位人民作家坚强的一生：“80年坎坷，两度入狱，数次蒙冤，经历创文坛奇迹；誉满人间，毁满人间，昭昭思史鉴千秋，论定不负我崇钦。”
黑龙江农场总局派专人来北京，代表北大荒人向老丁遗体最后告别。他们连夜赶到天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文工团特地送来的一面鲜红鲜红的红旗上，请画家范曾写了四个大字：“丁玲不死”，署名“北大荒人敬献”。然后把这面织着北大荒人千万缕哀思，寄托着北大荒人的深深思念，散发着北大荒人的温暖的红旗，轻轻地覆盖在老丁的遗体上。
从北大荒采访归来，我又坐到北京阜外大街22号9层丁玲家中的会客室里，凝望着迎面竖立的丁玲的巨幅照片。照片上的丁玲，穿一身八路军制服，扎着绑腿，这是1938年她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时的英姿。照片旁有丁玲亲笔写下的字句：“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
我咀嚼着这句朴实的话语。
1987年5月采写于北大荒—哈尔滨
1987年10月修改补充于北京—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