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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公刘、庆节等周族子孙的苦心经营，“周”逐渐强大起来。此时中原一带早已改朝换代，殷商王朝也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北方的“鬼方”（即后来匈奴人的祖先）不断袭扰边境，商王战线太长，颇感不易应付。商王武丁虽然灭国无数，但仍然保留了西方的周，就是有意让它独当一面，牵制鬼方，以减轻殷商西侧的国防压力。
故事发展到这里，应该说已经很圆满了。周族摆脱夏的控制和商汤的追杀，不仅自创了一份基业，还得到了新的中央政权——商王朝的倚重和认可，似乎从此可以与世无争。而且，从他们一路向北的迁移轨迹上看，也很难再与我们关注的南方巴人扯上关系。
然而历史总会无中生有，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彻底改变了周人的命运，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也为巴人的亮相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
又见岐山
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场灾难，竟然是一次空前强烈的大沙暴！
这一事件，在古代典籍中一点都没有记载，完全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
人们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层剖面的分析，得出了一万年来气候水文变化的精确数据。距今8500～3100年前，是全球性的温暖期，黄土高原南部温暖湿润，水土优越，湖泽广布，生活着亚洲象、苏门犀、马来貘等亚热带动物。炎黄先民利用这一时机，逐步形成定居的旱作农业文化类型，发展了早期的华夏文明（黄春长等《西周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
然而，黄土地层和环境变迁学研究表明，距今3100多年前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东亚季风格局发生突变，伴随着强烈的沙尘天气，黄土高原从此进入一个相对干旱缺水时期，实际上这次气候变化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停止。如今遍及整个黄土高原、厚达40～80厘米的现代风成黄土，就是最近3千多年的降尘堆积覆盖层。
环境或许不能决定历史，但这场全球性的气候剧变，却直接影响到当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生存环境，一场民族大迁徙席卷整个亚欧大陆。从天才少年“后稷”那里传承下来的农业知识，面对不断增强的沙尘暴和急剧退化的水土资源，也显得束手无策。
这场旷日持久的沙尘暴天气，不仅大大动摇了旱作农业的基础，也影响到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来自蒙古高原的“鬼方”裹挟着戎狄等少数民族，不断向南拓展空间。被商王朝刻意安排为战略缓冲区的小邦周，一时间深受其害，两头不是人。
三十六计，走为上！周族的首领们决定南迁。
当时周族的首领叫古公亶父，是公刘的第八世孙。在周的历史上，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这位“积德行义”的仁者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终于得到商王朝的默许，率领族人南迁到关中平原西部、岐山下的周原——“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史记&；#8226；周本记》）。周原包括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一部分，这一带据说还曾经是炎帝的生息之地。亶父在此营筑宗庙、城郭、宫殿、房屋，成为周人的早期都邑。
这个“岐山”，让我们十分眼熟。不错！它就是后来三国时期蜀国伐魏时的前沿阵地，诸葛亮“六出岐山”、死而后已的那个岐山！此地西通氐羌，北拒戎狄，东望泾渭，南接巴蜀，在越来越黑暗的商代晚期，它宛如一座灵异的灯塔，哪怕光亮仍然暗弱，却在夜色中那么醒目，吸引着人们竞相依附。读过《封神演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岐山，就像一辆满载着理想的众神之车，它一经启动，就再也不会停止。
它的南方，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巴人，能看到这座灯塔，乘上这辆战车吗？
众神之车
《华阳国志&；#8226；巴志》中，对先周以前的巴国，记述十分简略，唯独武王伐纣这一段，却写得淋漓畅快：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晋&；#8226；常璩《华阳国志&；#8226；巴志》）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是东晋蜀郡人，出生在如今成都以西的崇州市一带。自古巴蜀一体，常璩虽然不是巴人，但写到这里也充满自豪，对《尚书》中肯定巴蜀伐纣有功十分得意。常璩的得意是有道理的：儒家经典《尚书》，还真不是一般的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汇编。过去认为《尚书》是因“上古之书”而得名，其实未必，《尚书》原名《书》，在汉代才改名为《尚书》。“尚”在汉代官制中掌管宗庙礼仪，因此《尚书》应理解为宗社所藏文献，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典藏，乃宗庙之所寄，具有至尊的地位。
常璩虽是蜀人，却也不得不承认是“巴师”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王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奇怪的是，尽管他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在现存的《尚书》中，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直接记录巴人的文字。于是人们一路追踪，最后来到商郊牧野的那个细雨濛濛的清晨。武王姬发站在几万将士前慷慨陈誓，开场白中提到的八个盟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8226；牧誓》）
《尚书》据说由孔子编撰而成，相传最初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但早已散失得不成样子。常璩应该是掌握了更多的材料，才说得那样肯定。显然，巴人与周在伐纣之前必然有过密切的关系、频繁的往来，甚至有共同的利益，这才会同仇敌忾，联手一博。毕竟当时商强周弱，伐商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可惜的是，所有一切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现在都找不到了。唯一剩下的，只有常璩那一声喟叹，和《尚书》中神秘的八国联军。如今，我们只能在这八国中寻找线索。
那么，当时的这八个方国究竟在哪里呢？
“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
——（唐&；#8226；李泰《括地志》）
对于这八国的来历，汉代的孔安国（孔子第十一世孙）曾有过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八国皆蛮夷戎狄！”但对于他们的具体方位，历来却争议颇大。一些人看到武王《牧誓》中把他们称为“西土之人”，就认定他们全都来自西南地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隋朝的孔颖达，认为“此八国皆西南夷也”。但要说八国全是巴人，恐怕也有些牵强。
八国之中，位于中原以西的“羌”是华夏族的肇端——炎黄文明，源出氐羌，因此有“禹兴于西羌”（《史记&；#8226；六国年表》）的说法。渭河中上游居住的大都是有夏遗民，很容易动员起来加入*大军。再看“蜀”：蜀人久居四川盆地，古蜀国源于川西岷江上游，地近氐羌，文化同源。古蜀国也和巴国一样，跟中原地区有过很深的渊源。有趣的是，古蜀国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巴人的贡献，西迁的巴人（荆人鳖灵）就创建了著名的开明王朝。
“微”的情况有些特殊。孔安国认为“微在巴蜀”，响应的人并不多。《史记》中说， “微”在山西潞城东，是纣王的庶兄“启”的封地，因此“启”又叫 “微子”。微子劝谏纣王不听，逃出京畿后投奔武王参加了伐纣，跟随他一起到牧野的可能就有微国的战士：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史记&；#8226；宋微子世家》）
牧野之战后，周武王并没有对商王室赶尽杀绝，而是出于*考虑，让纣王之子武庚坐镇朝歌，管理殷商遗民。谁知武王死后，武庚阴谋叛乱，被武王之子周成王所杀。为了稳定殷商余脉，周成王最后选择与周比较合作的微子作为商族首领，将他封在宋国，做了一方诸侯。微子从此励精图治，后来才有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
也有人说另有一个“微国”，在今陕西眉县到秦岭北麓的周至之间，和夏禹受舜禅封爵有关，那样的话，微国参与伐纣的动机也就和羌人差不多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巴蜀之师
除此以外，庸、髳、卢、彭、濮，都属巴方！
“古代的巴蜀两国，不是两个单一的、独立的小国。而是四五十个，乃至数百个小国联盟中的雄长与霸君。”（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
庸国，殷商时期即出现在汉中盆地东南，盘踞着如今鄂西北一带的大片山林，是巴方旗下位于汉水流域的一个大国。汉水流域，其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块不能被遗忘的地方，“汉族”之“汉”，就因此地此水而得名，但那已是汉高祖刘邦以后的事。商周以前，这里一直是巴人的控制区域。当初武丁*巴方的战争，应该就发生在庸国附近。
汉中盆地与关中平原隔山对峙，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之间的交通枢纽，素有“小江南”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庸国一度十分繁荣。
由于当时商周力量争夺的焦点在中原，庸国还处在*的边缘，这种地缘关系为庸国赢得了一种特殊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岐山的政治家们在关中平原以南最值得倚仗的强援。《牧誓》八国，以庸居首，足见周武王对庸国的重视。后来到春秋时期，庸国得与巴国并列，成为一方诸侯：
“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于巴，巴接于蜀，此春秋时代之大较也。”
——（《华阳国志&；#8226；巴志》）。
春秋时期的庸国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是巴国的东北屏障，但同时也成为秦、楚之间的必争之地，此后终于在大国角逐中成为牺牲品，于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
庸国以南，就是“濮”。
“濮人”也是巴人。“濮”又称“百濮”，一直活跃在大巴山脉和江汉之间，民族学家将“百濮”与“氐羌”、“百越”并称，视其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种群。孔安国说“庸、濮在汉之南”，西晋杜预说“建宁郡南有濮夷”，说的都含混不清。
历史上巴与濮往往互称。在巴人建立的巴国，被统治者最基本的民族成分应该是濮。“百濮越过巴山以‘巴人’作为统称进入中原”（张良皋《华夏宗源新探》），巴人与濮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底是濮中有巴，还是巴中有濮，如今已很难辨明。《牧誓》八族中虽然没提巴人，但以“濮”殿后压阵，似乎就是对“巴师”的某种注解。
“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汉&；#8226；扬雄《蜀都赋》）
“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西晋&；#8226；左思《蜀都赋》）
“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西晋&；#8226；杜预《春秋释例》）
大致看来，濮地可能在蜀国东面的巴方附近和三峡、荆襄、夷陵一带，包括汉水以南和清江、澧水流域，向南或许还延伸到武陵山区。这里范围很广，人口很杂，历史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但只要把它与巴、楚关联，就有章可循。
至于江汉平原一带，先有三苗控制，接着巴人在此扩大影响，其后虎方扬威于商周、百濮散居在各地，最后才逐渐脱离巴方，沦为楚地。朱俊明先生认为“古荆为巴”，是很有道理的。公元前700年前后楚人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是占了濮人的地盘起家的。濮人是否立国并不重要，但后来楚国的大片国土，基本都来自于濮。
“楚熊通……自立为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8226；楚世家》）
可见，楚脱胎于濮，濮共生于巴，濮人和楚人的基本群众都是巴人。
楚人立国之初，“濮在楚西南”。当时关中平原上的周王远眺南国，心里喜滋滋地想：“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8226；昭公九年》），此时的濮人尚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楚国渐强，濮人的生存空间再次被压缩，终于沦为“远夷”：
“巴、楚、邓，中夏之国，惟濮为远夷耳。”（《春秋左传正义》）
“中夏”这种说法，是一种以“夏”为中心的文化认同。先周之前以“有夏”为荣，相比而言，“濮”不仅是“夷”，而且是“远夷”，明显已被疏远。濮人从此淡出中原文明的视野，不再引人注意。
略有争议的是“彭”。
彭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