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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特别是词中“纤笔一枝谁与似”一句，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对丁玲的至高评价，时隔50余年，看丁玲在北大荒的12年，这句至高的评价，仍然在这位誉满中外的老作家身上闪发着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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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泉岭农场（1）
农场的造反派怂恿中学生揪斗丁玲。那些向丁玲学写作的人，被作为“丁玲地下俱乐部”成员，受到批斗。但北大荒人在暗中保护她。农场家属揪着孩子们的耳朵说：你再跟着喊打倒丁玲，就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陈明偷偷传过来的纸条、火柴盒、苞米叶上短短的几句话，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一天深夜，她被脱光搜查，那些特殊书简都被销毁了。
1970年，丁玲和陈明被捕，离开了北大荒，押往秦城监狱。
1963年11月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在天桥剧场，和周恩来总理并排坐在一起，陪看她编导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祖慧是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芭蕾舞编导的。《巴黎圣母院》是她毕业回国后编导的第二个芭蕾舞剧。总理兴致很好，前几天就看了一遍，这次是第二次看。总理看着坐在身旁的祖慧，关切地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8岁了！”祖慧回答。
总理又问：“你妈妈在农场身体好吗？”
祖慧连忙回答总理：“我妈妈在农场身体很好。”
总理微微地侧过身来，满含着关切之情：“还常常跟你妈妈通信吗？”
祖慧说：“我常常和妈妈通信。”接着，祖慧还告诉总理：“我回国后，还去北大荒看望过妈妈。”
总理放心地点点头，“好！”
胸怀豁达，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从来很少哭过的丁玲，读着女儿描绘此情此景的来信，感受到寒夜中一股灼热的暖流，她感到极大的温暖而从内心深处流出了滚烫的热泪……
1963年王震同志又一次把丁玲、陈明找到北京，关心地对丁玲说：“你在一个农场呆的时间太久了，局限性太大，应该到垦区去走走看看，换个地方，做点写作的准备。”
这时汤原农场的农垦战士，也正准备到普阳农场去，开辟新的垦区。这年夏天，丁玲和陈明驱车在北大荒的辽阔原野上，连续参观了几个农场。几年工夫，亘古荒芜的北大荒，到处都覆上了一片葱绿的庄稼。有一天，她来到宝泉岭农场，《农垦报》的记者李兆基对她说：宝泉岭农场场长高大钧，是位老红军。苏联红军解放佳木斯后，他是从延安来的第一任佳木斯市委书记。李兆基还谈了高大钧的许多事：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有人给他送来鱼肉，他一两不留，送到了食堂、托儿所……
丁玲被这位受人尊敬的农场场长高尚的革命情操深深地吸引了，她决定就在宝泉岭农场落户。
陈明说：“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头上还戴着三顶吓人的大帽子，群众又怎么看我们？”
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过去是靠文章联系群众，现在我们就靠劳动来联系群众。还是像在汤原一样，到人民中间去。”
她选择了宝泉岭农场最脏、最乱、最落后的第八居委会去做家属工作。
坐在我对面的当年宝泉岭农场第八委的两位主任张文豪、胡冬莲，听说记者求采访丁玲生前和她们一起做家属工作的事迹，感情十分激动。胡冬莲是湖南人，来北大荒几十年了，还是一口道地的湖南乡音。她说：八委的脏乱，在全农场是出了名的。一排草房，住着50多户人家，取名叫“六十户”。房前一条土路，积满了人尿、鸡尿、猪粪，春天一开冻，臭水都淌进了屋里，谁也不出来清扫一下。每天一开门，老娘们就站在草房门口，不是骂谁家的猪拱了她家菜园子，就是骂谁家打了她家小鸡。老丁一来，就组织我们学毛主席著作，头一篇，就学《为人民服务》。八委原来就是个老落后，什么会也召开不起来，这次听说中央下来了个大右派，这才“看新鲜”来了。来的人也不多，有的站在门口，有的站在门外，看看老丁是啥样。
老丁不慌不忙，乐哈哈地和家属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老丁说：“我来八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们八委的人了。”大伙一听，这老太太讲得挺亲热。接着，老丁又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到北大荒来的。”她用手指指胡冬莲说：“我和胡冬莲就是湖南人。湖南，你们知道吧，在顶南边，毛主席的家乡就在那里。这里还有山东、河南的。都是亲姐妹，要互相关怀。听说早先为了谁家打了谁家的一只小鸡，就吵得见面不讲话，以后不要再为一只小鸡打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宝泉岭农场（2）
从这天开始，每周一、三、五学习，二、四、六打扫卫生，老丁一大早就起来，领着家属把一条又脏又臭的路，铲掉粪便，铺上沙土，修得溜光干净，成为全农场最好的一条“大马路”。都是义务劳动，比上班还忙。
有天老丁找张文豪、胡冬莲商量：农场大忙季节，要动员家属出来参加麦收。可每家都有几个娃娃，孩子咋办？
老丁找到高大钧，建议办个农忙托儿所，就愁没一间房子。高大钧一听，高兴地大着嗓子说：“到底是老区来的，还是你老丁想的周到。”老高马上答应，让总务科拨间房子给她们办托儿所。高大钧说：“这是间旧房，有些破烂，还得靠你们自己动手修理一下。”
老丁也高兴地回答说：“只要拨间房子给我们，别的，我们全包了。”
这间房子就在八委居房马路对面，原先是养奶牛的，房顶透亮，四壁塌落，屋内积雪还有尺把厚没开化。老丁就组织年轻的家属，去草甸子打羊草苫房子。老丁也卷起手袖，和家属们一起在刺骨的泥雪浆里，垒墙堵洞，抹泥，铺地，几天工夫，把一间破烂的房子粉刷一新。丁玲还特地买 红的、绿的彩纸，在上面写着儿童们喜欢的儿歌，贴在四周墙上。孩子入托了，家属们无后顾之虑，仅六委就有33个家属参加了麦收劳动。
老丁还在家属区办起了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板报挂在什么地方合适呢？都是一家一户的。还是老丁出的点子：挂在井台上。家家每天都要吃水，每天都得上井台打水，摇咕噜那工夫，就把黑板报看了。黑板报一出，家属的干劲更大了。
张文豪告诉我：老丁写的《杜晚香》中的人物，就是她在这里交上的朋友。杜晚香的真名叫邓婉荣，是垦区的一位劳动标兵。那时她白天和老丁一起跑家属区，夜晚到夜校扫盲班听老丁讲课。邓婉荣为人好，谁家有困难，她就不声不响地去帮助人家排忧解难；重活苦活，她不声不响地抢在前头干。只要她看到老丁在干活，她总是一步抢过去：“大娘，你这么大岁数了，我来干。”1964年冬天，丁玲就写下了这篇散文《杜晚香》，满腔热情地歌颂献身北大荒建设的北大荒人。当时连《农垦报》也不敢发表丁玲的作品，稿子写好后，丁玲就放进抽屉里。
这年冬天，萝北县妇联主任来农场检查妇女工作，发现落后的八委变成了先进的家属区，就要农场写材料，上报省里树为全省家属工作标兵。有人偷偷告诉这位县妇联主任：“你知道这八委的工作是谁干的？”
“谁？”
“大右派丁玲。”
这位县妇联主任有胆识，也很有魄力：“不管是谁干的，成绩突出，该树的就得树。”
张文豪、胡冬莲分别出席萝北县和黑龙江省的妇代会，代表八委去介绍先进事迹。老丁戴上老花眼镜，连夜给她们赶写发言材料。临走时，老丁从箱子里找出一件短呢大衣，一条兔毛头巾，对她们说：“试试看，看穿着合身不？”她俩个头也不高，一穿正合适。她们就穿上老丁借给的衣服，带着老丁亲手为她们写的发言稿，上县里、省里去介绍六委的先进事迹了。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这些日子，白天忙家属工作，晚上坐下来看书，读报。未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一搁将近十年了。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前，她已经写了八万多字，灾难突然降临，这未写完的长篇著作就只好压在箱子底下。现在，丁玲生活在人民中间，人民给了她新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她萌发了要把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写完的念头。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中华大地，灾难刮到农场，首先落到了她的头上。抄家、批斗、蹲牛棚，她受到更大的折磨……
北大荒人理解她，从心里尊敬她，在她遭受磨难时，北大荒人暗暗地都在保护她。农场的造反派受到北京来串连的“小将”们的煽动，怂恿一群中学生去揪斗丁玲。她们用高音喇叭，狂呼“打倒丁玲”。有些家属，就偷偷把孩子拉回家去，狠劲地揪着孩子的耳朵说：“你再敢跟着喊打倒丁玲！我就把你的嘴撕破。”老丁关在牛棚里，半夜有人轻轻敲着窗户，轻声地说：“老丁，你要买肉，买鸡蛋吗？我替你送来。”老丁的心一酸：“多好的北大荒人呵！”在批斗高潮时，六委50多户家属，也分成两派，可是，两派的人，谁都不揪斗老丁。他们看到老丁被斗，坐飞机，都含着泪花，不忍心看下去，都偷偷地溜回家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宝泉岭农场（3）
丁玲第一次被“揪”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回来时，陈###如刀绞。丁玲却平静地对陈明说：“我很想写一封信告诉孩子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一次反派。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
丁玲和陈明从汤原到宝泉岭来时，农场场长高大钧按王震部长的指示，安排他们夫妇俩住在农场招待所的两间宽敞的房间里。“文革”一来，他们被赶到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泥草屋里。游斗之后，再次被扫地出门，进“牛棚”隔离反省。他们各自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里，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彼此不能见面，更不得交谈。丁玲的小屋有一扇玻璃窗，造反派们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紧闭的小窗，成了丁玲和陈明互通心声的“秘密联络路线”。遗憾的是，窗外悬有一条晒衣服的绳子，几乎每天都挂满了农场职工晾晒的衣物。丁玲必须从衣物间的缝隙，才能看到阳光下的露天。
有一天，丁玲偶然站在窗前，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朝外望去，她一下子惊喜住了：那不是被关进这间“单人牢房”后她日夜思念的亲人吗？她睁大着那双圆圆的黑眼睛，再仔细看他：他穿一件棉衣，眉毛上边压着一顶厚厚的狗皮帽子，拿一把竹扎的大扫帚，正在若无其事地“左右开弓”，掀起阵阵尘土，大步大步地朝着她的窗前扫来。丁玲看得十分清楚，他那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正朝她的窗户注视着。她生怕让看守她的那个厉害的女人发现这个秘密，急忙拿半张旧报纸，用浆糊朝玻璃窗上一粘，就把这条“秘密联络线”给切断了。她的心怦怦地跳。她刚躺到炕上，看守就闯进屋子来了，一进门，就恶狠狠地喊道：“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被造反派关在这里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摘帽右派”，每天三次进食堂请罪、打饭，都要从丁玲住的门前走过。这就使她又得到了和亲人见面的机会。当然，那只是一刹时间，而且“黑五类”都是低头排队进食堂的。有一天，丁玲正在屋外捅火墙的炉子，这是造反派分配给她的“轻微劳动”。背上钉着白布的一群“黑五类”低头排队走了过来。陈明有心计，早就偷偷地写好了一张纸条，揉成一团，紧紧握在手心里。陈明低头从她身边走过，她忽然感觉有一个东西，轻微地落在她的身边。她平常动作缓慢，这时不知哪来的一股轻巧劲，本能地一下子就把它踏在脚下，然后用眼睛朝四周一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她赶快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她心里着急：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这么大胆呵！她急忙把纸团揣入怀里，走进小屋，小心翼翼地塞进铺盖底下，一颗急剧跳动的不安的心，这才稍稍平定下来。她又去干那“轻微的劳动”，干完活后，就进屋安安稳稳地躺在炕上。她不敢伸手把压在铺盖底下的那个纸团掏出来，她害怕一旦被看守的人发现，又是一场大祸。她并不担心自己：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喷气式”也坐了，人到此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是怕惹出事来，祸及陈明。她侧耳倾听周围一切细微的动静，等到她确认绝对安全时，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从铺盖底下轻轻地拿出小纸团。展开一看，密密麻麻的熟悉的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