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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伸出手指，对我说：你记，你写，你写下去。
我突然明白了，我对他说：是，我记，我写，我写下去。
晚上的时候，陈辉死了。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看见一个穿了黑衣服的女人，她大约有四十多岁，看样子保养得很好，还很苗条。穆易沉郁的眼睛好像闪烁了一下，他径直向她走过去。
“你是陈辉的儿媳吧，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女人警惕的问，但是脚步没停，向门外走去。
“谈陈辉的事儿！”穆易不依不饶，虎着脸追了过去。
女人站住了，冷淡的看着他。“您这是干什么？我又不认识您，”她又用英文加了一句，“先生，请你自重。”
穆易终于爆发了，他高声叫道：“陈辉死了，可我还想问问你，你就一点儿也不愧疚吗？你们就那么自私，那么冷酷吗？”
人们听见吵闹声就呼拉拉的围了过来，穆易还是又跳又叫：“抢夺国有资产轮到你了吗？剥夺工农权利轮到你了吗？”我看穆易说得离谱，用力把他拉开，然后附耳对他说，我来修理她。
陈辉的儿媳身边正围着几个人劝解。女人说，我不生气，和一个脑软化的人计较什么！
接着就说起在美国的丈夫儿子的事。众人都在等车，便走过来听，气氛渐渐融洽。
我看看她，突然一笑说，你的眉毛，是花百十块钱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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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我魂魄（18）
女人一怔，下意识的用手按了按眉毛，不解的看着我。我推心置腹的对她说：“这个就不对了。国内的时尚是——我是说高尚人士，做一次美容，没有一千多块做不来的，这是品牌意识，要的名牌名店，花的是感觉。你看看，你这样走在街上，别人会轻慢你，会可怜你。”
她脸色沉了一下，不说话了，样子有些沮丧。
我同情的说：在外面不容易吧？
她的眼圈微红了：“当然，在外面要打拼，还要供房，我容易吗？我不卖国内的房子，供得起吗？他们还不理解，还——”
声音嘶哑了，终于涕泗滂沱了。
我在大门口看见了铜寿，看样子是刚下火车。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冲进了医院。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穆易：铜寿和陈辉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孩子是谁？
1942年，二十一岁的陈辉随着区工作队冲进了铜家峡，铜家峡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着青烟，街道上，水井里，到处是村民的尸体。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孩子，大约两岁的样子，赤身裸体，浑身熏得乌黑，他逡逡而来，好像目无所视，在每一处半坍的门前停下来，叫一声：娘！
这幅情景肯定永远留在陈辉的心里，它成为北平学生陈辉的人生转折点。
穆易说陈辉抱起了这个孩子，哭得象一个傻子，还说仗打完了叔叔来看你。
穆易说，陈辉一直在找这个孩子。
我想起临走前铜寿给我的诗稿，我从手提包里掏出来，递得穆易，诗稿上写的是《我的歌》，卷首上是：
追我魂魄
八千儿女浴血疆场，天地为之久低昂，
青山寂寂碧血无痕，追我魂魄呵还我刚阳，
中华女儿呵令人难忘，她好像百合花凋落在太行，
热血男儿从容赴难，留下这美丽的故事永远传唱。
我对穆易说，他终于找到他了。
2002年10月5日
。。
《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1）
文/云杉
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追我魂魄》会有这样大的反响。
2004年2月，热情的读者把它贴到网上之后，几天之内，传遍世界许多中文网站。远在国外的朋友也把他们看到的评论发给我。
在网络上，你几乎是面对面的看到读者对作品的看法，人们对这篇作品表现出的热忱使我非常感动，有的网站组织网友去寻访培蕊的殉难之地，而对没有留下名字的李营长，大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好消息，李营长找到了”的评论。人们感兴趣的是，这到底是一篇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采访记录？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追我魂魄》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它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八路军总部突围的那次战役，其惨烈的程度远远不是我的笔墨能够涵盖。关于这次战役，正面描述的很少，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仅在后来编撰的《彭德怀》传中有所提及，大约不足百字，文章中说突围人数是两千人。
但是根据我接触的亲历者回忆，人数应该在八千人左右。这不仅包括八路军总部的直属机关，也包括学校、兵工厂、银行、剧团、医院、报社等随队转移的人员，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至于说有多少人牺牲，那大概是一个永远的谜了，不是不想统计，而是根本无法统计。我在文章中说到溪流被染成了红色，山谷里铺满人和骡马的尸体，到处散落着机器的零件，不是我的想像，而是原话就是如此。我只能说的是，事实比我写下来的更撼动人心。
我特别惊诧于当事者后来那种平静，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平静。我提出要采访一位跳崖后侥幸活下来的女同志时，她“愁得一夜没睡，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迹”，“就是剧团的演员，连枪也没有”，“后来从悬崖跳下了，队长也跳了，大姐们也……八路军么，就是不能当俘虏……”
不少读者喜欢左权与李营长那几句简短的对话，认为很凝重。那是真实的，生离死别，却平静得尽在不言之中。
是英雄而不自知，那是真英雄。
我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为数不多的资料里，也提到了这支由外国共产党员组成的支队。他们人数不多，大约一二百人的样子。其中不少是朝鲜人，也有其他国籍的同志。这些人的特点是文化程度都很高，通晓两三种外文。他们坚决要求留下来阻击敌人，但是领导不同意，参加阻击任务的八路军指战员也坚决不同意。
要求参加阻击的人很激动，要求他们撤退的人也很激动。
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花絮吧。
当我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年参加战斗的老人看着我，很奇怪我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他回答说：他们有文化，是人才，应该留下来……
留给战后的中国，抑或是那个向往中的大同世界？
这是热血而慷慨的生命，他们赴死的时候从容，也留下对未来的祝福。人性至此，我也无言。
不过我还是补充一句：还是有一些外国同志要死要活的留下来了，和八路军战士一同阻击“黑鸦鸦的、看也看不到头的日本军队”，“都打疯了，站起来打，机枪就架在肩上”，然后……
资料说，他们“牺牲得很英勇”。
中国革命，要比文字能流传下来的惨烈得多。
《追我魂魄》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培蕊的原型是山西人，出身于基督教徒家庭，两个哥哥都在抗战中牺牲，后来这个唱诗班的小女孩也走上了战场。与文章不同的是，她坠崖后被树枝挂住了，得以幸存，但是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李营长固然有他的原型可循，我没有给他留下姓名，是因为他是一代中国军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出身于最贫苦的社会底层，是中国革命把他们百炼成钢，成为那种“无法让人忘怀的、战神一样的英雄。”他们留下来的故事，丝毫不比人类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逊色。
我特别要提到的，还有新华社的前辈，那些老战地记者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他们一直恪守着忠诚和信念。新华社前驻柬埔寨的记者杨木，是最后一位见到波尔布特的外国记者。波尔布特垮台后，美国人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地，美国大使约见了杨木，提出用重金收购他与波尔布特在山洞前的合影。当时的波尔布特已经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处境就好像今天的拉登一样，而杨木已经退休，过着清贫的生活。如果杨木交出了照片，谁也不会说什么，可是杨木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从来不会出卖信任过自己的人。
我是做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和研究的，在一次军事专家和朋友的聚会上，我无意中讲了这次八路军总部战役，大家说如果你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是犯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上纲上线的激将法了，应该说没有这些朋友的激励，我可能不会写这部小说。
一个月后，我来到了太行山的南艾铺，也就是当年发生激战的地方。时值深秋，夕阳西下，那种青山寂寂、碧血无痕的感觉一下涌上了心头，我突然找到了《追我魂魄》内在的旋律。和我同去的一位新华社的同事，可能是心有同样的触动吧，她为《追我魂魄》的主题歌谱曲时，我听到后马上对她说，对，就是这种感觉。
《追我魂魄》背后的故事（2）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一位同事把它发给了正在加沙的战地记者，这位女记者在导弹呼啸声中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阖眼了，手中的电脑是她和祖国唯一的联系。她非常喜欢《追我魂魄》，但是她提出了一个字的改动，建议把“一位新闻记者的追索”改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追索”。
我理解，这不仅仅是谦逊，还有对职业的认定，“在事件面前，我们永远是微小的”。
一位连防弹背心也没有的年轻的记者，坚守在炮火纷飞的岗位上，在帐篷中等待着黎明的来临。每每想到此，我都会感动。
我的前辈，我的同事和朋友，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部小说，我不再是写一段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和历史之间无法回避的思索。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还在网上浏览，突然一位网友的话跳入了我的眼帘：喂，现在还有人没睡吗？我刚看完了抗战小说《追我魂魄》，中国，我为你自豪！
这位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我无端的认为他很年轻，而且很可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可能不会想到，此时此刻，有人正在静静的倾听着他的声音。
如果那些抗日先驱英魂有知，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一些旧闻，一缕魂魄（1）
文/史航
如果后世的子孙不能仰面体察，这光亮几乎为黑暗与遗忘共噬。
这一年眼看要过去了，我没有特别的惋惜，却也带了一点隐忧。
因为这是2005年，抗战胜利的六十周年。国人以六十为一甲子，万事都希望有些交代，结果呢，只是听说日本国的自卫队要改成自卫军了。别的事，没什么结果。
然而这一年确实要过去了，明年是抗战胜利六十一周年，国人怕是不习惯纪念六十一周年的，逢五逢十才有缅怀的激情，或者说，不缅怀一下觉得说不过去。
明年，大家都会省点事情了。元旦过后的全国图书订货会，抗战肯定不会是热点了吧？今年没挤进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抗战电视剧，明年怕也会继续砸在手里。
抗战的事情再被人提起，恐怕就要看东邻日本有什么动作了。他们若是嚣张，我们就能想起来愤怒，他们若是懒得嚣张，我们也就不容易愤怒。总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呢，“人家不忘，吾等之师”，也许更确切点。人家若是始终不忘，就真的是我们的老师了——拜神社，改教科书，改宪法……等于是老师给我们出的一道一道思考题，让我们凝神，让我们无语，让我们知道，一切还不是了断。
我是个干编剧的，我曾经发下志愿，一年写下一部中日关系的电视剧，可是，只做成两个，相隔五十年的两个故事；我是个东北人，祖上是当过亡国奴的，我也还没机会为东北的十四年沦陷写点什么——这都是让我偶尔发呆的事情。
目前我能做的，就是买书，买那些跟日本有关的历史书，买新书更买旧书，我不能眼看那些旧书化为纸浆，因为，它们本是血浆凝成的吧。
前一段买到了日本人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6年世界知识版的内部读物，印数只有七千八百册。我且摘录书中几个小标题吧——《“南京大火”纯系谣言》、《从未耳闻》、《广岛才死十四万人》、《东京审判史观的迎合者》、《抢劫——中国军队的恶习》、《保护中山陵明孝陵》、《“市内亦充满安堵之气氛”》、《受处罚的官兵百余名》、《下关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