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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大铁饭锅,也顾不上锅底沾满厚厚的一层黑烟灰,拉床棉被把我盖在床上,双手抬着饭锅就塞进我被窝里。你不能掀开大姑娘的床被搜锅吧!我娘还真有心眼,俺家这口锅就没被搜走。”听着,老丁也禁不主仰面哈哈大笑了。
何富有 以后鸡排的这些小姑娘有事找畜牧队指导员李志功,李志功干脆一挥手:“这些事你们找老丁去。”队上有什么思想问题,李志功也找丁玲商量。北大荒人说:老丁是畜牧队的不是指导员的指导员。
有一天,丁玲家的炉子坏了,漏烟,找我去她家帮忙修理,老丁问我:“老何,你看我是坏人吗?”
我一愣。老丁接着说:“有人都说我们是大右派,你怎么理解?”
我说“右派是从中央下来的,你到我们这来,和你一接触,听你说的,看你干的,就知道你是好同志,不是坏人。你看,现在鸡排有啥事,指导员还说:找老丁去。同志们对你都放心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都放心了!”
丁玲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闪着激动的泪花,她说:“今后我就大胆地为大伙干吧!我是来接受改造的,你们看我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我也好改。”
我高兴地想:“到底是老革命,还这么虚心。群众年年评议,都说老丁早就该摘掉帽子了。1961年陈明摘帽子,没有她;1962年摘帽子,又没有她。农场年年评先进,老丁有帽子,是先进,也不能评。群众都在私下嘀咕:老丁这样实心实意跟党一条心,为什么改造就没个完呢……”
“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1)
###发调令,让丁玲回北京来。她给作协党组写信说:中央的精神,还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我已经在下面了,我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锻炼。丁玲积极在农场帮助扫盲,办黑板报,在田头地边进行宣传鼓动,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北大荒。
1963年,农场工人都嚷嚷开了:老丁要回北京了。一群群转业官兵,一群群姑娘、小伙子,有的喊老丁,有的喊大娘,有的喊丁奶奶:“你真的要走吗?”
丁玲还是像往常一样,闪亮的大眼睛,爽朗的笑声,深情地回答说:“是有这个消息。你们都在这里,我怎么能离开你们,离开北大荒呢!”
“这话是真的?”
“真的。”丁玲坚定地回答:“我不走,和你们一起,扎根北大荒。”
调丁玲回北京的事,确实有过。1963年丁玲回北京,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动向丁玲提出:“你在北大荒劳动这么多年,够苦的,回来吧!”并要她马上到周扬那里去一趟。
周扬见到丁玲,说:“回北京来也可以嘛!”
丁玲回答说:“看中央的精神,还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我们已经在下面,不必再回来了。”
周扬说:“回来了,也还可以经常再下去嘛。”接着,周扬告诉丁玲:调令由###写,通知文化部、农垦部。
丁玲回到北大荒后,还是提笔给作协党组写了一封恳切的谢绝信,信上说:“我来北大荒已五六年了,自觉锻炼得还不够,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比回北京后经常再往下跑要好些……”
1963年,农场开展了扫盲运动,陈明已经摘帽,被正式任命为文化教员。丁玲头上还有帽子,就成为农场没有任命的文化教员,负责畜牧队的扫盲工作。
我在农场访问了当年许多被“老丁”摘了文盲帽子的“老农垦”,他们讲了许多老丁当年帮助他们扫盲的感人事迹。
畜牧队有个排长叫王世发,说个俏皮话,张嘴就来,教他识字,就是不开窍,大伙叫他“顽固派”。老丁教他一个字,他自己憋得满脑门冒汗,学了半天,转身就忘。他恳求老丁:“我这人不是这块材料,在部队上就没学进去。打上甘岭我半点没含糊,就这方块字我怎么也攻不进去。”
丁玲特意到王世发家串门,进屋一看,在老王的炕桌上,摆着一大堆钟表零件,原来老王喜欢摆弄钟表。丁玲高兴地一拍老王的肩膀:“你这‘顽固派’可一点也不顽固呵!笨脑门还能摆弄钟表,你的问题,就是不专心。”
“老农垦”们谈起老丁在农场扫盲,都说:这老太太办法多,热情高,想方设法,非让你把盲扫掉。老丁在每个鸡舍、猪舍门前,都钉块黑板,你是养鸡的,她就在黑板上写上个“鸡”、“蛋”;你是养猪的,就在进门的黑板上写上个“猪”、“肉”。结合着你的工作,让你喜欢学,乐意记。扫盲分高、中、初三个班,识了一些字的,就升级。每天下班后,上文化课。老丁能写,还能画。畜牧队的会议室都贴满了她用纸画的苞米、大豆、高粱、猪、鸡、鱼、虾……在画的下面写上“苞米”、“大豆”……让人看图识字。学会识字的,丁玲就教他们造句。丁玲在黑板上写“北风”两个字,他们就写成一句“今天刮北风”。丁玲写上“窗户”,他们就写成一句“把窗户关好,别把小鸡冻了”。
鸡排有个家属叫王秀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字学三天也记不住,成天心里只惦着孩子,干完活,打扫完鸡舍的鸡粪,就急着往家跑。现在,打扫完鸡粪,要去上完文化课才能回家。早先王秀莲打扫鸡舍,利手利脚,几下就把鸡粪清理干净了。有次她故意磨蹭,想躲过去。老丁这时轻快地走过来,一边和她唠叨,一边拿起扫把忍着骨质增生的剧烈腰疼,弯着腰,帮着王秀莲一起打扫鸡粪,清理鸡舍。王秀莲再也忍不住了,伸手夺下丁玲手中的扫把。“你腰疼病这么厉害,还弯着腰帮我扫粪,快歇着。”结果她一分钟也没耽搁地跟着老丁去上文化课了。这年一个冬天,全畜牧队的30多个文盲,都能写封简单的家信了。
有一天,丁玲把王秀莲找来,拿出纸、笔,对她说:“来,我讲你写,看你学的怎么样?”
王秀莲握着笔,丁玲随口念出一个顺口溜:
“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2)
远看一条溪
近看一群鸡
要知鸡多少
不比星星稀
丁玲念完了,王秀莲也写完了。
年终全农场评扫盲先进单位、优秀教师。畜牧队评为全场的先进单位。评优秀教师时,党委宣传部长王惠侗为难了。他最后想了一个“万无一失”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榜上不写丁玲的名字,其他和优秀教师一样,发给老丁一个纪念本,本上印着“奖给优秀教师”几个闪光的红字。
丁玲扎根在北大荒,把延安的革命传统也带到了北大荒。郭硕基那时在农场做工会工作,他也是来自上甘岭的英雄部队,那时他在团侦察股任见习员。他平常喜好吹拉弹唱。丁玲有一次找他,对他说:应该在农场把业余文化活动搞起来,开展大唱革命歌曲的群众歌咏活动,组织文艺演唱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搞宣传鼓动。老郭一听,就说:“太好了,早就想搞,就缺个出主意、领头的。”
陈明在一旁插话说:在延安抗大时,每逢开会,都有拉拉队,“来一个,要不要”此起彼落,歌声震天,气氛热烈极了。
丁玲首先带头,在畜牧队排完了《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还排演了《刘三姐》。场部排演《三世仇》,就把丁玲、陈明找来当导演。老丁的住处离场部有三里多地。冬天农闲季节,下午四点就黑天,在零下30多度的冰雪荒原里,若遇上“大烟泡”,风雪扑面,刮得人睁不开眼。北大荒人每天都亲眼看到:丁玲老俩口吃过晚饭,就早早地提前来到场部俱乐部。每天排完戏,都是深夜十一二点了。老丁紧紧地裹件大棉猴,带上大口罩,老俩口互相扶着,踏着吱吱作响的冰冻的雪地,走回自己的住处。每天如此,风雪无阻。
农场一下活跃起来了,每逢开会,党委书记上台带头指挥大唱革命歌曲,台下“再来一个,要不要”的喊声振天。热烈的气氛,把人们的感情,带到了烽火连天的革命斗争年代中去了。他们排演的《三世仇》、《刘三姐》等话剧歌剧,被邀请到各农场巡回演出。汤原县开党代会,还请他们去演了几场。
农场有个小青年,姓吴,不满17岁。他看了《三世仇》后说了一句:“旧社会的地主有这么厉害吗?”恰好这时《农垦报》的记者来了解农场开展文化活动的情况,听到小吴这句活,就要反映到编辑部去,要在《农垦报》上展开批判。丁玲听说后,特地找到这位记者,说:“小吴是个孩子,他长在新社会,也不知道旧社会地主是什么洋,是个认识问题,帮他提高认识就可以了。要在报纸上展开批判,他挨了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后,丁玲又特意找小吴:“你没经过旧社会,四川的《收租院》你看了吧?那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那地主不比《三世仇》里的‘活剥皮’厉害多了?”
春播、秋收大忙季节,老丁更忙了。她帮着工会组织文艺小分队,到田边地头演出。她就像战争时期的宣传鼓动员一样,看到谁干得好,干得快,她就给文艺宣传员编一段,在田间地头唱起来了。那时农场处在初创时期,没有钱买乐器,只有一把胡琴,老调填新词,上嘴就唱,宣传起连队的好人好事来。大伙一听,干的劲头更欢了。丁玲、陈明老俩口,就像在延安时期一样,经常一大早,就背个背包下连队,放下背包,就掏出小本本采访记录这个连队的新人新事,收集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王俊芬回忆说:“陈明在生产队办的黑板报,取名《农业尖兵》。老丁在畜牧队办的黑板报,不取名,什么季节,畜牧队有什么任务,她就在黑板报上宣传什么。”
一年冬天,小鸡饲料中缺乏叶绿素,这样开春小鸡容易得“白饥病”。鸡排的姑娘,都拎着篮子到野外去为小鸡挖野菜,老丁也跟着去了。北大荒的春天来得迟,而且多雨,天空几片乌云飘过来,说下雨就下雨,老丁那天正碰上一场大雨,淋成个落汤鸡。她回来之后,第二天就写出了一大板黑板报,两行醒目的大标题是“大家都来挖野菜,母鸡下蛋接着来”。下文就一段一段地表扬这天挖野菜谁挖得多,谁干得最好。
有天大伙早下工了,王俊芬吃完晚饭回鸡排一看,老丁还趴在那里写黑板报。她说:“大娘,人家都吃过晚饭了,你还不回家?”老丁忙得都顾不得抬头看她一眼,只说:“这是我的工作,工作没干完,怎么下班呢!”畜牧队的黑板报,每周要换两三次,收集材料、画、写,全是老丁一个人包了。
沉到人民中的这位坚贞的人民作家,把精神上的创伤,深深埋在心底。她凭着一个北大荒垦荒战士的激情,一颗赤诚的童心,紧紧和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豪迈事业熔化在一起了。
董世钧是农场的工会干部,也是上甘岭英雄部队的通迅营的排长,他回忆丁玲时说:老丁带头办黑板报,鼓舞干劲,各个生产队,都掀起了办黑板报的热潮。农场工会决定举办一次全农场的黑板报比赛。老丁和老陈,都精心地编排了一块黑板报。老丁的黑板报,用的是一张炕席,四周用木条钉个框框,上面糊上纸。她自己画报头,自己写诗歌,写畜牧队、养鸡排的先进人物,她还画些插图,配在黑板报上。黑板报编排好,她和老陈俩人,抬着送到农场工会。那天下午天气还挺好,黑板报就顺墙放在大院里。睡到半夜,老丁被一阵狂风刮醒,她想起黑板报还放在大院外面,立刻从炕上翻身起来穿上衣服,喊醒陈明:“外面起风了,黑板报还放在露天地上,快到场部去把黑板报抬进屋里。”老俩口摸着黑,顶着风,快步赶了三里多路来到场部大院,进院就动手把黑板报抬进场部屋里。老俩口刚走出大院,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朝陈明眼前射来,随即传来厉声查问:“谁?”
陈明被照得睁不开眼,还以为是打更的闹着玩,“是我,你没看到吗?”
巡逻的人背着大枪,走近一看,毫不客气地厉声说:“原来是你们两个!半夜三更的,跑进场部搞什么鬼来啦?”陈明一听,一股火气冲上心头,也厉声说:“你没见快下雨了,黑板报不赶快抬进屋去,淋坏了怎么比赛?”背枪的“哼”了一声,说:“你们这号人还有这副好肠子?”
丁玲站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是刚刚摸黑急着赶来的。你不信,去摸摸我炕上的被窝,被窝还温着呢!”
背枪的人不容分说:“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第二天,农场公安局局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鲁莽的青年人,亲自到丁玲家道歉。陈明憋着满肚子的火还没消。正要开口,丁玲接过话头说:“公安局长都亲自来了,误解澄清了,就好嘛!”
丁玲本来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