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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巴方-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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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唐&;#8226;房玄龄等《晋书&;#8226;载记第二十&;#8226;李特/李流》)

  “跪而射之”——而且是先“立”后“跪”!

  试想,当时弓的制作还十分原始,“弓者,揉木而弦之以发矢”,在烤弯的木棍两头绑上动物筋腱就是弓了,其长度几乎和人等高,一般需站姿才便于观瞄和发力,命中的精度也更高。务相采取跪姿发射,是很不方便而且也没有必要的。《晋书》写到这里,似乎话中有话。我们不妨大胆想象:廪君这一“跪”,是否也眼中含泪、心中有愧呢?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盐水神女,做梦也想不到务相会有如此绝情的举动。利箭穿心,这位痴情的女子迅即香消玉陨。突如其来的变故,沉重打击了盐阳守军的士气,随着主帅陨落,盐阳一方的防御顿时土崩瓦解。在溃逃的人群后面,廪君率领的勇士们如影随形,兵不血刃,迅速占领了盐阳的各处要塞。

  “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晋书&;#8226;李特载记》)

  廪君杀死盐水神女,如果只是为了抢占她的地盘,然后取而代之,那么仅仅凭他背叛爱情这一条,可能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记住他。但廪君到底没让人们失望——有了盐阳这块根基,廪君没有停留,随后在“夷城”这个地方,建立了巴国最早的政权:“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湖北省考古队的王善才先生以雄辩的文物资料证明,夷城就在盐阳下游不远、以早期巴文化遗址——香炉石为中心的渔峡口一带。后面的故事,《晋书》、《世本》、《水经注》和《后汉书》所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后汉书》和《水经注》简略交待了一下廪君与*的渊源:

  “……廪君死,魂魄世为*。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后汉书&;#8226;南蛮西南夷列传》)

  《水经注》和《长阳县志&;#8226;古迹》(道光版)互为印证,都提到过一件事:廪君死后,葬在夷城的“*垅”。这就是后世巴人“*崇拜”的由来。廪君曾经活动过的湖北清江流域,很可能就是后来商周时期“虎方”。

  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但自从1951年印度发现首只野生雄性*以后,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人工繁殖了二百多只*,它们都是当初那只孟加拉虎的后代。研究表明,动物界的白化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连人都不例外,是动物体内酪氨酸酶因遗传原因缺失、无法合成黑色素所致,罕见而已,并不神秘。*不过是虎的白化变种,除了视之为国宝的印度以外,如今越南、泰国和国内的南京、沈阳等地动物园里都有。古代中国南方丛林中曾广泛存在的华南虎种群中,应该也不乏白化的个体。

  这种一经出现便在自然界无所遁形的动物,为了生存而变得异常凶猛。相对普通老虎来说,因其稀少,更显尊贵,常常被认为是天降灵瑞,在中国古代要么被视作“瑞兽”,要么被视为“凶神”,寻常百姓是又爱又怕。远古时候,*可能偶尔在巴人活动的区域出现,将它尊为廪君化身,颇能彰显他的威仪。过去,巴人聚居的地区围绕*还常常举办大型祭祀活动,只是最初的祭祀活动残酷而血腥,动辄杀人,民间称之为“还人头愿”,直至宋代才被朝廷明令禁绝,改人祭为牲祭。

  中国古代,人们通常用青龙、*、朱雀、玄武四种莫须有(不能说没有)的动物,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是四象之一的西方之神;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中,*被视作西方神兽,象征着威武和军队。这些文化现象极有可能和巴人有关,因为廪君建立的巴国,就位于中原文明的西南方向。也许,从廪君死后开始,*就作为巴方的形象标志,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也有过例外。《史记&;#8226;天官书》提到“东宫苍龙、南方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本应为“*”的地方却写着“咸池”。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古文“咸”通“盐”,这里的“咸池”和清江边那个埋葬了神女的盐池,会有什么关系吗?

  ……又是一团云雾,乍似清楚,实则迷罔。云遮雾罩的巫山神女,似乎无处不在。 txt小说上传分享

曾经沧海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描写巫山最著名的诗句,是唐代元稹的《离思》: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唐代的诗人至情至性,这首诗也是这样。尤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句,语言幻美,意境朦胧,情思荡漾,脍炙人口,既是描写爱情的绝唱,又是人生经历的箴言。元稹曾被贬至江陵,他应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鄂西这一带的文化素材。

  时间和江水一样,静悄悄地向前流淌。“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的神女,在云雾中留下一双哀怨的眼睛,注视着廪君和他新建的方国。

  山中无甲子,寒暑不知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听得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喧闹,终于有人忍不住爬上高山之巅,去远眺山外的风景。这一望不要紧,他惊奇地发现,原本贫瘠的黄土高原,此刻已是旌旗遍野,风云突变。

  此时的黄河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竞相圈地。蓄势已久的炎黄二族被推到风口浪尖,文明的发展正在加速。炎帝和黄帝经过阪泉大战结为同盟,已开始建立中国最古老的城邦。

  传说中同为少典氏后裔的炎帝和黄帝,其实是秦岭以北两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封号,并非我们想象中具体的某个人物。史家认为,炎帝部落存在的时间更长,《易&;#8226;系辞》疏引《帝王世纪》:“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大约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两千多年间,这一支部落的首领都称炎帝。

  到了帝榆罔时期,位于山西运城附近的蚩尤部落开始崭露头角。蚩尤就是少年鲁迅读《山海经》时看到的那个“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其实“蚩尤”也不是某个人的姓名,仍是称号。在有些版本的传说里,蚩尤又被视为南方三苗人最早的首领。

  据说蚩尤也是炎帝的后裔:“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8226;蚩尤传》)。已经抱成团的炎黄部落开始垂涎蚩尤所拥有的解池盐源和晋南铜矿,于是找了个岔子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蚩尤战败,被五马分尸,山西的“解县”和“解池”也因此得名。逐渐统一起来的北方炎黄族群,开始向南扩张他们的势力。

  当初巴务相占领盐阳以后,似乎过了不久就“君乎夷城”,从此偃旗息鼓。这让一些人十分遗憾:廪君为什么不组成强大的军团,冲出群山,纵横四海,做一个史前的成吉思汗,让后世的巴人也跟着风光风光?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廪君时代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是一片权力真空,任谁胆子大,就能打天下,其实是大错而特错。

  我们来看看那时长江中下游的情形。

  当时的江汉平原一带,已经是三苗族的地盘。三苗是传说时期的南方氏族部落集团,分布在“江、淮、荆州”和“左洞庭、右彭蠡”之地,是巴人的近亲,是后来南方苗瑶民族的先民。由于三苗和巴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以至于不少学者在阐述广义的巴人时,也把三苗纳入其中。顾铁符等人认为,巴人本来就是三苗的一支。从早期农耕时代开始,自炎黄二帝到尧舜禹汤,三苗不断与北方武装对抗,双方势同水火。

  尧舜禹三个时期,对付三苗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最初是硬干——帝尧时期,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三苗族生活在今湖北北部的丹水流域,首领叫驩兜,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在丹水岸边大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

  帝舜时期,三苗南移到江、汉一带。“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郭璞)。帝舜击败了不愿臣服的三苗,为根除隐患,还把他们移民到边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使之远离故土。和尧相比,舜以土地换和平,策略有所进步,但做得不够彻底,三苗大部仍退至南方地区。帝舜穷追不舍,终因水土不服,死在湖南苍梧。

  到了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部落再度发展起来,帝禹再次率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征讨。战前,帝禹率众誓师,激励士气,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8226;兼爱下》),然后与之决战,大败三苗。“三苗”的称谓从此消失。 

  尽管史前的南方在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上并不落后于北方,但根深蒂固的王化思想,却让古人形成了明显的民族歧视。古代中原对外族的称谓,一开始还是很规范的。《礼记&;#8226;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吕氏春秋&;#8226;召类》中说,“尧战丹水以服南蛮”,可见所谓的“蛮”,就是指三苗、巴人和南方的土著。

  到了后来,所谓“蛮夷”的概念越来越混乱。三苗和巴人,连同所有南方化外之民,都被北方“礼仪之邦”统称为“南蛮”。看看字典上对“蛮”的定义,其中包括“粗野、凶恶、不通情理”,是“野蛮”的简称。对于巴人,先是和三苗一起被称作“蛮”,中间一段时间直接称“巴”,秦汉以后则又常常称之为“夷”。

  古代的巴蛮二族虽然在汉水和荆襄互有交融,但大体以汉水为界,巴族固守汉水以西和以南的山地,三苗则盘踞在江汉平原,双方各有其势力范围。廪君冒冒失失冲出河谷,无异于以卵击石。选择在蛮荒山野白手起家,寻找生存之道,倒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们甚至怀疑,历史上这些被统称为“南蛮”的早期巴人和三苗,为了对付步步紧逼的中原势力,彼此之间应该有些心照不宣的默契,暗底里或许还有物资和情报的往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到了夏禹时期,巴人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足与三苗抗衡的力量。而此时大禹对付三苗的手段,也隐约有了一些远交近攻的味道。“远交”的对象,就是巴人。 

  其实在很早以前,北方文明就对长江上游以岷江为中心的古蜀国,以及长江中游以三峡为中心的古巴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黄帝时代开始,南北之间就已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曾有记录: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史记&;#8226;五帝本纪》)

  “西陵之女”的娘家,有人说在西陵峡一带,也有人认为在四川省的盐亭县,距嘉陵江中游的阆中不远。嫘祖的两个儿子,一个居若水,一个居江水,都和巴蜀有关,二儿子昌意再与蜀山氏联姻,更是亲上加亲。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三的南方血统。难怪后来就连清高的屈原也未能免俗,顺着这条线索把自己的身世和黄帝一族扯上关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对巴国的怀柔和渗透,到帝舜时代也没有间断,甚至还派他的儿子无淫去当了卧底:“有琶裰鬯瓷抟蹬处。是谓巫琶瘛!保ā渡胶>�&;#8226;大荒南经》)后来,因治水而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禹,也注意到巴蜀这两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试想,如果能使新兴的巴国为己所用,就等于在三苗的西方山岭和江水上游伏下了一招杀棋,在将来征伐三苗的战役中形成钳形攻势,大大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聪明的大禹随即在重庆娶了涂山氏为妻,也做了巴人的女婿,不费一兵一卒,就与巴国结为盟友。

  “……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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